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当时欧洲著名的舞蹈家、美国现代舞的另一位奠基人洛伊·佛勒找到了邓肯的工作室。
见面之初，邓肯就把自己关于跳舞的理论讲给佛勒听，并给佛勒跳了几段舞。佛勒是开创舞台艺术光色变化的先驱，她很欣赏这位美国姑娘的才华，她对邓肯说：“我现在正经营着日本舞蹈家贞八重子的演出，准备去柏林。我邀请你与我们一同前往。”
邓肯一直很钦佩贞八重子的艺术，她欣然接受了佛勒的提议。
临走那天，博尼亚来为邓肯送行。他们最后一次去城岛，瞻仰巴黎圣母院，那是他们最熟悉的地方。
到了柏林，邓肯到布利斯托尔旅馆，在一套豪华的房间里找到了佛勒。
佛勒按了一下电铃，给邓肯叫来一份非常丰盛的晚餐。晚上，佛勒要在冬季公园跳舞。
佛勒当时正忍受着脊椎剧痛的煎熬。侍女不时送来冰袋，放在椅子上，垫着她的背脊。佛勒说：“再来一个就行了，亲爱的。好像就不痛了。”
邓肯注视着她，真不知道她怎样才能赴约去跳舞。
那天晚上，邓肯坐在包厢里看佛勒跳舞时，看到佛勒光彩夺目的形象，她简直无法把她与几分钟以前那个忍受着剧痛的病人联系起来。她变成了绚丽多彩的兰花，变成了袅娜飘逸的海葵，最后又变成了螺旋形的百合花，真是五光十色，变化无穷，犹如魔术一般。多么非凡的天才啊！邓肯沉醉了。
演出结束后，邓肯神思恍惚地回到旅馆，这位奇异的艺术家使她魂不守舍。
第二天早晨，就像初到巴黎时一样，邓肯初次出去观赏柏林市容。作为一个对希腊和希腊艺术向往已久的人，柏林的建筑物顷刻给了她深刻的印象。她细心地观赏了柏林的建筑，体会着这些建筑与希腊建筑的共同之点与不同之处。
在柏林逗留了几天之后，邓肯又随着佛勒的剧团到了莱比锡，然后又到了慕尼黑。
邓肯对在德国的日子感觉非常开心，她白天到外面去周游观赏，晚上就到剧场去看佛勒的演出。当佛勒在德国的旅行表演结束之后，艺术团又希望能去维也纳，可是贞八重子的演出也许是曲高和寡，佛勒遭到了惨败，缺少足够的钱，而且这次看来已完全不可能借到任何一笔款子。
邓肯自告奋勇到美国领事馆去请求援助。她要求他们无论如何给艺术团弄到去维也纳的车票。
经过邓肯的一番努力，艺术团终于凑到了足够去维也纳的钱。邓肯又跟着一起来到了音乐之都维也纳。
在维也纳，邓肯邂逅了匈牙利的一位戏院经理亚历山大·格拉斯。格拉斯看了邓肯的舞蹈之后，极为欣赏，他对邓肯说：“假如你想追求光明的前途，那可以随时到布达佩斯来找我。”
到了这个时候，虽然邓肯很崇拜佛勒的艺术，但开始问自己，为什么要把母亲独自一人留在巴黎，而自己在这个由美丽而癫狂的女人组成的剧团里。到目前为止，她只是旅途中一切戏剧性事件的一个爱莫能助的旁观者。于是，她决定打电报把母亲从巴黎叫来。
母亲果然来了。邓肯把对目前处境的一切想法都告诉了她，最后俩人决定离开维也纳，这时，她想起了格拉斯的建议转往布达佩斯，并顺利地找到了格拉斯。
于是，邓肯有了第一次在剧场为观众献舞的机会。格拉斯向邓肯提出：“我希望你能在我的乌兰尼戏院里表演独舞，我们的合同一签就是30个晚上。”
邓肯还有些担忧：“我跳舞是为有鉴赏能力的人，以前只跳舞给艺术家、雕塑家、画家、音乐家等名流看，不知道普通观众会不会欢迎？”
格拉斯不同意邓肯的观点，他鼓励说：“艺术家是眼光最高、最挑剔的观众，过了他们那一关，普通观众一定会更加百倍地喜欢的。”
邓肯听信了，签了合同。
果然，邓肯第一晚的演出，就获得了巨大成功，此后的30个晚上，场场爆满。美丽的布达佩斯城，一片姹紫嫣红。在河边、在山上、在紫丁香怒放在每座花园里。每天晚上，如痴如狂的匈牙利观众发出暴风雨似的喝彩，把他们的帽子扔到舞台上。
邓肯以她极具魅力的独舞征服了布达佩斯的观众。
有一天，格拉斯带她去市面上的一些小餐馆进餐。在那里，可以听到吉卜赛人美妙的演奏。踢踏的快板，含有飞扬尘土的乐曲，让人联想到马车团队和林荫大道的天籁。
邓肯激动地说：“一个匈牙利的吉卜赛音乐家抵得上世界上所有的留声机。”
邓肯尝试着把吉卜赛管弦乐队搬上舞台，为她伴奏。这种长期以来为贵族们嗤之以鼻的下里巴人的音乐一登上大雅之堂，即以其无拘无束的形体语言和奔放嘹亮的音乐表现风靡全城。邓肯也常常陷入那种充满渴望与动荡不安的旋律里不能自拔，她就是从那时起开始穿上红色舞衣。因为，红色象征着火一般的热情和不屈的意志。
1902年4月的一天早晨，邓肯看见多瑙河河水在阳光照耀下闪烁荡漾，使她获得深刻的印象。当晚，她传话给乐队指挥，让他在演出结束时，临时加演施特劳斯的《蓝色的多瑙河》。此时的邓肯首次品尝到成功的喜悦，也像这季节一样春风得意。
当天晚上，乐队奏起施特劳斯的《蓝色的多瑙河》，邓肯欢快地伴着这支曲子翩翩起舞。顿时，全场的观众就像触电一样，走火入魔一般狂喊着，跟着邓肯跳起来。
邓肯跳罢一曲，观众不依，要求她再跳几次。邓肯兴奋地又跳了几遍。观众们就跟着一起舞动。
他们说：“她用她那优美的形体语言对这首人类热爱的曲子进行了最好的演绎。”
就在这天晚上，在欢呼的观众当中，有一位仪表堂堂的匈牙利青年男子闯进了邓肯的生活。在此后的一段时间，他使邓肯由一个安静的姑娘变为一个热情如火的姑娘。
他是这个国家很出色的演员，名叫贝列吉，以扮演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罗密欧”而当红，后来成为匈牙利最伟大的演员。大家一直称呼他“罗密欧”。
邓肯也就随之称他为“罗密欧”，“罗密欧”则叫邓肯“朱丽叶”或者“我的花儿”。
“罗密欧”燃起了邓肯心中狂热的爱情之火。
整个布达佩斯为邓肯的舞蹈而疯狂，邓肯为高大挺拔的“罗密欧”而疯狂，还有他台词式的甜言蜜语：“呵，可爱的花儿似的姑娘，你让我懂得了真正的爱情，这才是罗密欧的感情体验。你是我心中的太阳，我的朱丽叶。”
他给了伊莎多拉一小方纸片，上面写着：“国立皇家剧场的包厢。”那天晚上，邓肯和母亲一起去看他扮演罗密欧。他刻画罗密欧那青春爱情的火焰，最终征服了邓肯的心。
邓肯完全被“罗密欧”那种吉卜赛式的激情融化了。而“罗密欧”看上去不过是加演了一场话剧，“罗密欧”引导邓肯向爱情的另一个领域探索，这也是邓肯最投入最热切的一次爱情。
“罗密欧”带着邓肯到乡下的农家住了几天，他有一副好嗓子，他教给了邓肯许多匈牙利和吉卜赛歌曲，并把歌词的意义和发音教给她。这丰富了她舞蹈的内容。
而邓肯在热情、渴望、钦慕之下，向“罗密欧”献出了她的真爱。
母亲一发现邓肯的心理动向，就对女儿发出了警告：那是一个轻率的男人，只有漂亮而已。
刚从纽约来的伊丽莎白更甚：“你简直是在犯罪，抛弃舞蹈的事业去追逐虚幻的爱情肥皂泡。”
邓肯可顾不得这么多了，爱情的强大火力已经冲昏了她的理智。
格拉斯也意识到了事情不妙，他赶忙给邓肯安排了一次在匈牙利各处的巡回演出，强行把邓肯从沉迷中拉回到舞台上来。
在这次旅行过程中，在所有那些匈牙利小城市里，邓肯到处受到观众极其热烈的欢迎。在每一个城市里，邓肯浑身上下穿着白色的衣服，在一片欢呼声中，像从另一个世界来观光的年轻女神那样穿城而过。
但是，不管群众怎样起劲地逢迎，不管她的艺术怎样使自己欣喜若狂，邓肯依然迫不及待地渴望与“罗密欧”欢聚。此时此刻，她愿以自己的一切成功，甚至以她的艺术，来换取再度陶醉在他怀抱里的一时片刻。她渴盼着早日回到布达佩斯，与“罗密欧”相会。
这一天，邓肯终于回到了布达佩斯，她四处张望，一看到前来接她的“罗密欧”，像天鹅一样地飞进了他的怀抱。
在她扑上去的顷刻，她就感到了一股彻骨的凉意，再看，“罗密欧”俊俏的脸庞上没有任何爱情的痕迹。
邓肯挣脱了出来，她问他：“你好像变化了许多？”
“是的，我不再是原来的‘罗密欧’了。我正在排练马克·安东尼这个角色，一个罗马平民。”
“你一直就是在演戏？”
“人生不是一场戏吗，你以为是别的什么？我一直专心于我的艺术，你并不是我生活的中心。”
邓肯想抽他一记耳光。但她没有，她不愿意伸手打一副面具，或者说，去敲一面丧钟。
这时，“罗密欧”与一位天主教修女的私情正成为布达佩斯市民的新闻热点。这次感情经历及最终分手，给邓肯的心灵以巨大的打击，她接连几周都沉浸于痛苦悲伤之中不能自拔，整日以泪洗面。终于，她的身体支撑不住了。
格拉斯连夜带邓肯去维也纳，她病倒了。把她送进了一家医院。接连几个星期，邓肯完全处于虚脱和极度痛苦之中。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邓肯才恢复健康。格拉斯带她到弗朗曾斯巴德去疗养。她心情忧郁，无精打采，不论是美丽的乡村或者和蔼的友人，都无法引起她的兴趣。
随后，格拉斯一行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德国。他没有安排邓肯的演出，而是让她散心，走走，看看，拜会一些王公贵族和艺术家。
格拉斯夫人来了，她彻夜不眠，亲切友好地照料邓肯。在医生和护士的昂贵费用耗尽了邓肯的银行存款之后，格拉斯为她安排了在弗朗曾斯巴德、马里安温泉和卡尔斯巴德演出。
邓肯打开衣箱，拿出舞衣，一边热泪潸潸地吻着她的红色舞衣，一边发誓决不再背弃艺术去追求爱情。
此时，她的名字在这个国家简直有了魔力。一天，当她与她的经理和他夫人一起进餐的时候，餐厅玻璃窗外的人群拥挤不堪，竟把窗上的大玻璃挤破了，搞得旅馆经理无可奈何。
邓肯把烦恼、痛苦和爱情的幻灭都转化为她的艺术。最后，格拉斯为她安排了在慕尼黑的演出。在那里，她跟母亲和伊丽莎白重新团聚。她们为她的勇敢感到很高兴，尽管发现她变了，而且很忧伤。
在到慕尼黑以前，邓肯和姐姐到阿巴沙去，驱车在街上到处寻觅供膳宿的旅馆。旅馆没有找到，她们自己却引起这个宁静的小城相当大的注意。她们被路过的斐迪南大公看到了。他很感兴趣，向她们打招呼，邀她们到斯蒂芬尼旅馆花园中他的别墅里去住。
于是，贵妇人争先恐后地去拜访她们。但那些贵妇人根本不是如邓肯天真想象的那样，是对她的艺术发生兴趣，而是想要弄清她在大公别墅里的真实地位。
闲来无事，邓肯以匪夷所思的搭配创制各种舞服，最流行的是她用中国纱罗制成的淡蓝色舞服，大开胸，肩上只有一根吊带，裙子齐膝，裸腿赤足。
邓肯在服装设计领域里也同样掀起了一场革命，因为当时妇女们穿的游泳服还是一身头脚不露的黑衣。一向着意回避女性的斐迪南大公都情不自禁地击掌称赞：“瞧，邓肯多么漂亮！真是好看极了！就是春天也没有这样美！”
邓肯居住在阿巴沙别墅。她每天学习德文，通读叔本华、康德的原著，听瓦格纳的音乐。叔本华、康德音乐般舒畅的语言叙述，瓦格纳哲学般高屋建瓴的音乐流程，频频冲开邓肯的茅塞，使她对艺术的使命感愈益强烈。
经过长久的时间，邓肯这个纯情的舞蹈天才终于复原回来，而这次刻骨铭心的感情之波，使得邓肯在一段时间之内把关于爱情的痛苦与幻想全部变成了对艺术的追求。她耐不住寂寞了。她要出山。
那时慕尼黑的整个生活都集中于“艺术家之家”。一群著名的大师，诸如画家卡尔巴赫、伦巴赫、版画家斯塔克等人，每天晚上都在此聚会，喝着上好的慕尼黑啤酒，谈论哲学和艺术。
格拉斯想安排邓肯首次在那儿演出，伦巴赫和卡尔巴赫也这么想。但是斯塔克坚持认为舞蹈对于像“艺术家之家”这样一个艺术殿堂来说，颇不合适。
于是，一天上午，邓肯到斯塔克家去拜访，想说服他相信她的艺术的价值。她在他的工作室里脱下衣服，换上舞衣跳舞给他看，接着给他讲她的神圣使命，讲舞蹈作为一种艺术的可能性，一连讲了4个小时。
后来斯塔克常对朋友们说，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惊讶过，好像林中仙女突然从奥林匹亚山上下来，从另一个世界来到他的眼前。
邓肯在“艺术家之家”的首次演出，成为这个城市多年以来的艺坛盛事。接下来，格拉斯说，那就去凯姆学院吧，学生的领会力是不可估量的。
然而，他们还是没有料到会出现那种异常火爆的场面。邓肯的马车被散场的学生团团包围，他们把马解下来，一伙人拉着车游街，另一伙人擎着火炬在后面欢跃。
到了一家咖啡馆，邓肯被抬了起来，被抛了起来，在学生群舞的顶峰跌宕起伏。
他们不断地高唱：“伊莎多拉，伊莎多拉。你让我们感到，人生多么美好。伊莎多拉，伊莎多拉。”
邓肯回到别墅，年轻的学子们一连数小时聚集在伊莎多拉住的旅馆窗户下面唱歌。她把花朵和手帕扔给他们，人们便抢着，每人分一点掖在帽子里。
这个晚上让所有的慕尼黑市民瞠目结舌，他们真的认为邓肯是“天上来的”，在那儿一个劲地喊“上帝”。这天晚上的事情第二天在报上发表的时候，全城的规矩人为之骇然。
慕尼黑是欧洲艺术和学术的中心之一。大街上尽是大学生，经常可以看到姑娘们的腋下夹着书或乐谱。商店的橱窗里陈列着稀有的古书古画和最新出版的各种图书。
邓肯在“艺术家之家”的一次盛会上，觉得坐在对面的一位男子十分面熟，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她凭直觉走过去，断然肯定他与理查德·瓦格纳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邓肯曾经在乐谱中看到过这位音乐大师的照片：额头前凸，鼻梁高挺，嘴巴却柔到了极点，与面部的刚硬之气格格不入，却又显得异常风趣。
原来，那个男子就是大师的儿子西格弗里德·瓦格纳。
邓肯了解之后，兴奋地对他说：“能够见到你，我太高兴了。你父亲是我心中的偶像。”
西格弗里德赞叹地说：“谢谢。能和你说话，我同样高兴。我看过你十几场演出了，你的舞蹈是一座丰碑。”
邓肯谦逊道：“不，我仅仅是一名让人欣赏的舞蹈家，而你父亲还是一位给人启迪的哲人。”
西格弗里德直言：“你有很好的潜质，你天生就是舞蹈的精灵。在音乐的陶冶上，除了我父亲，你还必须认识一个人，他对你更加重要。”
邓肯急切地问：“谁？”
西格弗里德表情神圣地说：“贝多芬。父亲生前说，贝多芬是音乐史上的太阳。”
西格弗里德接着说：“你的舞蹈，使人不由自主地想到出涧的溪流、月光下迎风摇摆的棕榈、清晨草地上晶亮的露珠，生动、活泼，引人向上。然而，它们还不具备阳光普照的器量，海的包容以及风雨后的明净清新，缺乏使人从困厄中振奋的精神力量。你得听贝多芬，你得去希腊。在德国，你顶多是个当红明星，这是远远不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