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刑警说得对，要当好一个刑警，就看年前这几天了。刑警队要是部队，这几天就是大兵压境；刑警队要是学校，这几天就是面临大考；刑警队要是封姑沟，这几天就是龙口夺食。
临近春节，刑事犯罪分子就像能掐会算诡计多端的敌兵，等得了天时地利，发起了最后总攻。政府机关充实警卫，金融机构戒备森严，公共场所提高警惕，内部单位加强防范。电视上《终点站》栏目一遍遍地提醒观众：春节临近，注意安全。可是，总有狡猾的犯罪分子，不论人多势众还是势单力薄，不论光天化日还是月黑风高，他们气焰嚣张，贼胆包天，撬门扭锁，明抢暗盗，坑蒙拐骗，杀人越货。案件频发，刑警们整日如箭在弦，枕戈待旦，脑汁搅尽，双腿跑断。蒋刑警说，现在的贼不如过去的贼了，过去的贼逢年过节还会打点行李，还乡省亲，现在的贼却是放弃节假日，长年在一线。刑事案件居高不下，自然影响了破案率。没有人再说“狡猾的狐狸逃不过猎人眼睛”这句话了，临近过年，狐狸成群地跑出，而猎人的眼睛只有两只。
每天都有新的挑战，却是让我如鱼得水。我很少再被叫去干那些抄写公文打扫卫生的事了，而是常常独当一面，替换那些熬了夜、出了差或是家中有了事的刑警们，去干一些更高难度的作业。我可以勘查某个四处是血的现场，最终在血泊中大胆地怀疑有一处是罪犯的血；我可以踹开某个黑屋子，用警棍指着罪犯，再熟练地给他戴上手铐；审讯时，我还可以用一只手或一本书在桌子上拍出很响的声音，然后用更响的声音质问嫌疑人：你说不说！我自认为我的行为和思维已经脱离了学生气，可指导老师们夸我的同时还在笑我：到底是个学生！
和我一起担当了重任的还有我的四个同学，但我敢保证他们没有我积极。我每天出出进进还要留心浩志的——知道浩志没有回家让我坐卧不安疑神疑鬼，流窜作案比例的上升更加重了我对浩志的担心。而我的同学除了想感受刺激，或是想获得一个好的实习鉴定外，并没有更多的顾虑。
记得祭灶那天，我一共出了六个现场，三个入户盗窃的，三个入户抢劫的。还有两个拦路抢劫的顾不过来，是由派出所处理的。
那天还有个“12·30”抢劫杀人案，蒋刑警还带着我们一起调查了一条线索。“12·30”也是怀疑流窜犯作案的。目击者称案犯为两至三人，二十二三岁，头发凌乱，衣衫不整，样子像是外地民工，专案组自然把侦查范围划定在外来务工人员身上。蒋刑警说，陈家寨村前是个劳务黑市，我们到那里看一看。
我们到了陈家寨的门楼下，已经是下午四点，卖工人员所剩不多了。蒋刑警刚刚将警车停住，民工们便四散着要跑，蒋刑警一声断喝，他们又大都折了回来。我暗自佩服蒋刑警的嗓门，并且快速在人堆里扫了一遍。我没有看到浩志的影子，便赶紧下车，协助蒋刑警控制局面。我统计了符合摸排条件的民工人数，总共二十三人。我取出纸笔，正要记下每个人的基本情况时，蒋刑警说，不用记了，全部带回刑警队。我听见几个民工说他们是有暂住证的，还有几个民工说他们刚刚路过这里，另有一个民工说，陈家寨村死了人，他是赶来帮忙的。我探头一看，陈家寨的巷子里，的确搭着一座灵堂。蒋刑警却说，你口音是湖北人，却在这里帮的什么忙，带走！民工们的口音的确五湖四海，可他们的样子却都像封姑沟人，我就犹豫着下不了手。这时候，蒋刑警已经挡了两辆货运小面包，二十三个民工就被装进三辆面包车里，拉回了刑警队。
二十三个民工像一队溃不成军的士兵，低着头进了西城分局的大门。蒋刑警吆喝着快点快点，我犹豫着自己是否也要吆喝的时候，一个同学从值班室的窗户探出头来，喊我，王来志，电话！
我当是李金枝的电话，却是我舅舅打来的。舅舅言语中流露着关爱，他先是责备我假期也不给他打个电话，而他打过来几次我却都是忙着的；然后跟我商量，要不下学期联系个法院实习算了。我说不了，我公安业务还不熟呢。舅舅在电话里就哼笑了一声，说，今天已经是祭灶了，你宽志叔过年来不了，却趁着祭灶拜年来了。晚上咱家一起坐一坐，你也过来。
我想给舅舅更正我是把宽志叫哥的，却没有说出来。我说，舅，晚上我怕去不成了。刚刚带回了二十多人，我要给他们作笔录，排除作案时间，还要给他们打指纹，再跟现场指纹比对，不知道会到几点的。
舅舅又哼笑着打断了我，说工作要紧，然后叫我注意身体，并让我过年一定过去，一家人还要坐夜呢。
二十三个民工蹲坐在分局大院里，蒋刑警把他们分成五组，接受我们五个实习生的调查。蒋刑警说他有事要出去一下。蒋刑警的“事”总是跟一些烦琐的工作同时出现，我们见多不怪。不仅不怪，我们还有些猴子称大王的感觉。
我笔录记得很慢，北京的同学跟江苏的同学都开始打指纹了，我第三份笔录还没问完。我有个毛病，询问农民工的时候总是很啰嗦。问案的同时，看着农民工们满是皱纹的脸或者满是皱褶的衣服，我还要问他们当年的收成，问他们家中的老小，问他们掌握的手艺跟寻下的活路。要是对方来自湖南，我还要问他那里今年有没有水灾；要是来自四川，我还要问他那里有没有移民；要是来自山西，我还要问他那里有没有小煤窑；要是来自陕西，我还要问他那里有没有买卖妇女。我有意无意总把这些农民工们跟封姑沟人拉扯在一起，甚至我还问这些卖工者，在他们打工的时候，有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后生：十五六岁，镇北口音，身体敦实，不爱言语……
夜幕降临，蒋刑警又回来了。蒋刑警手持手机，接听电话，东张西望，一脸烦躁：
……这么晚了，哪来的警力，我这里“12·30”还在问人呢！
蒋刑警接着电话，样子委屈又无奈，我就知道又有新案子了。这时，电话里隐约传来孟局长的声音，“12·30”你先放一放。东城区这个案子比较急，据说死者还是咱西城的一个人物，你带几个学生先协助一下。
我目不转睛盯着蒋刑警，我神情亢奋收拾着笔录纸。我意识到，有一个“规格”很高的案子，将和“遇见一个好案子不容易”的我们激情遭遇。
果然，蒋刑警挂了电话，烦躁地说，收拾收拾，抓人抓人！
我把所有作好的笔录收起来放在一起，再把所有捺好的指纹收起来放在一起，然后把所有的审查对象——作了笔录的跟没作笔录的，捺了指纹的跟没捺指纹的，集中起来，交给了几名保安。
东城分局来了三名刑警。他们显然是刚刚经过了艰苦的工作，一个个眼圈青黑，精神委顿。但瑕不掩瑜，三名刑警依然神情机智，语言清晰：
昨晚，也就是祭灶的前夜，东城区书简巷发生一起持刀杀人案。经调查，死者系我市西城区优秀企业家、陈家寨村村主任陈民娃同志。经现场走访，案发当晚，陈民娃做东，同几个上级领导，还有省海天房地产开发公司老总任海天一起，在书简巷“醉不归”酒店用餐。晚十点多，陈民娃送走了领导，送走了老总，本来可能是要开车回家的，可或许是想撒尿，或许是想吐酒，总之陈民娃鬼使神差就绕到了酒店的后面。这时候，惨案发生了，陈民娃一声没喊就倒在了血泊中。陈民娃的尸体在酒店的后面躺了一夜。案犯心狠手辣，手法老到，一刀就刺穿了陈民娃的颈动脉。现场留下了案犯的一枚血足印，还留下了一张纸条，上写“跟我联系”四个字，纸条上还有一个电话号码。
东城分局的刑警说，现场留下的电话号码他们已经查过了，机主就是陈家寨村的陈选民。因此，这个陈选民，极有可能就是此案的犯罪嫌疑人。
云遮星月，霜冷大地，正是抓捕嫌疑人的大好时机。终于碰上一个不是流窜作案的案件，我的心里毫不紧张，只有兴奋。我拨通了李金枝的电话。我答应过李金枝，一有城里人作案的典型案例，就立刻通知她，我们要让《终点站》栏目里点缀上城市犯罪分子的面孔。
东城分局的刑警们介绍案情的时候，我就已经猜到了，白天在陈家寨村见到的灵堂，应该就是这个陈民娃的。这会儿，在派出所片儿警的带领下，我们再次来到陈家寨村时，又见到了这个灵堂。灵堂设在路的中央，花圈似海，哭声如浪。灵堂的后边，是一座更加宏伟的楼房，层层迭起，俯瞰四方。毫无疑问，这是死者家的楼房。灵堂与楼房，一明一暗，一高一矮，对比呼应，相得益彰。街道两旁，三步一标语，五步一横幅，有的表达愤怒，有的寄托哀伤，有的写向警方要凶手，有的说化悲痛为力量。片儿警说，陈民娃的灵堂，从早晨一直搭到了晚上，而且据说如果捉不住凶手，家属们还会把灵堂搭过百日，搭过周年，直到陈民娃沉冤昭雪，含笑长眠。
事关重大，我们必须小心翼翼，既不能惊扰了群众，更不能让事态升级。于是我们也都作出奔丧的样子，哭丧起脸，从哭丧着的人群中穿过。我们自认为蹑手蹑脚，胆大心细，但还是让更为心细的村民们注意上了行迹。当我们包围了陈选民家的院子时，我们身后也包围了许多的村民，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有的暗自啜泣，有的窃窃私语。
顾不了那么多了。蒋刑警给我使了个眼色，我便像离弦之箭，倏地射到陈选民家的门楼前。我已做好了翻墙的准备，可却忽然发现，陈选民家的大门不过是虚掩着的。我为自己不能英勇地翻墙擒凶而失望，失望之后又有些不知所措了。
门没锁。我对蒋刑警说。
门是没锁！
一扇大门哗地打开了，走出来一个男人。男人五十岁上下，黑上衣，黑裤子，上衣跟裤子已经很旧，却是熨过了，平整地贴在身上。男人脸色苍白，却泛着笑意，眼圈浮肿，却目光炯炯。男人一手提着个鸟笼子，笼中的鸟儿惊恐地扑棱着，另一只手很响地拉开另一扇门。
门是没锁。男人重复着，放下了鸟笼。男人把一双大手平平地伸展在我的眼前。
陈选民！
管片的民警认出这个男人就是陈选民。陈选民伸出的大手又在告诉大家，他就是杀害陈民娃的凶手。此时此刻，一只手铐就提在我的手上，我却忘了把它举起来，铐在眼前这双缴械服法的手上。实习以来，狡猾的罪犯也罢，凶残的罪犯也罢，逃跑的罪犯也罢，反抗的罪犯也罢，我都没怎么怕过，可眼前的罪犯，反向思维，出其不意，主动把他的双手递向我的手铐，却让我茫然无措，心中发虚。
孩子，来吧。陈选民冲我笑着，手几乎触到我的铐子。
他竟然在称我孩子！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我心生怒气，可还是没有主张。
陈选民，你不要太张狂！
蒋刑警的大嗓门打破了沉闷的气氛。东城分局一名刑警冲上来，扭住了陈选民的左胳膊，我想过右胳膊该是由我来扭才合情合理，可我还是愣着，没有动。蒋刑警看到了我的异常，他眼疾手快，冲上前来，扭住了陈选民的右胳膊。两只胳膊被四只有力的大手抓紧了，重新递到我的眼前。
我听到身后的人群喧嚷起来。我还听见一个女生在喊我的名字，回过头，李金枝正站在潮水一般的人群中。李金枝冲我挤眼，并且耸了耸肩上的摄像机。
我给陈选民戴上了手铐。
人群中出现了几个愤怒者，连哭带叫扑向陈选民。一个男人要来抓陈选民的脸，被片儿警喝住了；另一个男人举起汽车摇把，又被东城刑警挡了回去。然而陈选民的双手被我拉着，终究留下了破绽：一个披麻戴孝的女人——想是陈民娃的婆姨吧，一声咆哮从人堆里扑了过来，一把捏住了陈选民的下身。陈选民微笑的脸立刻缩成了一枚干核桃。蒋刑警急忙喊我，小王，快把人拉上车去！
东城分局的警车早已开了过来，而我却费了很大的劲才把陈选民拉上去。身后的人群，大部分还站在原地，目送警车，挥手致意；小部分奔向陈选民的家，横冲直撞，扑天抢地。我看见陈选民家的门扇被人卸下，扔到了街道上；我看见陈选民的鸟笼子抛向了空中又重重地落下，摔散了架。笼中的鸟儿晕头转向，不等明白了自由，已经被人踩杀。我还看见李金枝有了很好的题材，却是忘记了拍摄。李金枝肩上的摄像机换到了手上，倚墙而立，呆若木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