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身体处于盲目的发育阶段。我对身边的小女生一点也不感兴趣。我的心理几近于一种蒙昧的状态。我的兴趣大多时候放在课外阅读上了。
父亲带我去买过小人书，但次数不是很多。后来我就自己去了。
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去书店里的小人书专柜前看一看。我上课的时候总是坐卧不安，老想着书店里会进回新的小人书。活动时间一到，我就拼命往书店跑。出了校门，工农街的尽头就是书店，来回跑一趟很紧张，有时还误了上课。老师不让我进教室，人便只有站在门外。
父亲不在生产公司上班了，他调到了外地工作。
我记得有过这样的一件小事。父亲要走了，我一直跟在他的身后。在去车站的路上，一定经过书店门口，我会央求他给我买一本小人书。如果在平时，父亲多半不会答应。但在这时候他答应了我。
只是不巧，我们到了街里，仍看到书店的门还没有开。我很沮丧，父亲便安慰几句，说下次回来给我买。于是，我和他就分了手。我以为自己的要求落空了，心里有点难受。但就在我刚刚走过街拐角的时候，竟然又听到父亲那熟悉的喊声：兵兵——！我回头去看，父亲在招手，并且还向书店一指。我发现书店的门刚刚打开了。真可谓来的早不如赶的巧。
那次，父亲招呼我的声音听来格外亲切，因为我得到了一本梦寐以求的《渡江侦察记》。
渡江侦察记
小马吴老贵
出了门就放臭屁
一下能把敌人崩个十万八千里
我看不起身边的那些女生，尤其是猞猁。她们目中无人，让人觉得她们愚不可及。猞猁上课还常常捂着鼻子，老师问个究竟，她便说我的坏话。
我虽然是个喜欢看打仗电影的好战分子，常常为自己生长在和平年代里懊悔不已。我其实有点像是叶公好龙，因为我晚上连茅房都不敢去。
父亲说你这样还当兵打仗呢，怕是枪一响就吓得拉屎尿裤子了，而且准定是当了叛徒。父亲欣赏毛主席的一句话：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奶奶也说，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但猞猁让它变成了现实，让我一夜之间变成了众矢之的的纸老虎。
我不仅在炮子那里受欺压，甚至在女生那里也抬不起头来。猞猁骂起人来像唱歌，我根本无法还嘴。那首《女人是老虎》得以在９０年代里风行一时看来决不是偶然的事情了。当时，我和猞猁常常在课堂上就忍不住争吵起来，然后是对打。结果是被老师拉出教室，两人这一下不吭气了，大眼瞪小眼，但仍是谁也不服气谁，互相吐唾沫，你捶我一拳我蹬你一脚。
有时，我的脸上会被猞猁抓出几道血痕。我的反应总是比她慢半拍。她说我是猪脑子。许多男生说，我不是猞猁的对手。我一点也不服气，便继续向她进攻。男生在一旁看热闹。我已没有了退路。这一次，猞猁没有抓我的脸，并不是她对我有了什么恻隐之心，而是改变了进攻的策略。她冷不防抓住我的手就咬了一口，那动作十分快捷，既准又狠。我的手背上出现了一圈牙印，血很快就从印痕里渗了出来。我一点也不感到疼痛，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和害怕。我的两腿发软，人一下子就像死狗般地瘫软在地下了。
我……我，我——要告诉老师去——！
那时，我的声音里已经带上了哭音，而那只血淋淋的手却抬了很高，如同一面胜利的旗帜。
我要求老师主持公道，但往往适得其反。老师总是偏三向四，何况猞猁经常是恶人先告状，不仅血口喷人，颠倒黑白，而且没理也要占三分。我结结巴巴，是一副理屈词穷的样子。老师看到我血淋淋的手之后，便只有当和事佬，各打五十大板。我当然不服气，事后对她说，看让我哥哥来收拾你吧。我其实没有哥哥，只是吓唬她罢了。我手上的伤口是贴了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纸条来止血。因为老师那里没有红药水。我的哥哥从来也没有在大家面前出现过一次。好了伤疤忘了痛，而我那报仇的事早已丢到爪哇国去了。猞猁说你没有哥哥，我说我有，在珍宝岛打仗去了。我说得活灵活现，连自己也相信了。珍宝岛早就不打仗了，我仍然在猞猁跟前吹牛。
我奶奶看到我的伤口，就问是怎么回事，我不说。她会去问别人，究竟是谁欺负我了。真相大白后，她认为这是阶级报复。奶奶阶级斗争的这根弦绷得很紧。她知道老师的出身是富农，以前一直体罚我，把我从办公室门外的台阶上一下子推了下去。奶奶后来就去找校长，质问：怎么能让富农来当人民的教师呢？
奶奶阶级斗争的弦一直绷得很紧。老师教学生哪能有这样教的？这是军阀作风！我的爷爷曾经是当地的一位老县长，在50年代的家乡可以说是远近闻名。多年之后县里的一个退下来的宣传部长说起我的爷爷，仍是赞叹不已。人性好，有群众基础，可惜文化不高，是一个工农干部！奶奶也常说，芽（你）爷爷只念了一冬夜书，就扔下受苦的扁担，跟了陕北过来的共产党，后来是游击队，碛口镇还当过镇长，去县里时镇上的老百姓夹道相送 。唉，芽猴们（孩子们）没福气嘛，芽爷爷死得太早！
我是爷爷死的第二年出生的。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县里正在征兵。奶奶给我起的名字里便有了欢迎新兵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