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潼关时，冯玉祥积极倡导爱国爱民革命精神，大力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北伐战争的伟大意义。部队进驻潼关后，冯便及时提出“打倒贪官污吏劣绅土豪”的响亮口号，以此激励民众。他时常召开民众大会，亲自宣讲新三民主义和会师中原的意义，以提高广大官兵和民众的觉悟。潼关有一个残酷搜刮民脂民膏，百姓早已深恶痛绝而敢怒不敢言的姓郭的劣绅。“郭系潼关城内人，曾在四川做过县知事，回潼关后任城区保卫团团总。”此人依仗权势，大肆聚敛财物，欺压百姓多年，在当地恶名远扬。潼关群众在冯玉祥及第二集团军官兵的支持下向郭开展斗争，群众揭露了他多年压榨当地百姓的罪行，并由驻军没收了其部分财产，“然后用郭贪赃枉法剥削人民的钱，雇穷人住在东山之巅的大钟旁，按时向城内居民报时”，《冯玉祥在陕西》，第218页。
中午12点还鸣炮二响，以方便群众，同时也警示人们与贪官污吏作斗争。冯玉祥还给潼关派了一位清廉正直、具有革命干劲的青年军官作县长，这位名叫王作舟的县长勤政廉政，颇受地方群众的爱戴。为了除暴安良，他曾化装为挑担卖茶的贩子，多次深入到南午庄巨匪孙跟胜匪穴侦察敌情，终于为当地老百姓铲除了这一祸害。“从那时起，各种土匪大大敛迹，地方治安显著安谧。”《冯玉祥在陕西》，第218页。
冯玉祥在潼关还倡导改革不合理的旧制度和旧观念，破除迷信。曾下令搬掉城内各庙的神像，号召百姓相信科学，提倡文明生活方式。妇女缠脚是数千年来封建制度的残余，而潼关及陕西一带妇女绝大多数有缠脚习俗，严重地影响了广大妇女的身心健康，并给她们带来极大痛苦。第二集团军政治部在潼关城内组织了“放足会”，动员青年妇女尤其是幼女放足，为了扩大影响，真正让所有居民理解认识缠脚的危害，放足意义，政治工作人员通过组织演讲会以及演剧、漫画等宣传形式，移风易俗，破除陋习。为了动员居民们能真正放足，开大会时，将所收集的数以千计的裹脚布悬挂会场两侧，使人能以情动心，事属创举，收效颇大。《冯玉祥在陕西》，第217页。
冯玉祥在潼关时，经常在街头出现，人们见他身着灰布军装，头戴列宁帽，身体魁梧，串脸胡须，满面红光，神采奕奕，无丝毫官架子。冯玉祥出身贫苦，一向保持十分俭朴的生活，即使在任直系旅长、师长时，也有“布衣将军”之美称。他对旧中国官场上的浮华作风深恶痛绝，而且身体力行，极力抵制。据说1922年冯玉祥任陕西督军时，一次时任“直鲁豫巡阅副使”
的吴佩孚在洛阳做五十大寿，陕西省长刘镇华一向有送礼、奉迎的看家本领，当即给吴送去80多把万民伞和许多金银古董，而冯玉祥的礼物却是一罐冷水。吴为人刚愎自用，且心胸狭隘，收下这份礼物，犹如被冯当头浇了一盆凉水。自然，冯玉祥在北洋军阀时也难以得有提升机会。只不过军阀混战，战事频繁，当前方吃紧之时，军阀首领们往往想到了冯玉祥还是个能征善战的骁将，而那些整日迎来送往，阿谀奉承之人则往往如“银样蜡枪头”，真刀实枪地在战场上拚杀，谁也抵不过冯玉祥，因而冯才会有不断地发展。
冯玉祥不仅对上峰的奢侈不满，而且对己要求颇严，常以戒奢从俭自律。1926年9月15日，冯刚由苏联回国，来到五原，五原县长即于当晚特备了猪、羊、鸡、鸭、鱼等佳肴美食，为冯洗尘，以表敬意。冯大发雷霆，拒不接受，当即将县长打了20军棍，随后通报全军，以儆效尤。
在潼关时，冯玉祥不仅俭朴自律，而且关心百姓疾苦，尽力为民办事。潼关城内各街道狭窄，凹凸不平，交通不安全，冯动员民工加以整修、拓宽，一来改善城内交通状况，二来为大军出征提供方便。修路期间，冯玉祥亲自巡回督工，强行拆掉有碍交通的建筑，使城内马路面貌焕然一新。
政治立场的左右摇摆
北伐后期，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北伐胜利果实被窃取。
当此危急关头，手握十余万雄兵的冯玉祥已无置身事外之可能。事实上，蒋介石在拉拢他，汪精卫也极尽利诱之能事，而中共也曾将挽救革命希望寄托在冯玉祥身上。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北方地区的工、农运动进一步深入，陕、甘一带的工农运动中难免有过“左”行为，当时，陕西省内驻军庞杂，军用征发频繁，农民不堪负担，有的县党部发动农民抗纳粮、抗纳税、抗差役等等，这些都直接触动到冯玉祥的利益，从而引起了他的不满。在农民革命运动面前，冯玉祥没有看到农民运动反帝反封建的大方向，而只从运动中出现的枝节上开始抵触工农运动，怀疑中共。他曾对部下讲话时断言：农民反对绅士的斗争对革命是有害的。对刘伯坚介绍的西安《新秦日报》社长共产党员蒋挺松(听松)写文章支持农民运动，大为不满。他规定对陕西的共产党报刊进行严格检查，规定对有“越轨行动”的农民进行惩治，直至枪决。
［苏］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569页。
驻潼关期间，宁、汉对立局势日趋严重，冯玉祥一方面继续争取国共双方及苏联政府的支持和援助，另一方面力求不对“左”的势力承担政治责任，只是固守已有地盘，在高举北伐大旗的前提下，同时谋求更多的利益。蒋介石早在“四一二”
政变前就派私人代表向冯游说。蒋提出与冯玉祥联合阎锡山共同对付奉军，并许诺每月接济冯玉祥军饷250万元。这对经济处于极度困境之中的冯玉祥来说，的确具有注射强心针之效用，促使冯玉祥在宁、汉对立中采取了不偏不倚的态度，来保持和维护这种三角关系。一方面冯玉祥服从武汉国民政府领导，接受武汉政府的委任，继续实现会师中原的计划，另一方面与蒋介石保持一种暖昧关系，下令在潼关禁止一切反蒋宣传，对政治工作人员中有人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颇为不满。于是，一夜之间潼关墙上的反蒋标语消失了，一批反蒋的宣传小册子也被收回了，曾经宣传过农民运动的报刊被迫停刊了。
冯玉祥之所以在督战潼关之时，政治立场出现如此变化，这除了蒋介石采取政治、经济上的利诱之外，还与冯玉祥自身对民主革命缺乏正确认识有关。正如他所说，他对革命仅有“笼统观念，并无明确主张”。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492页。“我原是一个军人，不理政治只知革命，没什么方针、计划。”《冯将军魂归中华》，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284页。正由于这种肤浅的认识，使他轻信蒋介石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捍卫者，是民主革命的中流砥柱，从而在革命危机关头站在蒋介石一方。至于对工农运动和中共态度的变化，则完全是由于此时的冯玉祥尚未摆脱旧军阀的影响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参加民主革命是以发展自身军事实力、扩大地盘为出发点，尚不具备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冯倾向苏联、中共的原因之一，也在于他受到直系、奉系、鲁系军阀的排挤，为维护自身利益需要借助苏联和中共的军事援助及政治影响力。当工农运动深入发展触及到冯玉祥自身利益时，他便不可避免地退缩了。在他的心目中，只有军事实力才是最可靠的。正是由于这种思想认识，因而在极为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冯玉祥的立场出现动摇，是不足为怪的。
痛悼李大钊
正值冯玉祥督师潼关，其先头部队已赴河南豫西一带与奉系军阀激战之际，冯玉祥从《顺天时报》上获悉：4月27日，北京的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下令将已被捕在押的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等20余名国共两党党员和革命人士秘密绞杀。这一噩耗传来，使国内外震惊，更让冯玉祥感到悲痛不已。
绞杀李大钊等人的刽子手便是反动军阀张作霖。
奉系军阀张作霖，原不过是一个土匪头目，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被清政府收编，任新民府游击马营管带。1906年由东北巡防营务处总办张锡銮编入巡防队，充前路统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