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他到黄埔军校作演讲，听众是准备投身军队、投身革命的年轻人。有出身于香汗阶级的革命者，更多的是来自臭汗阶级的劳动者。鲁迅演讲的题目是《革命时代的文学》，其中谈到了中国的当代文学，应该是怎样的一种文学。
他说：“所以叫苦鸣不平的文学等于喊冤，压迫者对此倒觉得放心。有些民族因为叫苦无用，连苦也不叫了，他们便成为沉默的民族，渐渐更加衰颓下去，埃及、阿拉伯、波斯、印度就都没有什么声音了！至于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民族，因为叫苦没用，他便觉悟起来，由衷音而变为怒吼。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
中国作为一个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弱小民族，一个落后的，而又不甘心于受永远的欺凌的民族，中国的文学，就应该是怒吼的文学。
然后他接着说：“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平民所唱的山歌野曲，现在也有人写下来，以为是平民之音了，因为是老百姓所唱。但他们间接受古书的影响很大，他们对于乡下的绅士有田三千亩，佩服得不了，每每拿绅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
这里，他热切地呼吁一种与精英意识相对的平民意识。王朔批评鲁迅实际上没有思想，其实他是没有认真地去了解鲁迅的思想。鲁迅不光有斗争的精神，他的思想也是深刻的。他明白到，中国只有依靠民众的力量，才可能强大起来。因此，要让工人农民获得真正的解放。不仅要让“民知之”，更要让他们开口说话，让他们有自己的思想，而不是只会以封建知识分子，或海归知识分子的思想为自己的思想。
中国10亿人中，9亿农民，8亿文盲，这会有平民文学，有什么平民意识吗？民众还不会思考，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平民文学，还有一段很长的路。只有战斗，这是唤醒民众的最有效的途径，只有在战斗中，才能产生真正的平民意识。
他当时在演讲词中说：“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只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自然也有人以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但我个人总觉得怀疑，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
鲁迅是要否定文学的作用吗？要这样，他还宣扬文学的阶级性干什么？要这样，他为什么而战斗？所以，鲁迅不是要笼统地否定文学对革命的作用。他要否定的是精英意识，否定的是资产阶级的文学，否定的是脱离人民的文学。这就是鲁迅战斗精神的意义，在战斗中唤醒民众，在战斗中赶走封建精英意识，在战斗中诞生自己本民族的平民思想。最后，在战斗中产生本民族的平民文学。
三．结束语
1
当王朔带着淡淡的忧愁回忆自己小时候，“鲁迅这个名字是神圣的，受到政治保护的，‘攻击鲁迅’是严重的犯罪，要遭当场拿下”，心里面是颇为不满的。因为，这已经与文学无关，而是政治了。鲁迅离开文学领域，成为一种政治象征，其中一个原因，自然是毛泽东对鲁迅的喜爱。至于那些先前受过鲁迅责骂，后来主持政府文化工作的人，有没有为了争着表现自己的政治忠诚而对鲁迅的神化过程加以特别的推波助澜，就不得而知了。
毛泽东曾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这是大实话，因为，他们俩人都信奉斗争哲学，都具有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只是他们进行斗争的领域不同。毛泽东在政治领域进行斗争，而鲁迅则在文化领域进行斗争。他们都希望通过斗争唤醒在残酷压迫下麻木了的中华民众。他们有同样的思想意识，同样的强国追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毛泽东研究组副组长吴正裕形容毛泽东对鲁迅著作喜爱已达认真研究的程度。他到前苏联访问时也带着鲁迅的著作，甚至在眼睛不好使的时候，还要求把《鲁迅全集》印成大字本。也许，毛泽东从阅读鲁迅的著作中获得一种鼓舞，感受到一个知心朋友的全力支持。朋友易得，知心难求。
拥有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士和悉尼理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在他的《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中点评他们俩人时说：“在毛泽东与鲁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乡村知识分子，出生于破产的乡绅家族，在乡下有一个怨妇式的妻子，热爱文学和天才横溢，热衷于建立话语权力体系，对都市（殖民地）充满乡怨与恐惧，他们也都抱着大革命情结，流露出对红色暴力的无限热爱，如此等等。”他把鲁迅的斗争精神理解为仇恨与暴力，称为仇恨政治学。并下结论说：“二十世纪下半叶发生在中国内地的普遍的鲁迅崇拜思潮，实际上就是对仇恨话语以及暴力话语的崇拜。”结果“就是这个民族对于仇恨和暴力的永无止境的热爱”。
朱大可认识到了毛泽东和鲁迅的相似，但对他们俩人的相似性，在精英意识主导下，却解释为是他们出身和经历等外在因素，至于所谓“热衷于建立话语权力体系”，就更是无稽之谈。他们相互欣赏的基础，是他们对人民有相同的认识，对唤醒人民的战斗精神，有相同的认识。
朱大可误读了鲁迅。暴力是斗争的一种形式，但斗争不是只有暴力这样一种形式。鲁迅的战斗精神，不是鼓吹仇恨，而是要唤醒民众。但他本人，对资产阶级文人的封建精英意识，是仇恨的。他要在民众头脑中清除封建知识分子的思想，让民众在斗争中形成自己的思想。唤起民众以斗争的精神来表达自己的愿望，维护自己的权益。常常地，斗争，也就是弱小群体表达自己愿望的唯一手段。鲁迅怒视于阿Q的，正是他缺少正确的斗争精神。
“怒其不争”不是怒其不争气，而是怒其不敢于斗争。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受压迫太深了。不斗争，就不能醒来；不斗争，就不能形成新的民族思想。中国的民族哲学，只能在斗争中产生。
2
斗争哲学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一切处于弱势，而又不甘心于总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最终都会拿起斗争哲学来作为自己的思想指导。
日本对中国，除了经济地位以外，相对不那么强大，但它不甘心于自己政治军事上的弱势地位。所以，经常对中国采取斗争的手段，以尽可能多地为自己争取权益。像钓鱼岛、最近的东海资源，日本人都是充满斗争精神的。而南海周边国家，哪一个不是对中国处于相对弱势，而哪一个又不是对中国采取斗争精神呢？可以预料，这种斗争是不会停止的，无论我们有多么强烈的不斗争的愿望。
不仅是弱小民族，即便是强大的民族，也经常采用斗争手段来争取自己的权益。最成功的例子莫过于美国对我们运10的斗争了。通过“以华制华”的斗争手段，美国人取得了完全彻底的胜利。而中国的航空制造业由于缺少斗争精神，在取得成功之后，又把胜利果实双手奉献给了美国人，任由人家作践，结果，飞机制造能力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倒退了。再比如，美国指控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导弹技术，斗争的手段表现得十分精到纯熟。而俄罗斯在安大线的斗争策略，也是十分高明，利用日本对中国的斗争，把中日两国都玩得团团转。
我们中华民族缺少一些文雅的绅士素质，还不是那么可怕的，但如果我们否定斗争哲学，阉割了自己民族的斗争精神，那才是真正的可怕。这样，我们怎样作为一个大国在世界立足？当然，做缩头乌龟总是比较安全的。当绵羊也不需要什么斗争意识，大不了逃跑就是。对别人的斗争，摆手摇头，高挂免战牌就是了。但这是一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应有的表现吗？
斗争哲学，是民族的，也是世界性的。
3
斗争，不是非要流血不可，甘地的斗争手段就是非暴力斗争。而鲁迅的斗争手段，就是揭露，就是呐喊，就是“骂人”。鲁迅的文学是否具有永恒的意义，那是毫不重要的。谁愿意阿Q是中国人永远的艺术形象呢？这可不像罗密欧与朱丽叶，是永远的鲜艳，永远动人的爱情象征。所以，鲁迅的文学创作没有永恒价值，那是中国之福。但无论中国有多少优秀的文学家，都不可能取代鲁迅的特殊地位。因为，鲁迅的战斗精神，永不会过时。
无论别人怎样数落我们中国人是愚昧的、是无知的、是好斗的以及其他的等等，宁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具有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也不愿我们中国，成为任人肆意摆布的绵羊。愿斗争哲学成为我们民族的哲学，愿战斗精神在我们民族的灵魂里，闪出永不熄灭的光芒。
以郁达夫《怀鲁迅》中一段著名的感慨来结束我的鲁迅保卫战：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