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的一天晚上，邓肯在柏林演出。但她似乎预感到，有一个奇遇在等着她。
尽管和平时一样，她演出时从不注意观众。但她却意识到在前排坐着个什么特殊人物。她并没有去看，或者看见那是谁，但她心理上感觉到这个人就在面前。
演出结束后，果真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男子来到她的化妆室。
但是，他怒气冲冲，大声对邓肯说：“你的舞蹈非常出色！可是，您干吗要剽窃我的思想？你的布景是窃了我的。”
邓肯反驳说：“您说什么？这蓝色幕布是我自己的，我发明它的时候才5岁。我从小一直都用这种背景来跳舞！”
那人说：“不！这是我的布景，我的思想！不过，您正是我想象的在这样的布景中间跳舞的人儿！不可能有这么一致，除非你是我一切梦幻的活的化身。”
邓肯反问道：“那！可您是谁？”
“克雷格。我母亲也是一位像你一样真正的、优秀的女性，我是艾琳·特里的儿子。”
邓肯的眼前掠过一道强光：艾琳·特里，这是她心目中最完美最理想的女人！她是莎士比亚的旷世知己，将莎剧中的女主角一个个演绎得淋漓尽致，在欧洲具有崇高的声誉。
克雷格本人是当时英国最富有创造性的舞台设计家，他的舞台设计以其“象征的诗意”而创立一个崭新的流派，这位“浑身散发着火光和闪电”的中年人最早冲开了旧现实主义的樊篱，成为莱茵哈特、雅克·科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先驱者。
邓肯的母亲说：“啊，既然您对伊莎多拉的舞蹈这么感兴趣，请您一定赏光到我家里吃晚饭！”这还是母亲头一遭亲自邀请一个陌生人到家里吃饭。
她与克雷格滔滔不绝地谈起了她的艺术理想。克雷格是一个才华出众的热血男子，他兴奋之极，向邓肯解释着他对艺术的全部理想，他自己的雄心壮志。描绘起他的艺术来，他眉飞色舞、指手画脚。
克雷格身材挺拔，面貌极像他那完美的母亲。近视镜后的眼睛中蕴藏着灼人的热情。周身却有那么点女人味儿，尤其那薄薄的嘴唇很是性感。
他对邓肯说：“我是唯一发现您、创造您的人，您是属于我的布景，我的布景。”
邓肯迅速地坠入到与克雷格的爱恋之中。有一段时间，邓肯晚上就住在克雷格的工作室里，那里没有床榻，没有桌椅，只得在地板上睡了两个星期。
克雷格身无分文，邓肯又不敢回家去取钱。想吃饭的时候，他就去赊购一餐饭，让人给送来。邓肯躲在阳台上，等到饭送来以后，再蹑手蹑脚地走进来同他一起吃。
邓肯的母亲急得团团转，她找遍了警察局和大使馆，说女儿被一个坏蛋拐跑了。邓肯的经纪人更是不知所措。大多数观众都转向别处了，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几家报纸聪明地刊登了一条消息，说邓肯小姐患了严重的扁桃腺炎。
两周之后，邓肯和克雷格才回到母亲那儿，想找点吃的东西。克雷格受到了一生中最严厉的斥责：“滚！该死的骗子，给我滚出去！”
克雷格为人很风趣，他从早到晚都精神饱满，并常常给人以意想不到的喜悦。他兴趣广泛，充满想象。
可是，他一开始工作，就回到冷静、严肃之中，爱情所唤起的女性的温柔看来已经成为克雷格这个工作狂的绊脚石。他面对着邓肯的时候，越来越多地显露出痛苦的表情，揪住自己的头发，对着邓肯吼道：“你是一个讨厌鬼，只会干扰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我的工作！该死的讨厌鬼，你烦不烦？”
邓肯这时也想起了自己的学校，她的激情和克雷格的艺术灵感简直成了一对势不两立的天敌。
尽管克雷格比任何人都更欣赏她的艺术，但他的自尊心，作为艺术家的嫉妒心，根本不允许他承认一个女人的确能够成为一个艺术家。
他常常说：“你可以不干了吗？老在舞台上胡乱挥舞你的手臂，没有用的。你应该贤惠地留在家里，给我削削铅笔。伊莎多拉，女人是不可能成为艺术家的，你要相信这一点。”
邓肯反驳说：“胡乱挥舞，你对舞蹈就是这样理解的吗？我留在家里是贤惠，但舞蹈呢？对舞蹈就是一次残忍的背弃。克雷格，你太自私了。我就是艺术家，而你不一定是，如果你抱着这么庸俗的观点。克雷格，我不只是你布景中的一个人物，或者一种装饰，我属于舞蹈，舞蹈就是我的生命。你不能理解它就无法接受我！”
同时，他们的行为在社交界引起轩然大波。伊丽莎白为舞蹈学校组成了一个委员会，由一群贵妇人组成。当她们知道了邓肯跟克雷格的风流韵事后，便给她送来一封信，以庄严的措辞表示谴责。
这些女人大大地激怒了邓肯。于是，她借了爱乐协会的大厅专门作了一次讲演，专讲舞蹈是解放了的艺术，最后讲到妇女享有自由恋爱和自由生育的权利。
一直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种种艰辛的邓肯母亲，开始觉得生活非常没有意义。也许是由于她的爱尔兰人性格，对于成功不能像经受灾难一样坚毅，她的脾气变得喜怒无常。她常常心情不好，什么也不能叫她高兴。从离开美国以来，她第一次开始表露出想念美国的情绪，并且说那儿的一切都好得多：食物，还有别的，哪儿也比不上。
母亲这么多年来，把精力全部献给了自己的孩子们，而现在他们忙于各自的利益，离她也就越来越远了，于是她觉得枉费了自己全部大好年华，却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东西。而且因自己年岁渐大，怕成为子女的拖累，这种变化无常的心情有增无减，她经常表示想回美国老家。
邓肯和伊丽莎白姐妹俩把她送到了码头。她们含泪告别。母亲在甲板上看见邓肯伏在围栏上呕吐不已。她大声喊道：“伊莎多拉，你怀孕了，注意身体。”
邓肯对怀孕溢满了幸福的感觉。她渴盼着孩子降生后会带给她快乐和劳累。
她仍然继续在公众之前跳舞，教她的小学生，爱她所爱的人。
但克雷格显然对邓肯的怀孕措手不及，他十分烦躁，坐立不安，嘴里叫嚷着：“我的工作，我的工作。”
1906年的春天到了，邓肯签订了一个合同到丹麦、瑞典、德国各处旅行表演。她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学校的费用太大了。她把全部的储蓄都用在了学校上，但仍然不够。
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邓肯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首演结束后，体育学院的女学生们送她回旅馆，一路上在她的马车旁边跑着跳着，表达她们的欢乐。
邓肯参观了她们的体操学校，很不赞成她们的那种训练方法，她觉得瑞典那种锻炼身体的方法，只是为静止的呆滞的身体制定的，而没有考虑到活动的身体。这是一种错误的方法，没有顾及想象，把身体当成一个物体，而不是一种活力量。
她把她的观点尽力解释给学生听。但是她们却未理解她的理论。
在斯德哥尔摩成功地演出了一季以后，由于身体的原因，邓肯终止了她的演出，6月，匆匆看了看舞蹈学校后，邓肯急于想到海滨去。她首先到了海牙，接着从那里到了北海海滨的一个叫拉德维克的小村。她在那里租了一所小别墅。
邓肯以为生孩子是一个完全自然而然的过程。她搬到这间离最近的一个城镇都有100多千米的别墅里，而且只请了一位乡村医生为生孩子做准备。
时间慢慢地过着，邓肯完全一人独自生活，不会见客人。每天在海滨散步。
她一直渴望见到大海，现在一个人住在小小的白色别墅里，美丽的乡村两侧是连绵数千米的沙丘。
晚上，邓肯躺在床上，感觉着肚子里胎儿的活动，回味着夹杂在阵痛中的甜蜜。
她现在有时间就回想自己少年时、青年时在异国的漂泊，还有对舞蹈艺术的发展。
邓肯独自以大海、沙丘和肚子里的孩子为伴。她从6月一直住到8月。期间，一直是姐姐代她负责管理着舞蹈学校。
7月间，她在日记本上写下了学校教学的各种设想，还编出了一整套500多个练习，这些练习包括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正规的舞蹈动作。
母亲因为不能接受女儿不结婚便生孩子的事实，因此也没有来侍候邓肯。
8月间，邓肯非常好的朋友玛丽·德斯蒂前来看护她。邓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耐心、和蔼、好心肠的人。玛丽给了她莫大的安慰。
9月份的一天下午，阵痛持续了两天两夜，依然不见动静。那位乡间医生在边上耐不住了，他一不做，二不休，拿了一对大夹钳，麻药都不用，就把婴儿强行拽出。
在这次经历中，邓肯险些丧生。经过生与死的挣扎，她终于享受到了为人母的快乐与甜蜜。这是一个女孩，有着一双与爱神一样的蓝眼睛，棕色的头发。
孩子的到来使邓肯忍受了一切，也忘记了一切。在最初的几个星期内，邓肯总是靠在床上，把孩子搂在怀里，久久地侧躺着，看着她睡。从这可爱的婴儿凝视母亲的目光中，邓肯觉得非常接近生命的玄妙边缘，领悟到生命的奥秘，也许是生命的知识。
邓肯的全部心灵都被一种伟大的爱占据着，这就是宇宙间最伟大的爱——母爱。
身体恢复正常后，邓肯带着女儿和玛丽·德斯蒂一起回到了格吕内瓦尔德的舞蹈学校。学校里的女孩们看见了小宝宝都高兴得不得了。邓肯对伊丽莎白说：“她是我们最小的学生。”
克雷格给他们的女儿起了个爱尔兰名字迪尔德，是“爱尔兰所爱”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