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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中国人的奴隶性已经是浸入到骨髓里面去了。每当说着这话时，说的人无不咬牙切齿，义愤填膺，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当然，也有别有用心的人，这总是排除不了的。但不管怎么样，那话的意思就仿佛我们中国人打从生下来时的那天起，血液里就带着奴性，是天生的贱种。
这个看法，基本成为社会共识了。不过，我很不以为然，极不赞成，是从心眼里表示反对的。我反对的理由也很简单，我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但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浑身充满奴隶性的中国人，相反，我认为自己还是一个很有着些血性的中国人。所以，这个共识于我至少是不适合的，当人们说着“我们中国人浑身都充满着奴隶性的时候”，话里的“我们”不应该包含我在内。
而与此同时，我认为自己又是一个没什么特别的中国人，一个很普通的中国人，是和许多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一样。推而广之，我就认为有充分的理由去觉得，许多和我一样普通的中国人，其实是很有血性的人，并无已经浸入至骨髓的奴性。因此我就想，认为中国人奴性深重，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普通中国入的污蔑。
就我自己来说，能够说出上面这样一番话，不正是表现出了一种独立思考，不盲目附和别人意见的自主的意识了吗？能够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至少不是奴性的表现。
当然，要举出普通中国人身上没有奴隶性的例子，用一句广州方言说，就是“易过借火”，很容易的。比如，最近因教材事件而闹得满城风雨的狼牙山五壮士，就是普通中国人没有任何奴性表现的代表。
狼牙山五壮士在他们跳崖之前，其实也就是很普通的中国农民而已。在八路军队伍中列队集合，是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特别的。而且，他们还真的是很农民，身上与其说是沾着奴性，还不如说是沾着浓厚的小农意识更合乎实际些。人都退到崖顶，子弹也打光了，就把枪摔断，不给别人留下来，这是多么的小农呢。本来还剩下最后一颗手榴弹，五位战士已经以手榴弹为核心，紧密地围成一圈准备自行了断。可这最后的一颗手榴弹，还是投向敌人，连给自己了断的武器也没留下，不得不走去跳崖。这样子的做法，真是小农得没法说了，但至少他们没有奴性。如果他们是奴性深重的人，早就向日本法西斯跪地投降，恳求饶命，正所谓好死不如赖活着嘛。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的表现只能用两个字来评价：“英勇”。而不可能说：“奴性”。
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他们的故事，也是许多年前读过的。现在说起来还有那么多人情绪激动，就说明有相当多的中国人是充满血性的人。当然，这也不是说在中国就没有内心充满奴隶性的人了。否则，就不会有人认为狼牙山五壮士的做法很愚蠢，要把他们的故事从教材里拿掉，按这些人的说法，是免得教坏了小孩。但这也只能说明是有一部分中国人内心的奴性深重，可一部分的中国人是不能等同于全体中国人，即使是很有代表性的中国人，也不能作这样的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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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入探究过这部分中国人身上的奴性是从那里来的，想为治疗他们的“奴性病”开道药方。但各人视角不同，出发点不同，诊断手法不同，结果得出了不同的诊断。
有的诊断认为，中华文化本身含有奴性基因；凡是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染上这种“奴性病”。因此，凡中国人都是奴性的，这是中国人的民族命运。而其中最致病的因素，是中华文化里的“孝道”观念，因为，“孝道”要求长幼有序，磨灭了人的个性，是中国人奴性的文化根源。
有的诊断则是从政治上去考虑的。这种诊断认为，中国人并不天然地具有奴性，中国人的“奴性病”不是中华文化造成。中国人的奴性，是满清二百多年残酷统治的恶果。因此，有必要清算满清王朝的反动性，不清算满清王朝的反动性，中国人始终是难以摆脱奴性。而由于满清覆灭后国内战乱不断，对满清的政治清算就一直拖了下来，此后由于考虑到民族因素，对满清反动统治的清算就没有开展起来，远不如满清王朝对大明王朝的政治清算。当然，这种政治清算针对的是统治王朝，而不是种族的，理性地看待，不能认为是民族主义，这只是历史的一贯做法。
从表面上看，“奴性病”的“文化基因”说是有一定道理。读书人大多文弱，没什么火气，对突然降临在自己身上的不公正待遇，往往没有自我保护能力，基本上就是逆来顺受。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奴才都是满有文化的，比如秦桧、汪精卫、周佛海等等，无不满腹经纶，才高八斗，真是没什么可说的，可偏偏要去当汉奸。现在有为汉奸翻案的，也是有文化的人。可见，中国人的奴性来自中华文化。
但把奴性的根源归因于中华文化的思考，未免是失之于简单化，经不起认真的推敲。因为，奴才不是中国特产，不唯中国独有。在别的国家、别的文化中，同样有奴性分子存在。著名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贵为一国之君，在二次大战期间，却是狂热地支持敌对自己祖国的德国纳粹政府，其表现跟秦桧相比，实在没什么分别，除了地位更尊贵。而这位浪漫的英国君主，连“你好”这么一句简单的中国话也不会说，更不用说是受过中华文化熏陶的。
再看看文天祥、袁崇焕、林则徐等人，他们都是中华文化名人，也都是彬彬有礼的文弱书生，深受中华儒家文化熏陶。但在他们身上，那里看得到奴性呢？其实，有许多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深受中华文化熏陶的人，更多的是充满血性。
岳飞写的《满江红》，没有几个读书人是不喜爱的，尽管不会每天都吟咏着，也不一定都能背得下来，但读着这首诗，总会荡气回肠，深为诗中的英雄气概打动。岳飞的这首《满江红》，也是中华文化的瑰丽精粹。岳飞是个奴性深重的人吗？即便他被十二道金牌追了回来，最终功亏一篑。但这恰恰表现出了他优秀的品格而不是奴性，一个军人，总得要服从上级的命令。还有毛泽东，他是个深得传统中华文化精髓的人，古籍读了不少，基本没受西方影响，他的思想，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恐怕没人会认为毛泽东是个奴性的中国人，凡是一个入，只要还是个人，不管抱怎样的政治见解，都是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的。
奴性指的是一个自由人，自动自觉地、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人奴役。有奴性的自由人和奴隶不同，奴隶的身躯被禁锢，失去行动自由。但奴性的人，他是有行动自由的，却失去自我意识，失去自己独立的思想。所以，一个奴隶可以是最没有奴性的人，而一个奴性十足的人，却能够表现得比奴隶还要卑贱。
传统儒家文化的“孝道”使人失去独立的思维能力了吗？在传统儒家文化中还有一个与“孝”相仿的“忠”的观念，“忠”与“孝”相比是更高一级的道德。中国有句古话叫“忠孝两难全”，这是说人们有时需要在“不忠”与“不孝”之间作出选择，这类选择并非一成不变，常常需要人们依靠自己的自由意志进行判断什么是“忠”，什么是“孝”的。既然行动需要自我意志判断是与非，就不能说是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能说是奴性的了。
指责儒家文化的“孝道”观念磨灭人的个性是不公正的，因为，所谓“孝道”，其实就是社会法律，是古代人为保障老年人的生存而制定下来的，体现的是人道主义的观念。如果说“孝道”磨灭人的个性，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有的法律都具有规范行为的功能。当然，今天人们的生存能力比古代更强，社会保障能力更大，今天的法律与昨天的法律也不同了，传统“孝道”的内涵，理应革新，但不能说“孝道”就使人变得奴性。
所以，认为中国人的奴性来自中华文化的“文化基因”说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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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和清朝这两个朝代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是少数民族政权，为了便于进行民族奴役，采取歧视汉民族的政治策略，但这两个政权的政治意识，还是有所分别。
元朝的政权由征服而来，根据胜者为王的战争法则，它的法律地位由强权确立。这种野蛮的观念，在古时候还是有说服力的。蒙古统治者歧视汉民族，不仅因为汉民族人口众多，也因为汉民族有着比其他各民族更先进的文明。这为汉民族带来自豪感，长期以来，汉民族也确实为自己所创造的文明而自豪，并无私地开化其他落后民族。所以，对要实行民族奴役的统治者来说，有必要挫伤汉民族那令人恼火的民族自豪感。但蒙古统治者没有必要去阉割汉文明的生长力。
清王朝不同，它的政权不是征服而来，它是骗来的。当清兵入关时，中原百姓以为，他们是吴三桂请来帮助大明王室复位的。对蒙古人的入侵，汉民族整整抵抗了45年，直至力竭而亡，是世界各民族中表现得最为英勇的。但对清兵却没有这样，因为他们实际上是以客人的身份进来的。当多尔衮反客为主摄取政权时，在百姓心目中其实就是一种背叛。
“非法政权”是早期满清统治者的一块心病，他们害怕别人的质疑，为此，采用严酷的镇压手段来控制人们的思想。
顺治年间，南浔富户庄廷龙请人编纂《明书》并印行，书内仍尊奉明朝年号，没有承认满清为正统王朝。有个县令因贪赃获罪免职在家，读过后就想敲诈庄家的钱财。敲诈不成后于康熙元年（1662）将《明书》初刻本举报至刑部，告发庄氏“私编明史，毁谤朝廷”。由于涉及政权合法性，康熙立即重手镇压。一共凌迟18人，斩首64人，300多人充边为奴，3000余人遭牵连，凡参与刻字、印刷以及售书和读书的，全部治罪。
历代王朝都有过文字狱，但基本上属于偶然事件。比如，北宋年间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新法而被革新派指控“大逆不道”，牵连苏轼三十九位亲友，审查了一百多首诗。但宋神宗并无要处死苏轼的意思，他只是想挫一挫苏轼反对新法的锐气，苏轼最后是被贬了官而已。文字狱是到了清朝才正常化、规范化和规模化的。单乾隆一朝，大型的文字狱就有130多起。究其原因，是因为清朝统治者忌讳自己的正统性，对人民极不信任，因此实施严厉的钳制思想政策。像宋神宗，虽有人告苏东坡写的是反诗，但他一点也不慌张，反倒表示欣赏，爱惜他的才华呢。这点怜惜之心，在满清统治者中是没有的。
受满清统治者严厉的思想钳制影响的，莫过于有文化的汉族官僚阶层。因为在汉族人中，只有这些有文化的官员才有说话机会，必然是王朝统治者严密监视的对象。同时，他们又是满清统治者不可缺少的统治汉人的工具，因此，统治者也需要对汉族官僚严加控制。结果，严重毒化了汉族官场的氛围，使汉族官员驯服、奴化，最终染上“官场奴化病”。有不少文字狱，就是由于汉族官员互相攻讦引起的。而这些被驯服奴化了的汉族官员，当然就成为满清统治者奴役汉民族的有力工具了。
奴化了的汉族官员有两个表现很突出：一个是对上官的唯唯诺诺，不敢有所违逆，不敢坚持自己正确的思想。因为，在清代“悖逆”是十恶不赦的重大罪行，案犯要处以凌迟极刑，亲属也要受株连。所以，历史上也只有在清朝没听说过有关诤臣的故事。另一个表现，就是汉族官员自己努力地去钳制自己同胞的思想，生怕自己的同胞会影响了他的前程。同时，也好展示自己的权威，所以，他们也不许别人、下属悖逆自己。这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弱者抽刀挥向更弱者的奴性表现。
因此，在满清时代，汉族官员是被满清统治者刻意地去奴化的一个特殊群体。这在现代的清官戏里也可以看到，整天“奴才，奴才”或者是“卑职”地称呼自己，潜移默化之下，奴性意识就树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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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1900年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失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一场又一场国耻民辱，猛烈地打击着中华知识分子们的内心。二百多年奴化后，文化人早已失去创造的胆量和意愿，他们的智慧不够用了。
1901年9月7日，奕勖和李鸿章与英、美、俄、法、德、意、日、奥、比、西、荷十一国签订《辛丑和约》。为了得到这份和约，慈禧曾指示说：“宁赠友邦，不予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其间态度之鲜明，决心之坚定，充分体现出清政府极度不信任人民的原因就在于它的利益里没有对国民利益的考虑，国民利益是它随时准备着用来为自己的利益而牺牲的，因此，它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根本对立。它能和外国入侵者取得利益一致，却无法和国内人民的利益取得一致。所以，清朝统治下的人民确乎很凄惨。《辛丑和约》规定中国须向列国赔款450000000两白银，摊分到中国人身上，不论男女老幼，地位高低，每人都得缴交一两。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说道：“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战争。”
《辛丑和约》给予中国人的苦难还不仅止于此，几个一心只想“结与国之欢心”的土包子，并没有资本主义列强那样的经济头脑，中国一下子赔出如此之多的白银，导致银价下跌，列国于1905年7月2日强迫清政府将庚子赔款改为金货债务，已用白银偿付的赔款也得按金价折算。结果，又巧取豪夺地从清政府那里多敲诈了约8000000两白银补偿，这意味着中国人民的苦难，又加深了一层。
但祖先的光荣，仍在后代的内心里照耀。面对贪得无厌的洋人用坚船利炮强行以他们的规则打开中国国门，传统知识分子们是惘然了，手足无措了，但血还是热的，他们在思考。何以会这样？他们想改变这种不幸的状态，只是他们发展中华文明的能力早已被窒息，他们是有心无力了。
1846年8月的一天，澳门玛礼逊学校校长美国传教士勃朗先生带了三个中国学生去美国，容闳是其中一个，那年他十八岁，他们这次到美国，虽属民间行为，却揭开中国人留学西方的历史一页。1872午后，清政府兴办洋务运动，正式派遣儿童留学美国，留学运动从民间形式走向政府主导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