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经大事，变更易常，以挂功名，谓之叨；专知擅事，侵人自用，谓之贪。（《庄子·渔父》）
译文：好办大事，别出心裁，随意变更常规常态，用以谋取功名，叫做贪功。自恃才高，独断专行，侵犯别人，自以为是，叫做贪婪。
一个人有进取心是好事，可是进取心一旦变成贪婪就是坏事了。有的人贪功太过，不仅旁人看着恶形恶状，自己也未必能够达到目标。用世俗的观点来看，即使要争，也得争得委婉一些，面子功夫要做足，不能让人有反感之心，否则就是功夫不到家，容易适得其反。
曹操曾经在嫡长子曹丕和三子曹植之间犹豫不决，不知道到底该立哪一个为太子好。依照旧例是立长子，但曹丕虽然很能干，然而曹植的文采过人，名满天下，很受曹操的喜爱和器重，不止一次地让曹操产生了立曹植为太子的念头。
曹丕很担心弟弟会取代自己的位置，就向心腹大臣贾诩寻求帮助。贾诩性格内向，老成持重，智谋超群但从不轻易显露，他本身就是一个低调的人，因此一般人都不能了解他的才干。但善于识人的汉阳阎忠却认为他有张良、陈平之谋略。
贾诩为曹丕制订了扬长避短，以拙制巧之计。他对曹丕说：“愿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也就是说：“只要您有德性和度量，兢兢业业做事，并且不要违背做儿子的礼数就可以了。”曹丕觉得贾诩的话很对，自己的办事能力不亚于弟弟，只要不给别人换太子的借口，那父亲也没有道理要换掉自己。于是他处处以忠厚老实的面目出现，谨慎小心，不越雷池一步，不失时机地表现自己的孝顺和德行。
有一次，曹操率兵亲征，曹植特意做了文章来歌功颂德，讨曹操的欢心，同时也向大臣们显示自己的才能。但是曹丕却伏地而泣，长跪不起，什么话也不说，就是趴在那里痛哭流涕。曹操十分惊讶，问他怎么如此伤心。曹丕便哽咽着说：“父王年事已高，还要挂帅亲征，作为儿子，我心里又担忧又难过，觉得自己实在是太不孝了，不能替父亲分忧，所以如此悲伤。”
一语惊四座，满朝肃然，大臣们都为曹丕的仁孝而感动，连曹操都深深为之动容。相反，曹植的表现却让人觉得他没心没肺，丝毫不为父亲的亲征而担心，只知道炫耀自己，实在是有悖孝道，恐怕也不能做好一国之君。这件事使得曹丕在曹操心目中的分量加重了，天平倾向了他那一端，曹植渐渐被冷落了。
后来曹操为太子之事询问贾诩的意见，贾诩开始的时候闭口不答。曹操说：“我向爱卿请教太子之事，爱卿为什么不回答呢？”贾诩说：“臣适有所思，所以一时没有回答。”曹操问他何所思，贾诩说：“臣想起当初袁绍和刘表的事来。”原来当初袁绍死后立袁尚为继承人，而没有立长子袁谭，结果导致儿子们为了争权而引起内乱，最终灭亡。而刘表也没有立长子刘琦，而是立了刘琮，也因此导致内乱。贾诩提起这两个人就是在提醒曹操前车之鉴不可忘，曹操果然也明白了他的意思，又见曹丕一直表现良好，便于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立曹丕为太子。
后来，在曹操去世前曾评价他的几个儿子：“我是深爱我的三子曹植的，但是他为人虚华，不诚实，嗜酒放纵。我的二儿子曹彰有勇无谋，四儿子曹熊身体多病难以保全。只有我的长子曹丕，他为人笃厚恭谨，可继我业。”
当曹操的死讯传来时，曹氏兄弟都在外地，但表现各不相同。曹丕在邺郡，当他得知父亲的棺椁即将到来时，就率领大小官员出城10里，披麻戴孝，伏道迎入城中，显得哀戚难忍，孝感动天。而曹植却一向是将自己的君子之风放在首位，虽然听到使者来传达哀信，却端坐不动，并不显得有多么悲哀，虽说如此很有狂士之风，但是未免让大臣们觉得他不孝，而感觉到寒心。
于是在曹操死后，曹丕顺理成章地登上了魏国的王位。
如果曹丕不是这样有手段，按照贾诩的指导以退为进，而是冲动地和曹植竞争，那结果可能就不会这样。因为在世人心目中，他的才华明显不如曹植，而且结交的英豪也不如曹植多，胜负很难定论。但是曹丕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随顺自然，以不争为争，恪守太子本分，让曹植一个人尽情表演。结果是公道自在人心，曹植的炫耀反而衬托了曹丕的德行，让他登上王位。
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如果不能达到清静无为的境界，做一个“上士”，那至少也要表现得有“含蓄”一些，将自己列为“中士”，以免欲望达不到还给自己惹来一身的麻烦。
况且，如果一个人可以不断加深自己的涵养，我们也可以期望他有一天能够触及到“道”的境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