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风雨》的成功，使艾煊产生“连续爆破”的雄心。他决心要使“南京大屠杀”这段惨绝人寰的史实得到艺术的再现。于是他参阅了大量“南京大屠杀”的记载，访问了许多亲睹惨史的南京父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记录，南京大屠杀后中立国和慈善机构埋葬被害者尸体的流水日记账簿，均在他的视野之内。这部《乡关何处》不仅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而且在以后的有关日本的“教科书”问题上也提供了有力的形象揭露。
《乡关何处》出版时，艾煊已经六十挂零。此后他主要着力于散文创作。这是与他个人的写作习惯有关。每当艾煊写长篇时，他总是废寝忘食。从动笔之日起，他总是没日没夜地全心投入，他总是“死抱住”这个长篇不放。他的体内好像有一盆炭火在燃烧一样，非写到脱稿为止，他的灵魂决得不到安宁。因此写完一部长篇，好像是生过一场大病。如此写作习惯，年轻力壮时尚可，待到年事偏高，就只能望“长篇”而兴叹了。
现在他就比较轻松了。他是作家中学电脑学得比较早的人。他家中的这架陈旧的286，显示出他是使用电脑的“老资格”了。他说写散文比较符合他的年龄阶段。当他有什么想法时，他就在电脑上“敲”，很快就将一篇文章敲出来了。他的散文的产量是很高的。每次在报端发表，我总是认真拜读的。每次阅读我总觉“有所得”，艾煊的散文皆以质量取胜，他从不欺读者。读他近年来的散文，就觉得与写《碧螺春汛》时，又有所不同了。那时是一股生活的清香扑面而来，现在是既有生活气息，又有文化氛围，还有知识容量。究其原因，是艾煊近几年来读了很多书，于是他的散文不仅有昔日的清丽，还加上今天的浑厚。
我最近策划一套《江南风情书系》，先请他写一本“南京卷”——《金陵梦华录》，出版后深得好评。于是我再请他写一本“太湖卷”，他也欣然同意。为了写这本散文集的需要，他还重游了太湖流域，到西山明月湾和宜兴大华山去，再次寻觅那些常常在梦魂中萦绕着的“乡情”与“亲情”。当他将稿件交给我时还若有所思地又像自言自语地对我说：“我真不该回城里来，那些地方多好啊！可是现在我老了，我需要城市的医疗条件了。”艾煊早已过了古稀，正在向耄耋之年进发。我想他在写散文时是时时回顾他的笔直而又曲折的一生的。他的为人是有自己的准则的，因此写散文时也是有所寄托的。他在《银鱼汛》中说：“银鱼生性坦白，通体透明，像玻璃做的，连五脏六腑心肝肺，全部让人看得清清爽爽。”在《酷暑凉荷》中，他写道：“谚云，心静自然凉。人如此，想来荷也如此，听其自然，花开花落，叶绿叶黄。”每读到这些饱蕴哲理的话，我好像觉得与我相对而坐的是一位经过多次惊涛骇浪，却为他的文学的真知灼见修炼得炉火纯青的老人。
3.打谱——艾煊印象的三个侧面
王干
艾煊先生是我们的前辈，我们对他的人生和文章的理解永远会处于一种打谱的阶段。打谱是专门的围棋术语，它是棋手向高手学习的一种古老而不过时的方法，棋手通过对高手对弈留下的棋谱的温习，在打谱的过程中揣摩高手的心境和棋艺，从而获取长进。我下列这些文字算是读谱的心得，并不是对艾煊先生的完整刻画，更不是评价。
书生
我刚到南京工作的时候，宿舍就在省作家协会的机关里。机关有个图书资料室，与我的宿舍紧邻，进出图书资料室的人基本都从我的眼皮底下走过。到资料室最多的有两个人，一是老作家艾煊，一是年轻作家叶兆言。
在后来，我有时候写文章查一些比较偏僻的材料，发现很多的书只有一次被借阅，借书者便是艾煊。我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曾做过一个心理测验，就是看到艾煊这个名字，会想到什么，我经常想到的场景，便是艾煊捧着一大堆的图书走出图书室，过几天将这一大堆书还来，又将另一大堆捧回。这是我对艾煊最初的印象，也是最深的印象。据图书室的同志讲，艾煊在作协主持工作期间，最关心的工作之一就是要求图书室不断地进新书、进好书。
艾煊读书之多之痴，平常很少听他说也很少在他的文中体现出来，他的散文和小说都用寻常口语和书面语，没有学究气，也不卖弄。我读到他的散文集《金陵·秣陵》时，被这本关于南京历史文化的小册子迷住了。我当时在《扬子晚报》上开一个叫“闲话南京”的专栏，是用随笔的方式说说一个异乡人对南京的感受，文章发表以后，反响还不错，我也有些沾沾自喜。可待我读到艾煊的这本《金陵·秣陵》之后，我就不敢再落笔了。
我感到自己对南京历史文化认识的肤浅，也感到艾煊的视野开阔和思想深刻，我对南京的理解都停留在把玩和欣赏上，而艾煊在《辉煌的六朝灯火》看到的则是“时代”：“六朝是个什么样的时代？一说六朝金粉。六朝确有绮丽繁华的一面。但六朝是个创造的时代，六朝更具有文化创造时代的特征。”“思想开放的六朝，带来了文化、科学、艺术的飞跃发展。”很多人看到的金陵文化往往都是繁华绮丽、金粉脂气，而艾煊看到的则是这貌似纸醉金迷的六朝文化的创造性特征，这与他充实的历史知识和人文修养是分不开的。
艾煊的读书并不像有些作家带有现买现卖的小贩性质，抓住一些史实去铺陈一部洋洋巨著，读书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并不是一个进货过程。早在十多年前，他在为电影《风雨下钟山》撰写文学剧本时曾掌握了大量的史料，足可以写出几卷本的长篇小说，可他怕写不好，迟迟不动笔。近年来电视连续剧走红，又有人请他写这方面的本子，他还是没答应。
江南
艾煊把他最近出版的散文集称为《烟水江南绿》，“江南”，对他来说是一个永远不能解开的审美情结。
最早读到艾煊的文章是他那篇晶莹透明的《碧螺春汛》，当时我还没有喝过碧螺春这种名茶，但艾煊的散文给人清香绕舌余味不绝的韵味甚或超过了碧螺春本身的韵味，这或许是想象永远比现实更美好的定律在起作用，我们这一代人最初知道碧螺春这名茶都是因为接触到这篇文字，可见一篇杰作对人的影响是那样的深远。当代散文有很多歌颂劳动的著述，但真正称得上佳作，我以为只有两篇，一是汪曾祺的《葡萄月令》，一是艾煊的《碧螺春汛》。杨朔写过不少歌颂劳动和劳动者的散文，像选入中学教材的《茶花赋》《雪浪花》都是歌颂祖国和人民的赞美诗，可如果仔细品析的话就会发现，杨朔在这些散文中对劳动者的赞美都是为了赞美而赞美，而不是让劳动者的精神美、劳动的韵律美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有贴上去的痕迹。因而我们在赞美杨朔散文构思奇特的同时，也不难发现雕琢的斧凿痕。或许杨朔身处局外的缘故，并不像艾煊和汪曾祺就是以劳动者身份进入创作的，汪曾祺在下放农科所时种过葡萄，艾煊当右派以后也被下放到西山三年，这两篇文字可以说是他们做果农、茶农的意外收获，是真正的劳动结晶。汪曾祺的《葡萄月令》巧妙地将“月令”这一古老的文体救活，把一年十二个月葡萄的生长过程和劳动的感受在十二个月里记录下来，是他个人下放在农科所亲身体验的结晶，劳动之美便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碧螺春汛》与《葡萄月令》有异曲同工之美。汪写了葡萄的生长过程，艾煊则写了制茶的生产过程，而这过程都体现劳动之美。《碧螺春汛》几乎描述了整个茶叶的生产工序，可以说工序是最乏味的，可艾煊让这工序充满了诗情画意，“从黄昏到深更，在碧螺春茶肆的那些春夜里，个个村子里的炒茶灶间，都是夜夜闪亮着灯光。新焙茶叶的清香，跟夜雾融溶，从炒灶间飘出来，弥漫了全村。清轻的香雾，环绕着湖湾飞飘，一个村连着一个村，一个山坞连着一个山坞，茶香永无尽头。一个外来的客人，茶汛期间，在我们这个湖岛上走夜路，一走几十里，几十里路呼吸的空气，都是这清奇的碧螺春幽香。难怪碧螺春最古老的名字，就叫做清香，‘吓煞人’”。或许由于这篇美文的缘故，我后来学会了喝茶，又特别对写茶的文字感兴趣，收集了不少有关茶经和茶文化的资料，发现几乎没有一篇能够和艾煊的这篇茶的美文相媲美的。我时常想，一个作家终生从事文学能有这么一篇妙文留下来，也便无憾了。
这篇杰作不仅是艾煊散文的代表作，也是他整个文学风格的体现，他的小说《乡关何处》也是以清新流畅的唯美文风来营造的。因而散文界和评论界将艾煊称为“艾江南”，这不仅是对他文学风格的肯定，也是对他整个美学思想的精妙概括。更重要的是他的为人和为文影响、哺育了新一代江苏散文作家。江苏的中青年散文作家在起步阶段都有意无意师从过“艾江南”，在1994年的一次散文研讨会上有评论家在回顾江苏散文历史时，称艾煊是“江苏散文之父”，与会的散文家和评论家都表示赞同。
棋风
艾煊平常的爱好除了读书，便是下围棋。如今江苏作家的棋风盛行，水平高居全国之首，与艾煊的倡导和身体力行是分不开的。读过他的一篇《雨花棋》，说的是他战争年代里下围棋的故事，那时候条件限制，他们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做黑白棋子，印象最深的便是用墨水将米染成黑子，未染的做白子，弈罢，“黑白子”由炊事班继续下锅，这种精神粮食和物质粮食合为一体的做法实在奇妙。艾煊的这一回忆让我们这些未经战火的年轻人对新四军平添了无数好感。
下围棋的人都知道，和高手下对子棋是最能长棋的，水平会提高得很快。江苏作协的年轻人围棋水平高，多半与艾老的下棋的平常心有关。下围棋的人大都有着强烈的胜负心，有人为了能够赢棋，使出种种“盘外招”来，比如分散对手的注意力，以言语刺激对方，搞疲劳战，胜了便笑逐颜开，负了便责怪他人，以至于争吵不休，生出许多不该有的龃龉。艾煊把自己的棋风称为“感觉风”，看重的不是对局的胜负，看重的是行棋过程，是行棋过程中不断萌发出的种种乐趣。因而和艾老对弈便是一种艺术享受，胜负都充满了行棋的乐趣。有一次我们几个年轻人到泰州去下棋，请艾老做我们的“团长”，艾老的大旗一打，当地格外重视，整个比赛充满了紧张的气氛。可艾老主动退出了比赛，他说最不喜欢围棋比赛，怎么也不肯到赛场去，单独和一个老者在房间里消遣。
棋风或许就是文风，这种淡泊功利看轻胜负的棋风让他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以心灵的舒坦和行文的自然为最高目标。因而他的文章品格拒绝势利媚俗，拒绝应景图解，始终以真善美作为目标，也作为人生的参照。近来艾老的散文繁多杂文锋芒，对生活中的丑陋现象、媚俗现象大加鞭挞，显出了多年少有的锐利和泼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