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有蹲在卫生间里的马桶上，才会有清醒的思考。通常，我总是显得很麻木，也很懒散。我天天在虚度年华。因为，我总觉得，人也许无法改变既成命运和现实对他（她）自身的限制与规定。我喜欢蹲着。据说，当年陈永贵就喜欢圪蹴（蹲）在沙发上接见外宾。我虽然是一个流民，但常常在北京忘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我遇到过很多老板，他们总是一次次以那种最牛Ｂ的方式，来提醒我，别忘了自己寄生虫的身份。这二者之间的差别，类似于城乡之间的剪刀差。我常常就忘记了这一点。除了他们的提醒以外，还有警察叔叔的例行公事。人与人之间一出娘胎，就分门别类地归了类。无论是光荣，还是耻辱，都有了一个看不见的标记。
一年被蛇咬，十年怕草绳。我那次因为倒污水交不起罚款还强词夺理，在挨过警察叔叔的重拳之后，便老实巴交了许多，改邪归正了许多。就现在的情况看来，很难预料下一步会怎样。如果不打工，你一定会很惨，比卡夫卡笔下的饥饿艺术家还要更惨。你每生活一天，都应该感谢自己身边的那些救命恩人。
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２日，我在北京师大见到了老牧。他已是某家生活周刊的主编，未婚妻还是一个北京女孩，两人准备在人民大学附近的青年公寓安营扎寨，而我一直是单枪匹马、居无定所。更确切地说，那天，我们是在师大的北校（原辅仁大学旧址）见的面。那里艺术系所在的后花园，曾经姜文带剧组拍过外景，是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宁静主演，由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改编的。电影拍好后，曾经在师大的操场上放映过。我比预定的时间提前了多半个小时，心里有点慌，也有点浮躁。老牧陪着我喝了一瓶啤酒。我知道自己没有多少讲课经验，肚子里面空空如野，但海报上显得虚张声势浩大空前。
因为我找不到适合自己口胃的食物。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不会这样惊动视听，并像你和大家一样，吃得饱饱的。
而现在，我和卡夫卡一样，何况学生会的同学们非常热情，负责人是太原人，其中还有德良、旺子等人，还有几个中文系的老师也去了。大家对我的演讲寄予了很大的厚望。那天晚上，我讲了一些什么，已记不大清了。我有些手舞足蹈、忘乎所以。
那个叫离石的小城，也许就是里尔克笔下的村庄。山西朋友马明高在专门写给你的文章《永远的忧伤》里写道：
读着里尔克和荷尔德林，李迎兵离开深深的吕梁山，只身来到了北京。
马明高还说：你还是再去北京吧！外面的世界是适应你的。你在北京是忧伤的，可你在吕梁山却是痛苦的，因为深深的吕梁山与你是格格不入的。
在这里，你始终是诚惶诚恐的。你对所有的老师和朋友心怀感激。多少年来，是他们使你在北京没有丧失最后的信心。你不想在这里说这样的话，害怕变成感谢信之类的东西，就没什么意思了。不过，你觉得仍然得感谢《温柔地带》里的老板和大白菜的生活原型，尤其是编发这个小说的刊物《滇池》和小说责任编辑张庆国老师……
你磕磕碰碰地走出了最初的困境。你承认自己一开始有些底虚，也承认自己的脑子里说不定是进了水。你也许比不上久经考验的老牧。你在吕梁师专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你怕自己把这一切给搞砸了。你很会搞笑。这次形势要比上次在政法大学严峻，台下有一个很厉害的男生不断地提问，而且据说是艺术系的研究生。在走上讲台之前，你就看到校门口站着的一个保安，竟然条件反射地浑身抖嗦起来。你那时心想，你小子也只有在这里背水一战了。没有退路了，你不可能再退回到原来出发的地方，否则会让大家笑掉大牙的。台子上，你脸上的油彩和光环，要比安徒生笔下的皇帝的新装还要更滑稽可笑。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你不想招摇撞骗也没有办法。
狼牙说，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老牧说，这小子纯粹放屁！或许，正像柯丹所说的，我的虚荣心太重，确实身体需要补一点钙。也许在很多时候，我根本就无法控制住自己。生活差不多让人快成一个怪物了。我总是需要别人的注意和关心。我得挺住！
那一段时间，柯丹爱和我开玩笑。她说在讲台上谁都可以夸夸其谈，但这并不是你的长项。我把别人的直言不讳当作耳旁风。我不喜欢较真，而她不然。她喜欢戏剧和安徒生童话。一次，她和远在杭城的老公通话。她听不清里面的声音，可能是那边的信号不好。她便在这边生气地喊：快快把你的手机扔了吧，扔到大街上砸了吧！她的声音很好听，几乎像唱赞美诗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