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梦阳，我们前面已经有好几次提到，并且知道李梦阳之所以起这么个名字，是因为他的母亲在怀他时，梦见一轮红日坠落怀中。殊不知叫这个名字的人还有很多，据说在李梦阳同时期就有一个，而且偏偏让李梦阳遇见了。那时候李梦阳正在江西做提学副使，相当于现在的省文化及教育厅长。官做大了，就免不了有点小脾气。当他碰见那位也叫李梦阳的学子时，就说你不知道我的名字叫李梦阳吗？怎么敢起一个同样的名字来冒犯我？学子听后，毫无惧色，说名字是父亲给我起的，明知相同也不敢改呀！
李梦阳一听，也对，干脆出个对联为难他一下吧。就说我出个上联，你若能对上，也就罢了。于是说出上联：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蔺相如和司马相如虽然都叫相如其实是不相如的。言下之意，你怎么能和我一样呢？学子听后，稍加思索就说：魏无忌长孙无忌彼无忌此亦无忌。意思是魏无忌和长孙无忌虽然都叫无忌却都没有什么忌讳，他们没有，我们也应该没有。李梦阳一听，认为这联对得工巧，于是欣然一笑了之。
从这个小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李梦阳显著的性格特点，即“负才尚气”。关于他的这一性格特点，还有一些说法，说他“过于自是”、“自恃学富”、“霸气”、“不服人”等。也因此，他一生中仕途坎坷、多有不顺。据史书记载，李梦阳仅做了十多年官，就坐了五次监狱。
第一次，是在弘治十四年（1501年）。那年他28岁。李梦阳20岁参加陕西乡试，考取第一名，第二年又中了进士，官拜户部主事，不料他的母亲和父亲却先后去世，无奈就只好在家守孝，守孝期满，刚做了不到三年的官，就因为性情刚直，执法如山，得罪了人，被诬告入狱。所幸罪名不重，不久就获释出狱，重新进了官场。
第二次可就没有这样简单，娄子捅大了，差点送了命。这是弘治十年（1497年）的事，李梦阳应诏起草了《上孝宗皇帝书稿》——请注意“应诏”二字，是皇帝主动向他征求意见的，他于是就老老实实给皇帝提意见。他说当时社会存在着“二病”、“三害”、“六渐”（六种逐渐产生的祸患）。大致是吏治腐败，宦官专权，军费开支太大，老百姓承担的税赋过重等等。这还不算，他在文章的最后，更是直接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当朝皇后的弟弟寿宁侯张鹤龄，说张勾结社会黑恶势力，图利害民，“势如翼虎”，气焰嚣张如同长了翅膀的老虎。更指出其要害就在于皇帝“厚待张氏”。
此言一出，无疑捅了马蜂窝，张鹤龄大进谗言，张皇后与其母哭闹朝堂，合伙把李梦阳送进监狱不说，并且一定要置其于死地。
所幸当时的皇帝还比较明白，他认为李梦阳虽然狂妄，却一心为国，于是千方百计将其保了下来。李梦阳气愤不过，一出狱门就找机会把寿宁侯痛骂了一回，骂尚不解气，以至于打落了他的两颗门牙。
一年后，孝宗黄帝驾崩，继任的是武宗。这位皇帝倚重的依然是一帮太监，当时所谓“八虎”，以刘瑾为首。尚书韩文等大臣为此很焦虑，痛放悲声。李梦阳看见很不以为然，说身为朝廷大臣，哭顶什么用？待谏官弹劾时，内阁大臣尽力劝奏，文武百官据理力争，朝野必然响应，何愁扳不倒他们？韩文一听，急忙把弹劾的任务交给李梦阳，让他起草《代劾宦官状疏》，李梦阳也不推辞，提笔一挥而就。岂料此事走漏了风声，韩文等人被逐出朝廷，《明史纪事?弘治君臣》：孝宗皇帝与刘大厦语：“比法司奏上，朕试问左右作何批示？一人曰：‘此人狂妄，宜杖释之！’朕揣知此辈欲重责梦阳致死以快宫中之愤，所以即释复职，更不令法司拟罪也。”
李梦阳也被强令辞官。不久刘瑾又捏造罪名，将李梦阳投入了监狱，而且必欲杀之而后快。幸亏他的文友康海等人相救，才得以免死。
4年后，刘瑾因为谋反被诛，李梦阳才又被重新起用，这一次就当了江西提学副使。在提学副使任上，他拆庙宇建学校，政绩很好，至今江西还有人在撰文纪念他。不料却在三年之后，又被扣上了“欺压同僚，挟制工官”的罪名，第四次被投入狱中。其实所谓欺压同僚，也就是与几个同僚不同道、不同调而已。譬如李梦阳要过江了，有人劝他说该拜拜江神，李梦阳非但不拜，还命人把江神捆绑起来投入水中，说“得其所哉”，得到了它应该去的地方。再譬如淮王府的卫士们与学士因事争辩，李梦阳便认为有辱斯文，鞭打了那些卫士。这一次李梦阳入狱，引起了公愤，史书记载有万余学子为其鸣不平，加之朝廷内有人相救，也还是出了狱。只是官做不成了，不过官员的身份还在，有一个好听的说法，叫“冠带闲住”。
《明史?李梦阳传》：孝宗崩，武宗立，刘瑾等八虎用事，尚书韩文与其僚语及而泣。梦阳进曰：“公大臣，何泣也？”文曰：“奈何？”曰：“比言官劾群阉，阁臣持其章甚力，公诚率诸大臣伏阙争，阁臣必应之，去若辈易耳。”文曰：“善”，属梦阳属草。
《中州野录》：江南润州丁玑，督广东学政，渡江，有司具牲醴请祀水神，玑笑曰：“舟乎，或沉或浮，神何预焉？”至中流，风浪作，而舟覆。李梦阳督江西学政，渡江，有司亦以请，梦阳怒，令从者缚神投诸江。且曰：“水神而投诸水，得其所哉。”竟无恙。
“冠带闲住”本应无事了，李梦阳也正好干他文学的爱好。史书记载说这时候的李梦阳更加桀骜不驯，放纵恣肆。不料到了正德五年（1510年），却又有一桩旧案牵扯到他，说他在江西任上时，曾与宁王朱宸濠有过来往，并为其写过一篇文章，《阳春书院记》。现在宁王因为谋反而遭诛了，李梦阳当然少不了干系，于是最后一次被送进了监狱。这一次虽然同样被救出来了，却彻底丢了官，结束了他坎坷凶险的仕途生涯。
李梦阳一生官虽然做得不顺当，但其直言不讳、刚正不阿的品行和操守却为当时和后来很多人所看重，称之为“正气文人”。
当然，人们更为看重的还是他的文学才华，他的诗文成就。有句成语叫“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意思是在某处有所失，在另一处又有所得，李梦阳的际遇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李梦阳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丰厚的诗文作品，二是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
李梦阳的诗文著作很多，都收集在《空同集》一书中，共计66卷，2000多篇首。《明史?文苑传》说他“工诗赋，重文章，诗尊李杜，赋承屈贾，文从两司马，气势磅礴，思如涌泉”。一般认为他的诗比文要好，能够反映现实，针砭时弊，关心民生疾苦，具有较强的批判精神。尤其是七言诗，“善用顿挫倒插之法”，颇得唐代杜甫诗的真传。但当代有位学者南玉印，认为李梦阳的文章也同样好，他在自己所写的《李梦阳古文评价》里边，对李梦阳古文内容与形式方面的特点，都做了精到的分析概括，指出文如其人，其为人磊落正直，为文也观点鲜明，单刀直入，议论汪洋恣肆，形成雄辩的风格。其实这一点，过去也多有肯定，与李梦阳同为“前七子”的王廷相在其《空同集序》中就曾经说过，李梦阳文章能“掩蔽前贤，命令当世，秦汉以来，寡有其俦者”，没有什么人能与他相匹敌了。还说“今李献吉者，非今之韩愈乎？”今天的李梦阳，难道不是今天的韩愈吗？还有一位黄省曾也在给李梦阳的书信中说：“往匠可凌，后哲难继，明兴以来，一人而已。”李梦阳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空前绝后的一个大才子。这些虽然都免不了过誉之嫌，但也可以看出当时人对李梦阳推崇的程度。
为了印证一下这些评论的可信性，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李梦阳的这样几首诗和几段文字。
第一首诗是写庆阳的，“庆阳亦是先王地，城对东山不窋坟。
白豹寨头惟皎月，野狐川北尽黄云。天清障寨收禾黍，日落西山散马群。回首可怜鼙鼓急，几时重起郭将军？”这首诗起首两句点题，中间四句写景，写得极有地域特点，只要是庆阳人，一看就会觉得亲切。最后两句抒发感慨：这样一个边陲重地，战事急迫，如何才能再有唐代郭子仪那样的将军来驻守呢？
另外几首是写自己的。一首写在他31岁生日时，主要是思念双亲，追忆往事，抒发悲愤之情。诗有七首，其中第二首这样写道：“母之生我日初赫，缺突无烟榻无席。是时家难金铁鸣，仓皇抱余走且匿。艾当灼脐无处乞，邻里相吊失颜色……呜呼二歌兮歌思长，吾亲俨在孤身旁”。诗中的“缺突”指烟囱，“榻”即床，“缺突无烟榻无席”意谓缺吃少用。从这首诗中，我们知道李梦阳小时候的家境是很不好的，缺吃少用到连一支治病的艾草都没有。
另两首写于他第二次入狱时，其情益悲，其景更惨。“湫宇夕阴阴，寒灯炎不长。气栖递微明，飘忽如清霜。人云网恢恢，我胡寓此房？”诗里的“湫宇”指牢房，牢房里阴暗潮湿，灯光微弱。人都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为什么我却得不到公正的待遇，住在这样昏暗的地方呢？这种时候，他也和大多数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一样，把洗雪冤狱的希望寄托在帝王身上，怎奈“帝居杳何许？
苍苍隔九阍。白玉为阿阁，黄金为重门。可望不可即，仰见云飞奔”。天庭高远，难达圣听，最后只有万般无奈地发问：“何事发炎旭，下照孤葵根？”怎么样才能让红太阳的光芒，下照到我的身上呢？我可是一枝绕日葵花呢！作者这样自我比况，正好反映出作者的忠君思想。但忠君和爱国，在封建社会士大夫那里，常常是不可分的，对此，我们不应该有所诟病。
这种忠君思想也即爱国情怀在李梦阳的政论文章中，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他在前述《上孝宗皇帝书稿》中，这样写道：“盖直言之臣，秉性朴实而不识忌讳。睹事积愤，诚游于中，义形于词，故其言剀切而无回互，药石而鲜包藏……今睹可畏之势而得言之时，使仍缄默退缩以为自全苟禄之计，是怀不忠而欺陛下耳。”敢于直言朝政弊端的臣子，大都秉性朴实，不懂得忌讳，看见不公平的事，心里就气愤，嘴上就要说，说就还说得尖锐深刻，好像没有经过包装的药片一样。现在看到这种可怕的情形（即前面所讲危害国家安全的种种祸端），又赶上皇帝主动征求意见的时机，假使仍然保持沉默不敢说话，借以保全身家性命苟且偷生安享俸禄，实在是怀有不忠之心而欺骗皇帝您哪！在前述《代劾宦官状疏》里，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臣等伏思，与其退而泣叹，不若昧死进言。即使进言以死，不犹愈于缄默苟容乎？此臣之志，亦臣之职也。”即使今天我们读这些文字，也依然会为这种冒死进谏的精神动心动容。
李梦阳所处的时代，文坛由当时的内阁大臣李东阳主持，基本上还是奉行着此前“台阁体”的文学主张。所谓“台阁体”，是指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台阁重臣们倡导的一种文体，这是一种由压抑的道德和平庸的人格出发的文学，既缺乏对自我内在感情的切入，也缺乏对社会生活的关心，并且缺乏艺术创造的热情，是一种内容苍白贫瘠、形式僵化呆板的文学，用史书上的话说“阿谀奉承、粉饰太平”、“啴缓冗沓，千篇一律”。李梦阳对此很不满意，他勇敢地打出复古的旗帜，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提倡真情，重视比兴，在明中叶文坛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当时追随他的还有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即历史上所称“前七子”。这些复古理论及古文运动被后来的李攀龙等七人（即“后七子”）继承了下来，且“历经三朝，推陈出新，百年不衰”。
当时开展的古文运动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也有缺陷，即“盲目尊古，一味以类比剽窃为能，成为毫无灵魂的假古董”，因而被人讥为“模拟剽窃，得史迁少陵之似而失其真。”只学到了司马迁杜甫的表象而缺少内涵。这一点，就是李梦阳自己后来也有认识，他说“余之诗非真也，王子（叔武）所谓文人学子韵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词多也”。自己的诗缺少真情，只是辞章讲究而已。
他认为真正的好诗在民间。我们看前面所引的李梦阳的诗文，并不如此，可见李梦阳对自己的要求是很高的。
总之，作为文人，李梦阳是成功的，既是明代文坛的荣耀，也是庆阳人的骄傲。李梦阳之后，庆阳籍文人学者辈出，这与李梦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明?徐祯卿《谈艺录》：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执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朱应登、顾璘、陈沂、郑善夫、康海、王九思等号十才子，又与景明、祯卿、贡、海、九思、王廷相号七才子，皆卑视一世，而梦阳尤甚。
附录一
李梦阳三下长安
李梦阳天资聪颖，禀赋超群，加上从小就好学多思，因而到他十五六岁时，就已是才思敏捷、出口成章的才子了。他17岁那年，陕西长安府开科考试，他备行装，告别家乡父老，只身前往长安。当时，李梦阳虽说血气方刚，才华横溢，但他一点也不自负，相反，他总是想到自己的不足，想到“强中更有强中手”。到了长安，他不像别人那样整天吟诗聚会，高谈阔论，借以炫耀自己，也不像那些纨绔子弟，临考前游山玩水，忘乎所以。他把自己关在小店里，认真读书。眼看就要考试了，一天，他碰到一伙挟鸡斗狗的纨绔子弟喧嚣而来。李梦阳早对这些人的行为非常反感，便上前说道：“就要考试了，你们为何如此嬉闹不休？”那些纨绔子弟，从李梦阳说话口音知是从庆阳府来的穷酸小子，哪里瞧得起他，奚落道：“北山狼，只知学而时习之，岂敢应试？”李梦阳听后心中非常气愤。他的性子格外要强，心想，要考就必然要高中，让这些纨绔子弟看看，煞煞他们的傲气，但目前自己的学识状况还无这个把握，不如再读一年书。主意一定，试也不考了，长安也不呆了，回到家里，更加刻苦地攻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