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恐惧心理所占的位置要大于希望，他们心中想得更多的是害怕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抢走，而对于他们生活中以及他们所接触的其他人的生活中所创造出来的，相比之下，就想得少了。
我们的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
有些人的生活，对自己、对朋友和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有益的，这些人得到希望的鼓舞和欢乐的帮助。他们知道世间可能发生的事情以及如何使这些事情成为现实。在私人关系上，他们不是惟恐失去人们的爱戴和尊敬，而是全心全意地爱戴和尊敬别人，相信不必乞求，报答自然会来到。在工作中，他们不是常常去妒嫉竞争者，而是关心那些要做的实事。在政治上，他们不为维护本阶级、本国家的不公正的特权而浪费时间和精力，他们的目标是使世界增添幸福、减少残酷，使贪婪敌对团体的斗争日益减少，使不受压制、能自己成长的人日益增加。
生活中有了这种精神，就会有一种根本的快乐。这种生活方式是值得提倡的。那些找到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就会从恐惧的压抑中解放出来，因为他们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是不受来自外部的强制力量的压制的。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够排除困难、赶走怯懦而拿出勇气、擦亮眼睛，以这样的方式生活，那么就不必从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去着手革新世界了，所有那些在改革中必须做的事情都会通过个人道德的革新而毫无阻碍地得到实现。如果想推翻恐惧的统治，对普通人来说，仅仅教他们鼓起勇气，对灾难持冷漠态度是不够的。消除恐惧的根源是很必要的，这样才能使不成功的人从烦恼的感觉步入一种美好的生活，并减少可能加在那些不善于自卫者头上的伤害。
当我们去思考生活中的邪恶时，可以大致地将它们分为三类。第一类属于物质的性质，如死亡、痛苦以及使田地难以生产出粮食就属于此类，这类我们叫它“物质的邪恶”；第二类属于受难者性格上的缺点或是他们的自然的嗜好，如愚昧无知、缺乏意志以及暴烈的脾气，这一类我们可以叫它“性格的邪恶”；第三类属于个人或集团压制其他集团的权力，这不仅指那种明显的残暴专制，凡是那些无论是用武力或者用精神上的影响去干涉别人的自由发展都属于此类，这一类可以叫做“权力的邪恶”。一种社会制度就可以根据这三种去判断它的好坏。
以上三种邪恶没有严格的界限。单纯的物质的邪恶是有限度的，但我们绝不能认为已经达到了这个限度。我们不可能战胜死亡，只可以不断地通过科学使生命得到延续，并使绝大多数人能够长寿；我们不可能完全解除痛苦，只可以无限地减少痛苦，并使所有人能够健康地生活；我们不可能不劳动能使大地结出丰硕的果实，只可以不断地减少劳动量并且改善劳动条件。性格的邪恶常常是物质的邪恶的一种病态结果，更常常是权力的邪恶的结果，权力的邪恶随着那些掌握权力的人的性格的邪恶以及无权力的人的物质的邪恶所产生的恐惧而愈加强烈。由于这些理由，三种邪恶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然而广义地说，我们却可以将灾祸分为：一种是由物质的原因产生的；一种是由我们的缺点产生的；一种是由我们受他人支配的原因产生的。
与这些邪恶争斗的主要方法是：对于物质的邪恶——用科学；对于性格的邪恶——用教育和一个没有干预支配的所有行动力的自由的发泄；对于权力的邪恶——则通过社会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使一个人干涉他人的事降至最低限度。我们先从三种邪恶中的最后一种进行讨论，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所特别希望得到改善的。他们在对贫富不均的抗议上主要是对财富而产生的邪恶所持的见解为基础的。这一点柯尔先生做了很好的阐述。
我想问的是，什么是当今社会中我们应着手铲除的最根本的邪恶？
对这个问题，有两种可能的问答，并且我确信不少怀着好意的人会做出错误的回答。因为他们答的是“贫穷”而不是“奴役”。每天他们看到的是巨富和赤贫、高红利和低工钱这些可耻的对比，他们痛心地意识到无论私人还是公共的慈善事业调节贫富使之平均都是无效的，他们会毫不迟疑地答道，他们支持铲除贫穷。
在这个问题上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和他们是一样的。
贫穷只不过是症状，奴役才是病根。束缚与放纵达到极端，贫富不免也会随之达到极端。多数人并不是因贫穷而被奴役，而是因为被奴役而贫穷。但是社会主义却都常常过于注意穷人物质上的贫穷，而没有意识到这种困苦是基于精神上的原因。
我认为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怀疑当前制度中的权力的邪恶远远大于它所必须的，也并不怀疑这种邪恶可以通过一种适当的社会主义形式得以大大削减。少数幸运的人如今确实能依靠租金或利息自由地生活，如果在另外一种制度下，他们就很难得到更多的自由。但是绝大多数人，不仅仅是很穷困的人，还有各种雇佣工人，甚至从事专门职业的阶级，都是为赚钱谋生而做奴隶的。他们被迫拼命干活，几乎没有娱乐或从事其他消遣的工夫。所以那些中年以后退了休的人，会感到索然无趣。因为他们不知如何打发时间，而以前曾有过的工作以外的兴趣又都不复存在了。但这些人已算是非常幸运的了，因为大多数人都不得不工作到年老体衰，而且一直处于贫困的恐惧之中，稍微富裕点的担心无法使自己的孩子受教育，或是生病时得不到必要的治疗，至于那些更穷的，则时刻受到饥饿的威胁。几乎所有做工的人在他们的工作上都没有发言权，他们只不过是使老板的愿望得以实现的机器。他们在恶劣的条件下干活，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肉体上的折磨，惟一的目的就是挣点工钱。说人们的工作就像美术家一样，是一种乐趣，这种意见常常被讥笑为十足的乌托邦式的空想。
但是，这些邪恶大部分是可以完全消除的。如果使人类中有教养的人只为寻找增长自己的幸福，而不再给他人以痛苦，如果使他们能够从事于全世界共享的建设性改革事业，而不再去破坏性地阻碍其他阶级或国家的进步事业，那么现在世界的整个制度就会在一代人手中完全改变。
从自由的观点来看，什么样的制度才是最好的呢？我们应希望进步的努力朝什么方向发展呢？如果暂时抛开所有其他方面，单从这一点来看，最好的制度应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特金所提倡的：消灭私有制，废除一切国家，建设“无政府”社会。这与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差不多，但如果采用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主要原理会更易实行，因为不论什么论点都可引起争论，所以我暂且不加议论，只说看起来哪种工作的组织是最好的。
义务教育应到16岁，或者更长些，之后，是否要继续受教育，应由学生自由选择，如果愿意的话，尽可以自由地继续受教育，至少到21岁。当学业完成后，不应有一个人是被迫去工作的，而对那些不愿工作的人应得到一份微薄的生活费，并且完全听其自由。但是也许社会上应有一种强有力的赞成工作的舆论，这样，不工作而闲暇的人就会很少了。使闲暇的人在经济上过得去有一个很大的好处，这就是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意向使工作不再是令人厌烦的事。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大部分工作都是令人厌烦的，那么这个社会的经济问题就不能说得到解决了。我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有人不工作这是不合乎事理的，事实上甚至现在那些每年收入一百镑的人，十个中至少有九个是宁愿从事有报酬的工作来增加收入的。
现在再来谈谈那些不喜欢闲散的大多数人。我认为一方面利用科学的帮助，一方面解除国内和国际上大量徒劳的困扰，假定每人每天工作4个小时，就可使全社会的人生活得很舒服了。那些有经验的雇主极力表明他们雇用的工人每天工作6小时竟能等同于8小时的工作量，在一个技术教育程度比现在更高的社会中，这种趋势会更加显著。人们不像现在这样，仅学会一种职业，或是一种职业中的一小部分，而是要学好几种，这样，他们就可随着气候和需要的变更随时改行。至于各种工业内部的事情，将由他们自己管理，甚至各个分厂对于只与厂内工人有关的所有问题，都将自己解决。不再由资本家管理，而是由选举出来的代表管理。不同的生产机构间的关系将由行会会议来决定，而关于社会中某一地区居民的事件，则仍由国会来决定。至于所有国会和行会议会之间的各种争端，将由这两个机构选派人数相等的代表，组成新的机构来调节。
关于报酬，不会像现在这样只根据工作实际要求的和已经完成的来支付，将来凡是愿意工作的人都能得到报酬。这种制度在一些薪水较高的工作中已经采用，如果一个占有某一职位，那么即使他碰巧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时，也可以继续保留他的职位。失业和丧失生活的恐惧不会再发生。所有愿意工作的人是否应得到相等的报酬，或是高超的技艺是否应得到高额的报酬，则由各行会自由决定。如果一个歌唱家得到的报酬比不上舞台上变换布景的人，那么这位歌唱家也会选择变换布景的职业，直至这种报酬制度改变为止。如果出现这种情形，更高的报酬看来是很必要的。但是这种制度如果由行会自由投票决定，会更容易被人接受。
据推测，无论怎样尽力使工作适合人意，总有一些职业是人们所不能从事的。但人们可以被那些工资较高、工作时间较短工作所吸引，而不是被穷困所驱使。于是社会就会有一个强大的经济动力缩小这些特殊职业不合人意的地方。
在我们现在所想像的任何社会中，仍需要货币，或是和货币类似的东西。无政府主义者自由平均分配全部劳动产品的方法，并不能消除对一些交换价值的标准的需要，因为人们的嗜好各不相同。到了分配奢侈品的时候，年老的太太们就不愿意用她们应得的一份换取雪茄，青年男子也不会满足只得到哈叭狗。这就很需要搞清多少支雪茄等价于一条哈叭狗。一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像现在一样，付给他一定的款项，并按照需要规定各种相关物品的价值，使之得以调节。但如果用现金支付，那么人们就可以将它储存起来，到一定时候，就成了资本家。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最好发行一种通用证券，只在某一时期内有效，比如从证券开始发行时算起，以一年为有效期。这样就能使人们只为节假日攒钱，而不能无期限地储存。
将来的社会允许把日常用品和所有容易生产的，足以满足需要的用品，自由地分配给要求这些用品的人，而数量上不加限制的设想，已经有了许多评说。至于这个设想是否应被采用，我认为这完全是技术上的问题。事实上，按这个设想生产必需品，能不浪费有用的劳动力吗？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我认为，随着生产方法的不断进步，无政府主义者的这一设想，迟早可以适用，到那时，这个设想也就自然地被我们采用了。
无论已婚还是未婚的妇女，她们操持家务，也将得到报酬，就像她们在工厂中工作一样。这样就可保证做妻子的在经济上完全独立，这是其他平民所难以达到的，因为我们不应要求那些怀抱婴儿的母亲在外面参加工作。
孩子们的费用将不再由父母承担，他们也和成年人一样，能得到他们应得的一份必需品，他们还会受到免费教育。有才能的学生，将不像现在这样为了奖学金而竞争，也不会从幼年时期就为一种竞争的精神所鼓舞，或是被迫用脑过度，以致后半生精神疲惫，体质衰弱。教育将远比现在多样化，而且更加注意适合不同类型的人。对于初学的学生，应给予更多的鼓励，少给他们灌输那一套国家所崇仰的信条和知识上的惯例，我看原先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无非是帮助国家维持现状。对于绝大多数孩子来说，或许觉得走出教室，到乡村去接受更多的教育是合适的。一种具有自由精神的技术教育，对于启发他们精神上的活动远比书本上的有用，因为他们认为书本上的知识除用来应付考试外，毫无用处。真正有用的教育是符合孩子们自己的本能兴趣的，这种教育给予孩子们的知识正是他们所探求的，而不是一种枯燥无味、与孩子们的自然兴趣毫不相干的知识。
政府和法律将仍然存在，但两者的权力都将减小到最低限度。有的行动仍会被禁止，例如谋杀。但是刑法中关于财产问题那部分几乎将全部废除，而现在那些引起谋杀的种种动机将有许多都不再出现。那些仍旧犯罪的人将不再被当做罪人遭到谴责和蔑视，而将被视为不幸的人，人们把他们送入一种类似精神病院的地方，直到大家承认他们不再是一种危险为止。随着教育的进步、自由的发展、资本的消除，犯罪行为将减至极少。针对不同的犯人，我们都应实施不同的治疗方法，我们就可以认为一个人的初次犯罪也就是他的最后一次犯罪。当然这是不包括神经不健全的人和低能儿的，对他们来说，长期的不乏好意的拘留也许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