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长途多是坎坷的，而我因为命运多舛，生活的波折可能更多一些。早年丧父的悲苦自不用说了，那时的种种不幸多半为我的寡母所承受，我年少无知，感受并不太深，但是，到了我升入中学之后，略懂人间沧桑，所以对一次意外的打击，就一直铭刻在心，难以忘却了。
事情发生在1950年的暑假。我在徐州市的一所中学上学，那年刚刚初中毕业，升学考试很顺利。因为报考的仍然是自己的母校，考题都是平日见过的，轻车熟路，一看就会，没费多少劲就“金榜题名”了。接着便是放暑假回家休息。一般同学回家都很爽利，唯独我多费了一道手续：需要转“组织关系”。因为早在去年的九月间，我便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那时，我虽然年纪不大，但在政治上还算敏感，很早便看清了中国的发展前途，对社会主义充满了向往，对共产党的领导坚信不疑，所以及早便要求进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刚刚成立不久，我就提出了申请，由于我的政治表现尚好，很快便被批准，成为其中的一员。这在当时算是比较突出的进步举动。
临近放假回家时，团支部书记交给我一张手写的介绍信，信的内容很简单，主要证明我是青年团员，希望在回乡期间，安排我参加当地的组织活动，过组织生活。团支书告诉我：“这是组织关系，你要把它收好了，到家后交给当地的团组织。”
我对这件事情很重视，回到家的当天，就把介绍信送交给我们村的团支部。我们那个村庄很特别，它是一个百年老村，相传是我们程家一个当官的先祖，因逃避兵燹迁居这里繁衍而成的村落，名曰“程家圩”，居住的全部是我们程家的父老兄弟，别无异姓人家。因此，掌握村里“党政大权”的全部是我们“一家子”，而团支部书记正是长我几岁的同族兄长。我把介绍信交给他后，他非常高兴，说：“你在学校里能这样进步，很好！暑假期间，你就参加咱们村里团支部的活动吧！”
果然，没过几天，他便叫人通知我参加一次团支部大会。会址在我们村的小学教室里。我进去一看，共有十几个团员，全部认识，他们都是我左邻右舍的兄弟姐妹。见我来了大家既高兴又新奇。高兴的是，及早在徐州城里念书、号称“程门第一小才子”的小青年也入了团；新奇的是，我这个家庭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居然会和他们这些“大老粗”走到一起来了。那会儿，人们好像都有这样的印象：参加党团的人多半是贫下中农出身的大白丁，知识分子走的是另一个道儿—我怎么倒是个例外？于是，他们纷纷过来和我握手言欢、问长问短的，很是亲热。
这次团支部大会的内容是学习《新婚姻法》。当时，《新婚姻法》刚刚颁布，乡亲们还有不少疑虑，党组织希望团员们先学习一下，带头宣传并贯彻执行。很显然，大家对此都很有兴趣—年轻人谁不关心婚姻问题？也许因为当场我的“文化水平最高”，团支部书记指定要我来带头宣讲。当仁不让，我欣然答应。在宣讲中，我着重批判了过去由父母包办婚姻的危害，阐述了《新婚姻法》提倡婚姻自由的好处。大家听得眉飞色舞，兴高采烈，后来又进行讨论，人们发言也非常热烈，争先恐后，都想说几句，时间很晚了，还不愿散去。事后，我的那位团支部书记的兄长，对我大大夸赞了一番，说我的宣讲“很有水平”，使这次团支部大会开得非常好。
后来，又开了两次会，我和大家一同探讨、争论年轻人共同关心的问题，彼此亲密无间。因此，大伙儿对我的表现都比较满意。
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当时正处于农忙时间，团支部没有搞更多的活动，而我开学的时间到了，临行前，我找到了村团支部书记，问他还要不要写介绍信转转组织关系。我那位兄长说：“不用转了。你本来就是那里的团员，组织关系仍在你们学校，在咱们这里不过暂时过一下组织生活，还多费那道手续干啥？”我一想，他说的也是这个理，因此，就没有再开什么介绍信。
没曾想，我的这个疏忽，却酿成了大错，令我遗恨终生。
回到学校之后，一开始，我和其他团员一样，继续参加团的活动，过组织生活，交纳团费，一切都很正常。团支部书记随意问了我一下回家的情况，我把在村里如何过组织生活的事和他说了，他听了很满意，还夸我一句：“好，组织观念很强。”过了不久，因为工作需要，这位书记调到市学联去了，成为脱产干部。因此，又换了一位新书记。他和我同班，只不过他的年龄比我们大一些，家庭出身好（是城市贫民），人很能干，嘴巴也很厉害，政治上很强，阶级观点也比较鲜明，因此很受领导器重。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找我谈话，他问我：“为什么组织关系没有转回来？”我如实汇报了上述情况。谁知他马上说：“那不行，你必须按规定办。”我问他：“按规定该怎么办？”他说：“你要从村里团支部开介绍信，经过乡的团组织、区团委、县团委，再转到咱们的市团委，经由市团委再转到咱们的校团委，最后由校团委转到我们的团支部，这才算合乎手续。而且这些手续必须你自己亲自去办才成！
我一听，脑袋大了，老天爷，这需要费多少时间才能办这么多的手续？我现在正在上学，怎么能允许我那样从容去办理呀！于是我辩解说：“我本来不就是咱们这里的团员吗？干吗还要这么转来转去的？”可他说：“暑假你离校时介绍信一开，就说明你不是这里的团员了，只有经过这些手续之后，我们才能承认你是团员。”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当时，我心里暗想：“你不是借故刁难我吗？”因为我知道，我和他之间有过一些芥蒂：在班上，平常和我比较接近的同学中，有几个家庭出身不太好，但功课却都很出色的同学，并且和我一样，都是文学爱好者，因此，我们的共同语言比较多，也比较能谈得来，于是聚在一起的时间相对地就多了一些。为此，那位后来成为新任团支书的同学对我很有意见，多次批评我立场不稳，政治界限不清，总和这些落后分子在一块，不像个团员的样子。我当时就反驳他：“这些同学又不是敌人，大家整天生活学习在一起，为什么偏要人为地制造隔阂？作为一个团员多和他们接近，互相帮助，有什么不好？难道把‘落后’同学甩开不管才对吗？”因此，我没理会他的那一套。在团的会上，我为此和他多次交锋，我始终没有向他让步。这样一来，他当然对我的意见更大，早就把我放进这落后的行列中了。以前，我和他是平等的一员，他也奈何我不得；现在，他大权在握了，于是，便借我转组织关系“失误”这个茬来刁难我了。不过，当时我并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觉得他不能把我怎么着。
但是，我过低地估计了此人的能量。过不多久，他在一次团支部大会上，突然当众宣布：程树榛从家乡回来，没有按规定转移组织关系，时间已经超过三个月，根据团章规定，给以“自动脱团”处分！从今天起，他就不算我们的青年团员了！
对我来说，这个突然袭击，不啻当头一棒，一下子把我打懵了。事先没有任何人跟我打过招呼，因此，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我完全处于无助状态。由于我当时年仅16岁，缺乏任何斗争经验，只好听其摆布。在团支书宣布“决定”后，我立即脚步踉跄地走出会场，回到宿舍，蒙头大哭起来。我认为，从此这一生算完蛋了。我本来是个有志向的青年，从小就有理想、有追求，希望将来能够做一番事业，所以才努力克服一切困难，在学业上努力上进，每门功课都名列前茅，在政治上要求进步，解放不久即参加了青年团，在同学中我也算个佼佼者。可是，现在竟一败涂地，失去了“组织生命”，我还有什么前途可言！我只觉得面前一片漆黑，灰心丧气达到了极点。当时我甚至有了死的念头—还有什么面目活在世上！
但是，我的生活现实又不允许我实践这个念头。因为，我是个独生子。我三岁丧父，家中仅有寡母与我相依为命，她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从我懂事之日起，便知道自己有一份无法推卸的责任：我的一切也为了母亲。因此，不管我的处境如何，面前的路多么险恶，我必须坚持走下去。
当时，我似乎想了很多，可以说什么样的后果都想到了，唯独没想到该向上级团委申诉—因为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挽回这种人为制造的结局。年龄和阅历以及和恶人斗争经验的不足局限了我，使我栽入了别人设下的陷阱。
此后，我的生存环境大大改变了，许多人都用另一种眼光看着我—有人故意制造我已经被打入某种另册的氛围。
因此，这一切也大大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包括我的理想，我的追求，我的志向，我的性格，直到我的兴趣。我把生活看得复杂了，跟人的交往变得审慎了，对团组织不再那么信任了，对前途看得淡薄了……我原来对文学有那么强烈的兴趣，梦想将来成为一个作家，现在，我想和文学疏远了。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失掉了“政治生命”的人，没有资格当一个优秀的作家。我曾经对自己的未来做过多少美丽的梦啊，现在，完全破灭了。我想：就让自己做一个平凡的人，将来做点平凡的事，最后，平凡地了此一生吧！从此，我像换了一个人，我不苟言笑，郁郁寡欢，昔日那个性格开朗、敢做敢为的我不见了，代之为一个沉默寡言、小心翼翼的人。而且，小小的年纪竟然开始失眠了。它不仅给我留下终生的遗憾，而且，还给我留下一种长期难以治愈的病症—失眠症。
在此后的两年中学生涯中，我也曾试图改变一下我的境遇：重新申请入团。为此我做出极大的努力，从而博得同班同学和团员的谅解和支持—团支部大会一致通过了我的申请。可是，当报请上级团组织批准时，却被无情地否决了。没有任何原因，只是当年力主处分我的那个人，现在成为学校的团组织的书记了。大权在握的他，怎么会让曾经和他作对并被他打下去踩在脚底的人重新挺起腰杆往生活的高处攀登呢？
如果事情的结局仅仅到这里也算对我宽宏大量了。让我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在我高中毕业的档案里，他竟然又塞进了这样的内容，说我和其他几个被其认为落后的同学，是一个“反动小集团”！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它是我反党的一大罪状；而到了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则以此作为一颗重磅炸弹对我猛烈地打击，几乎置我于死地。此人用心之狠，可见一斑了。这是后话。
由于我生性的执著和顽强，进入大学以后，我继续努力改变我的命运。到了1956年夏，我终于重新回到团的组织中来，在吸纳我入团的团支部大会上，同志们谅解了我当年“自动脱团”的“历史”。大家一致认为：对一个少年来说，那点疏忽，根本不算什么了不起的“错误”，纯粹是一种人为的结果。同志们对我苦衷的理解，给我了温暖和力量，因而使我重新振作起来，又捡回了失去的志向和爱好，拿起笔来，为诗作文。在天津的报刊上，时常有我的作品问世，我被选为学校文学社的头头，同时，我还参加了天津的青年作者代表会议。就在次年，我大学毕业的前夕，完成了一部四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大学时代》。这是我生命长途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为我以后走上作家之路，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现在我已年近古稀，回忆起当年发生的那桩刻骨铭心的往事，仍历历在目，和当年熟悉此事的老同学谈起来，心头还隐隐作痛。有好心的老同学劝我：“半个多世纪都过去了，忘记了吧！度量大一些。”但是，我却回答：“对这件事和某种人，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因为它对我的伤害太深了！我要狠狠地进行鞭挞！”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不是我个人的恩怨，也不是什么“度量”问题。因为正是这种人的所作所为，成为孳生极“左”路线的土壤，他们误国害民这么多年，大伤了我们民族的元气，造成了社会的大倒退。我们必须彻底铲除这样的土壤，才能使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得以顺利进行，人们憧憬的小康社会方能早日实现。
2005年3月12日于北京潘家园陋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