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校各级领导和指挥职务，均由共产党人担任：共产党员史可轩被委任为校长，副校长兼教务主任李林也是共产党员，邓希贤(邓小平)担任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高克林担任组织科长，并负责领导军校中共党的总支工作。学员总队长，由共产党人许权中担任，主持日常操练。学员三个大队长均为共产党人，李子洲、刘志丹等人担任军事教官。
这种情况，包括南北方众多的军官学校中，在全校的各级军事、政治及教育大权，自上而下地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是绝无仅有的。
1927年3月31日，中山军事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副总司令邓宝珊等人及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了典礼大会。
出席开学典礼的来宾中，有一位被周恩来赞誉为“生的伟大、死的伟大、正气磅礴、业可千秋”的“坚贞的革命战士，鲁迅式的共产党员”杜斌丞先生，在开学典礼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演，鼓励青年们在伟大的革命洪流中，积极努力，奋勇前进。并号召以往革命的和未来革命的人，都要参加到这一革命运动的行列中来。杜斌丞此前得知冯玉祥正在筹建中山军事学校时，带领陕北60多名青年学生来到西安入学，成为中山军事学校的首批学员。
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是按照苏联军官学校的模式创办的，同时校内聘请了一批苏联军事顾问协助办学。因而学校建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都与苏联军事院校相同。这些方面和黄埔军校具有同种色彩，所以中山军事学校有“第二黄埔”或“西北黄埔”之称。中山军事学校共有学员500多人，全部为陕甘等地的热血青年。他们热情高涨，爱国意志坚强，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经过中山军事学校的训练，很快便成为国民军中的骨干力量。据当时军校学员庞齐回忆，军校十分注重学员的政治教育，并要求从一点一滴做起，身体力行地执行国民军反帝爱国的革命传统。
“穿上军衣的第一天，队长、班长们分别教我们新生缝缀军衣上的几个标识：除领章代表兵种外，当时只分步、骑、炮、工、辎，分别以红、黄、蓝、白、深紫色作识别，胸章(写番号，姓名。军官则于胸章上另有分别军衔的标记)，在左襟右上方第三钮扣处，缀上一个约3寸的白布红边的标识，上印有‘我们为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誓师奋斗’16个醒目的红字。另外又有两个很小的(约小姆指大小)布条，一条印有‘一弹当作全军团体性命看’，一条印有‘我们是民众的武力’字样。”
庞齐还记得：“穿上军装后，学习的第一支歌是国际歌，接着是学西北军传统的《早起歌》和《吃饭歌》，这两支歌，每天起床就寝以及两餐饭前必须歌唱……这两支新歌词，革命气氛都十分浓厚。
《早起歌》：黑夜过去天破晓，朝日上升人起早。革命旗帜飞扬，看青天白日，满地红照耀。黑夜过去天破晓，朝日上升人起早。努力奋斗，精神踊跃，解放世界民众。努力奋斗，精神踊跃，革命快成功了。
《吃饭歌》：这些饮食，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民努力；帝国主义，国民之敌，救国救民，吾辈天职。”
庞齐：《1927年冯玉祥在陕西》，《冯玉祥在陕西》，第178页。
中山军事学校的政治教育除了用通俗易懂简单活泼的形式外，课程中均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内容，再加上许多中共党人做教官，讲授中程度不同地向学员传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促使一些学员在这里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
中山军校的军事科目包括：兵种教育、简明军律、军人新教育、军士战术、军士勤务、以及各种术科，如刺枪、劈刀、器械体操、应用体操、沟垒比赛、射击、行军、挖掘等等。《冯玉祥自传》，第21页。
学员毕业前夕，均要下连队实习，即派到各部队当三个月学兵，然后根据各自条件和军事发展的需要，派往基层任职。
中山军校成立后，得到社会各界的巨大支持，成为国民军培养大批军政人才的重要基地，并且在该校成立前后，在北方冯玉祥所辖地区形成了一个“军校网”。
国民军在西北地区重新崛起后，随着固甘援陕战役及东进中原的准备，国民军联军对军政人员的需求便显得十分迫切。为了解决军政人员的不足，在中山军事学校建成后的一段时间内，冯玉祥要求所属部队在五原、包头、宁夏、兰州、西安等地，成立了许多军政干部学校，从而形成了以中山军校为中心，各新式兵种与各门类业务齐全的“军校群”体系。各军政干部学校招收国民军下级军官、进步青年学生和有文化的士兵，通过短期训练，输送给部队充当骨干，为迅速培训各种人才提供了良好的场所。
同时，在国共两党和苏联顾问团的组织和帮助下，冯玉祥为了尽快提高新建兵种及各行业务干部的军政素质，相继成立了军官教导团、炮兵教导团、交通教导团、钢甲教导团，又增设航空司令部(共有飞机19架)，作为训练机关。还举办了军械、军需、军医等16所训练学校，共接收和培训青年军官和进步学生8000多人。
以中山军事学校为中心的“军校网”的建立与发展，对培训各类军政人才，提高官兵的军政素质，增强部队战斗力，发挥了巨大作用。
以中山大学为模式的革命熔炉
国民军联军在西北的胜利，极大地推动了西北地区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和工农运动的高涨。随着西北地区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各类干部的急需成了极为尖锐的问题。
为了解决西北地区党、政、民各界对干部的紧迫需要，迎接北方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冯玉祥决定仿照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在西安创办一所正规的军政干部学校——中山学院。
这所学院，同中山军校一样，全校的各级领导职务和军政大权，都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实际成为西北地区著名的革命学校。
在中山学院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著名中共党人有：院长刘含初、副院长兼总务长刘子洲、教育长徐梦周、总队长任敬斋、总务科长呼延震东，学员大队和中队领导职务，也由中共党人担任。
学院下设四个学习班：军事政治运动班、农民运动班、妇女运动班和组党班。学员大都是西北尤其是陕甘各地国共两党组织保送来的革命青年。学院创办之初，学员就近700多人。
学院各班次均开设专业课、政治课和军事训练。政治理论课程的教材是统一编写的，主要有：《社会进化史》、《政治经济学》、《中国政治状况》、《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不平等条约》、《三民主义》与《农民运动》等。此外，学院还给各班级发放马列著作和科学社会主义书籍，订购了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和《中国青年》期刊。因此，革命书刊在学院师生中广为流传，极大地提高了师生们的革命觉悟和政治思想水平。
学院还经常邀请一些担任领导职务的中共党人来讲课或做政治军事报告。其中有：刘伯坚、邓小平、潘自力、刘继曾、魏野畴、杨明轩、李子洲、钱崝泉等人。
由此可见，中山学院已成为中共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又是锻炼与造就军政人才的熔炉。中山学院培养出来的各班学员，遍布西北各省，为推行西北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一时期，它同西北黄埔——中山军事学校堪称军政“姊妹学校”。
对西北地区的开发
冯玉祥东进陕西时，西北各地遭战乱破坏已到极点。为了迅速改变这种面貌，使陕甘等地尽快从荒乱中复苏，人民可以得到休养生息，并为出师潼关准备必要的物资条件，冯玉祥先后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地方建设。
清理西安城内战争遗迹，恢复古城风貌。西安解围后，遭受战争破坏的痕迹相当严重，西安城内一派狼藉。冯玉祥每日“往来城中东北与西北的角上，沿途所见，最触目的就是肮脏污秽”。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550页。
城内许多阳沟，深达一二丈，由于长期无人过
问，加之战争的破坏，垃圾和臭水甚至死尸腐烂发霉，严重地污染着古城西安。为此，冯玉祥心忧如焚，他深知人口如此集中稠密的西安城，如不能及时清除这些垃圾，不仅严重影响数十万居民的生活和健康，而且一但病疫大肆传染，驻扎西安城内各部队战斗力必然受损，这无疑将会给西安军民带来第二次灾难。因此，急需进行清除，给古城西安还一个清洁、文明。
冯玉祥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商议，动员全城军民参加公益性的清扫公路、清除阳沟淤泥垃圾的活动，并向全城公布倡议书。冯、于的倡议立即得到社会各界赞成，大家均认为这是件十分有益的事，不仅能清除街上的垃圾，而且是革除国民不良社会积习的良策。
在全城上下机关、部队、学校、居民参加的上街清扫卫生的那一天，冯玉祥和于右任一大早便来到街头，人们看到冯玉祥穿着粗布军装，裹着绑腿，足登一双黑布鞋，一副士兵打扮。
清扫劳动中，冯和于“同抬垃圾筐，满街清扫”。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550页。
他们一位是威震四方的将军，一位是满腹经纶的国民党元老，经过他们这样的示范，西安城内立即掀起了一场全民动员，清除垃圾污秽的热潮，上至省府官员、国民军联军的将领，下至普通百姓，都以参加清扫为荣，个个精神焕发。在冯玉祥的倡导下，这样的“大扫除曾举行数次”。冯玉祥还曾设想垃圾造肥的办法，变废为宝。即将垃圾污秽送到城外田地，先焚烧后将灰烬作为有机肥，化害为用，一举两得，并要求人们经常照此法去做。
经过几次全城性的大清理，被战争摧残过的古城西安，又展现出了新的风貌。
兴修水利，解决陕西地区饮水和灌溉，是这一时期冯玉祥十分重视的事业。水是西北各地极缺的资源，西北大部地区干旱少雨，有的地方已到了滴水如油的地步。因而一些地方因缺少生产、生活用水而被迫使人民流离失所，致使良田荒芜，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冯玉祥到西安后便意识到水对人民生存条件的重要性。在战争尚未结束，东进大战即将打响的间隙，便着手兴办水利设施，以解决老百姓生活的困难。
1927年2月23日，时任陕西水利局局长的李协，向冯玉祥呈送了一份关于《请拨专款兴修水利，以重民生，而裕国事》
的报告，文中建议冯玉祥立即兴建渭北水利工程。渭北地区是陕西有名的干旱地区，长期的干旱少雨，使这里的人口稀少、物产馈乏。曾经留学欧洲、专攻水利的专家李协，深为家乡因缺水造成的世代贫困而担忧，曾向北洋政府多次提交呈文，建议兴修渭北水利工程，却始终未得到任何回应。冯玉祥驻扎陕西后，李协便试探性地向冯建议，并提出“引泾入陕”的方案，即引由甘肃流入陕西的泾河水，提灌上渭北，以解决渭北平原上的数万土地灌溉问题。李在建议呈文中附上了“陕西渭北水利工程局第一、二期报告书二册。英文报告书一册，计划图20张”。冯被李先生的真情所动，认为引泾入陕的计划实施，“实为目前当务之急”。所以批示道：“事在必兴，准为所拟办理。”《冯玉祥在陕西》，第308页。并对所需经费做了安排，除允许以陕西定边县花马池盐税为主之外，又令省财政每月拨5万元，以保证工程顺利实施。
冯玉祥组织的引潼入城水利工程更是在民间广为流传。
冯玉祥驻军潼关后，“在政治上力图革新，对人民生活也颇为关怀……新开拓了渠道。这条水渠是由南关入城，通过西河……到达西大街，渠道是用三合土修筑，甚坚固，一般商号门前都加有木盖，并定名‘益民渠’，居民们吃、洗用水方便，还可洒街道，灌树木，净化了市容……”
徐文华：《冯玉祥驻潼关时的政绩》，《冯玉祥在陕西》，第217页。
筑路植树，也是冯玉祥这一段时间大力提倡的一件大事。
冯玉祥认为，“道路一项所关至重，商业之繁荣，文明之进步，以及军事上之输运，均有攸赖”。《冯玉祥在陕西》，第304页。
1922年冯玉祥第一次任陕西督军时，便在陕西地区做过一些整修道路之事，但5年过去，加之战事频繁，原来曾整修过的路又被破坏。为此，在平甘入陕后，冯又开始兴办陕、甘各地交通，修建道路。1927年初，冯下令各驻军和各县征用民工，对西安至华阴县岳镇的280里公路进行了一次较大整修，使路基最宽的地方达9米，加固桥梁26座，修建涵洞18处，使这一段公路的质量有较大的改善和提高。
魏永理等编：《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61页。
同时，还出动士兵和民工，对原西安至长武
间的大车道略加改善，使西安长武间可通汽车。是年9月，为了统一管理各省公路交通，冯玉祥下令陕、甘两省成立“省道办事处”，办事处处长由省主席兼任，办事处内设有修路队，负责对境内大小道路维修加固。冯提出：“革命事业重在建设，今革命多日而道路尚未修筑，则所以努力于革命何事?”随后，陕、甘两省成立省道办事处，专司修路事宜。
在修路的同时，冯玉祥还仿照清末左宗棠西征新疆时的作法，一面筑路一边植树，尤其是沿公路两旁，这样既绿化了环境，调节气候，又起到了维护道路的作用。冯下令陕甘各路司令、镇守使和县长们利用春季大好时光，沿路旁裁种各类适宜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树木。不仅每年春季要种，而且，“均须按照华县保护电杆办法，分村保护，方为至妥”。《冯玉祥在陕西》，第305页。
不仅是倡导种树修路，而且在戎马倥偬之际，冯玉祥还经常参加修路植树的劳动。1927年2月的一天，“亲自率驻军将士整修华清池前的东西通街大道，派遣张维玺主持修茸汤池”，劳动之余休息时，欣然为华清池温泉题写“秀凝池”三字。
冯玉祥注意地方建设之事，充分反映了他关心百姓疾苦，热爱祖国山河，热爱西北一草一木的胸怀。正如他所言：“革命事业，本为以万不得已之破坏手段而达到建设之目的。故在革命进程中，一面因破坏，一面即应建设，使民众了解革命之目的。是为求建设，再不致破坏而发生痛苦。”《冯玉祥在陕西》，第307页。足见冯玉祥对建设事业的高度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