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件事是：周恩来副主席在圆满解决了“西安事变”后，将离开西安时，交给宋绮云一个任务，要他设法搞到一套印刷设备。当时，党中央刚刚到达陕北不久，印刷条件极差，因为没有印刷设备，好多文件不得不使用原始的石印或用人工刻蜡版油印，有些重要文件必须铅印的，只好派人冒着生命危险到西安进行，然后再秘密运回陕北。这显然是无法满足工作要求和形势发展的需要，改善延安的印刷条件已经刻不容缓。
宋绮云急党中央之所急，立即想法完成任务。他首先与郭子刚商量，是否可以将《西北文化日报》现有的一部对开机连同铅字等设备运往延安。郭子刚认为不可，因为这些设备归杨虎城将军的西北行署所有，私自运走不大合适。他建议：不如将报社同仁集资购买的拟将创办《西北画报》的全套印刷设备运去较为合适。宋绮云问：这是私人财产，大家能够同意吗？郭子刚说：估计没有问题，这些人都是“自己人”。后来一经征求意见，大家听说是送往延安的，都一致表示拥护，无任何异议。
此后便是如何把机器运到延安的问题了。这件事更加棘手，因为报社的对门是西安军警督察处，西邻是国民党的西京日报社，东侧是省党部刚刚设立的专门刺探我方情报的饭馆。实际上是“三面受敌”。仅有报社后面的厕所敌人无法监视，但是，与厕所一墙之隔还有一家住户。欲把机器运出必须通过这户人家。宋绮云问郭子刚：“这家住户怎么样，能说通吗？”郭子刚回答：“应该没有多大问题。他曾经是我的房东，我在他家里住过一段时间，彼此关系还不错，他人也正直。我去说说看。”
这家人家果然对郭子刚的印象很好，也极为信任，一下子便被说通了。于是，就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漆黑的夜晚，由郭子刚带领十余人把机器先行拆卸分解开来，然后一件件翻越墙头从报社运出，那一盘盘铅字，也如法搬运而出，然后由红37军驻云阳办事处主任杨尚昆亲自派遣彭加伦同志就近接应，辗转运到延安。党中央当即决定，把它放置在刚刚创刊的解放日报社内。与此同时，郭子刚还遵照宋绮云的指示，选派了7名优秀工人去延安，对设备进行了安装和调试。从此，延安便有了一套完整的印刷设备，给党的舆论宣传工作插上了翱翔的翅膀。毛泽东同志所著《中国革命向何处去》一书，就是由这套印刷机试排版后首印的。据说，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此非常重视，多次前去察看，并对护送和安装设备的工人表示亲切的慰问。事后，宋绮云对自己的表弟说：“子刚，你为革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后来，郭子刚每谈起此事，都感到十分光荣和自豪，同时昭告后人：“革命成果来之不易，应该加倍珍惜。”
这套设备在新中国成立后，作为革命文物被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
如果说运送印刷设备去延安是郭子刚参加革命之后最辉煌的顶峰，此后不久，他便从这顶峰上摔到了低谷。因为，“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首先背信弃义扣押并囚禁了张学良将军，继之，又用卑鄙的手段，逮捕了杨虎城将军，他们二人所领导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也被蒋介石采用各种“巧妙的”方法分化、瓦解而溃散了。作为杨虎城“亲信”的宋绮云又岂能幸免？就在他奉党中央之命转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的第七“难民服务团”（郭子刚也随同赴任）不久，就被国民党的特务秘密逮捕了，同时诱捕了他的夫人徐林侠和正在哺乳中的孩子（即后来在长篇小说《红岩》中所描写的那个“小萝卜头”）。一直和宋绮云保持“单线联系”并受其直接领导的郭子刚，像一个失去亲人的孤儿无依无靠了。同时，他曾经借以栖身的第十七路军，随着杨虎城将军的被捕入狱而星云流散，再难找到可以信赖的同志和朋友。为躲避国民党的搜捕，他携妇将雏，四处漂泊，过着逃亡的生活。有时，借跑单帮以谋生糊口，有时，做教员以遮人耳目，最后，索性隐姓埋名于邳县老家，筑庐而居，务农为业。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打垮了国民党八百万军队解放了中华大地，他也未曾离家而挪动一步。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自己的队伍盼来了，家乡解放了。当时，郭子刚兴奋的心情是无法用笔墨来形容的。他感到自己的出头之日来到了，该昂首挺胸为新政权大干一番了。未曾想，新政权刚刚建立不久，有人就拿他开刀了—对他实行管制。理由是：他曾经是国民党的“肩上有一个金豆”的“将军”，曾经“穿着将军服、戴着大檐帽在西安城里耀武扬威”……尽管郭子刚反复向他们解释：当年他当的是爱国将领杨虎城率领的西北军的“挂名军官”，实际上是替共产党在做事。一天，他直接找到新政府的一个头头进行申诉，向其详细地述说了自己这些年的革命经历。
那个头头耐心地听完他的申诉后问他道：“你说的这些情况谁能够证明？”
郭子刚回答说：“宋绮云同志可以证明这一切！”
“宋绮云是干啥的，他现在哪里？”那人又问他。因为这类年轻人刚刚参加工作，既缺乏知识，又孤陋寡闻，他们竟然不知道宋绮云是何许人。
郭子刚只好详细地向他解释：“宋绮云是咱们邳县资格最老的共产党员，是他创建了咱们这个地区的共产党组织，是为中国革命事业特别是‘西安事变’做过巨大贡献的人。不过，他现在还关押在国民党统治下重庆的监狱里。”
“那你让我们怎么去对证？”那人的眼睛一瞪，“我不懂得什么‘西安事变’。”随后又补了一句。
“秀才遇到兵”，郭子刚没有话说了，他只好接受“管制”，他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宋绮云出狱后，亲自来改变他的艰难处境。
谁知他等到的却是参加宋绮云追悼会的通知。原来在重庆解放前夕，惶惶如丧家犬一般逃往台湾的蒋介石，亲自下令杀害了宋绮云夫妇和他不满7周岁的小儿子宋振中（即“小萝卜头”），一同被害的还有杨虎城将军一家。现在要在西安为这些烈士召开追悼会，作为宋绮云生前的老部下和亲戚，郭子刚被专门邀请前去西安，和其他亲友一道，共同祭奠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们。
可是，当地的领导毫不理睬这个通知。他们说，郭子刚个人的问题尚未搞清楚，哪里也不许去！
郭子刚心急如焚，他向他们再三要求、请求、恳求甚至是哀求，但都无济于事。回答他的是：“你要老老实实接受管制，不许乱说乱动！”
处于无奈中的郭子刚只能默默地遥向西安方向的天空祭告：“敬爱的绮云同志，恕我不能前去你的灵前吊唁你，愿你安息，我会永远记住你的！”
宋绮云牺牲了，郭子刚的“问题”就只能“挂”在那里。他曾经幻想：一旦全国解放了，他便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各路亲友、各方同事，找到证明材料，证明他原本就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他在寻求机会。
果然，此后不久来了一个机会。宋绮云的次子宋振庸探亲回到邳县，途经郭庙时去看望父亲的老战友郭子刚。正处于被管制中的郭子刚一见是宋绮云的儿子—当年在西安时他曾经亲手抱过的娃娃，如今成了大小伙子，联想到他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父母和弟弟，顿时显得无比激动，一把抱住宋振庸失声痛哭，哽咽难言。宋振庸也拥抱着老人，不禁热泪盈眶。在倾诉了多年离散之苦后，郭子刚又诉说了现在的尴尬处境。宋振庸听后感到非常震惊：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曾经和父亲宋绮云并肩战斗并对革命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呢？随即向地方政府进行反映，同时就自己所知写了证明材料，说明郭子刚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所作所为，要求立即取消对他的管制，政治上给予平反……谁知，当地的政府却认为宋振庸仅仅是个“十几岁的孩子”，说话不足为凭，故而不予理睬。
后来，随着一个个政治运动像翻烧饼似的接踵而来，随着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的日趋尖锐，郭子刚的“问题”也就随之逐步升级，最后竟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成为红色政权和劳动人民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大水浇了龙王庙”，生活给他开了一个极为严肃的玩笑。
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初，天灾人祸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严重“自然灾害”，使得到处饿殍遍地，民不聊生。上边发热的头脑稍稍清醒了些，阶级斗争这根弦也绷得不那么紧了。于是，郭子刚又萌生了解决“问题”的念头。这时，我已经和他的女儿结婚了，知道乃父有这桩“冤案”，凭着年轻人的一股子天真，也和他的女儿一道，从旁“鼓励”老人进行“申诉”。老人的劲儿也被我们鼓起来了，就以求医看病为由，到北京、上海、西安等地，投亲访友，分别会见了当年曾经在一起战斗过的老同事、老战友和老朋友（其中包括宋绮云的子女），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已经身居高位（有的是省、部级干部），他向他们倾诉了这些年所遭受的委屈和种种不公平待遇。
老朋友们对他的处境十分同情，宋家兄妹甚至感到非常气愤，他们说：“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为革命做出重要贡献的人？”“过河拆桥”、“忘恩负义”可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品性。因此，都愿意伸出友谊的手，洗去个别人强加在郭子刚身上的污垢。他们都一一地给他写了“证明材料”，证明这个“国民党军官”是“自己人”，是宋绮云的亲密同志和战友，为革命做过特殊的贡献，并且强调指出：至今放置在北京的中国革命博物馆里的那套印刷设备，是郭子刚亲手运出西安而后又运往延安的。这里，还有这样一个小插曲：在北京期间，郭子刚曾经在宋绮云的长女宋振苏陪同下，专门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参观。在恭敬地参观了那些创建新中国的革命志士的不朽业绩之后，却在陈列于馆里的那台已经锈迹斑斑的印刷机前，来回徘徊不愿离去了。老人望着他曾经亲手抚摩过的机器，联想到自己当前的处境，他不禁感慨万端，热泪盈眶……解说员见了连忙惊诧地问：“老同志，您怎么了？”郭子刚赶紧说：“没什么，没什么！”然后匆忙走开。宋振苏了解老人的心情，温婉地对他说：“叔叔，有这么多老革命给您作证，您的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的！”
老人拿着这一沓子“证言”，兴冲冲地回到了家。他满以为凭借着这些材料，足可以解决他的“问题”了。谁知，流年不利，他的这个举动，又撞到了“枪口”上。据说不久前，被撤职罢官“闲居”在北京的彭德怀元帅，给党中央上书十万言，要求为1959年在庐山会议对他的批判平反，因为无数事实证明，他在那次会议上的发言是正确的……随之，社会上那些过去被数不清的政治运动所“冤枉”的人，也纷纷奔走呼号，要求平反。但是，凡此种种情况，又引起了“龙颜大怒”。认为，这股翻案风“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和“帝、修、反”一同奏起的反华大合唱，是与蒋介石叫嚷的“反攻大陆”相呼应的，要坚决把它打下去！当然，郭子刚也进入这个“新动向”之中，成为当地的一个“靶子”。专政机关派人当面训斥他：“‘你是货真价实的历史反革命，这个案是铁定了的，你休想翻案！以后，只许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知道吗？这是谁说的？”郭子刚当然知道，这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的名言。不过，他还是摇了摇头。那人马上极为严肃地说：“这是毛主席专门对你们这些人讲的，你要牢记了！”同时命令他：“以后你就老实在家里待着，再也不许外出了，有病也只能在本地医治。”
得！画虎不成反类犬，老人的命运是雪上加霜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也很后悔，当初为什么给老爷子敲这样的“边鼓”—“鼓励”他做这种“乱说乱动”的蠢事呢？我难道不懂得现在阶级斗争的“尖锐和复杂”吗？而且为了此事，我也受到本单位党组织的严厉批评。干部处一位负责审干的副处长恶狠狠地斥责我说：“到现在，你还没有和你岳父的反动立场划清界限，你的屁股坐到哪里去了？”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此事还成为我的一条罪状：企图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翻案。这使我在十年浩劫中，反复地受到造反派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的惩罚；后来又成为我申请入党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障碍。
接受这次惨痛的教训之后，老人果然“规矩”多了，再也不去“乱说乱动”了。但是，生活并没有给他“老实在家里待着”的“幸福环境”。没过多久，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狂飙铺天盖地而来，作为“五类分子”之一，郭子刚当然在劫难逃。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他受尽了从灵魂到肉体的凌辱。他的孙子（也是我的内侄）后来告诉我：“爷爷在被造反派毒打之后，回到家里半天不言不语，不吃不喝，稍后便仰天长啸，天理何在？良心何在？”
老人最终也没能等到自己的“问题”被搞“清楚”之时的到来。在粉碎“四人帮”大地回春之后不久，便匆匆忙忙地走了。临终前他还向家人喃喃地说：“我不是反革命，我是一个革命人……”
呜呼哀哉！
老人就这样无限遗憾地告别了这个世界。在如此天翻地覆的大时代里，他是一个悲剧性的小人物，他的悲剧固然给他自己的命运带来巨大的不幸，难道后来的人不应该从这个“小人物”不幸的遭遇上，获得某些警醒和启示吗？
2002年5月11日于北京潘家园陋室
2006年2月17日又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