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芳、张宗昌打算以泰安为天险，企图死守。蒋介石命令第一集团军方振武、贺耀祖两军发动攻击。5月1日，张宗昌自知济南陷入孤立，势难久守，便自动放弃向德州撤退，蒋军占领了济南。
张作霖面临节节败退的形势，乃下令北洋军全线退却，重新调整防线：以德州、顺德为第一道防线，以沧州、石家庄为第二道防线。以马厂、保定为第三道防线，以保定为中心，向西线集中，以达各个击破“北伐军”的战略目的。
5月13日，第一集团军占领了沧州、德州，奉军第一道防线已破。张作霖以奉军据守天津、北京一带，与津浦路的直鲁联军及孙传芳的直军连成一气，总兵力共40余万，战略部署是：
津浦方面，诸玉璞部驻防津浦路的张高屯一带。孙传芳部的李宝章、郑俊彦两部驻守盐山、马厂。
河南方面，袁振青、孙殿英两部驻杜生镇、交河，于学忠、孙传芳的主力驻任邱、河间一带。
高阳方面，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在高阳的南滹河北岸一带，筑有坚固的防御阵地。
平汉路方面，奉军高维峻、汤玉麟、闻泽生防守大同、柴沟堡一带。
5月28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国民革命军一至四集团军向奉军全线总出击，并乘势追击。至6月2日，先后占领保定、高阳、河间、沧州一带。奉军退至琉璃河、固安、永清、胜芳、马厂一线。6月6日，张宗昌、孙传芳所部纷纷向天津、北京退却，而张作霖已于6月2日离开了北京，同时下达总退却令。各路大军概未发生激烈战斗。
国民党军队北伐迅速向前推进。孙传芳看到大势已去，乃于6月3日通电下野。所部由郑俊彦率领向国民党军投诚。孙本人则逃往沈阳，寄食在张学良门下，以待时机。张作霖悄然离京，返回东北途中，当所乘列车到达沈阳附近的皇姑屯时被日本关东军河本大佐预埋的烈性炸药炸死。关内奉军由张学良、杨宇霆率领，陆续向关外撤退。
6月4日，奉军陆续退出北京。8日，蒋军进占北京。11日，阎锡山、白崇禧联袂进入北京，蒋介石即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司令。
6月15日，南京政府发表对内对外宣言，宣布“中国之统一”，“正告完成”，“此实结束军政，开始训政之时也。”到此时为止，北洋军阀的最后一个政权覆灭了，尚存在于东北的奉系政权，属于地方性政权，因此，可以说北伐完成了“统一”大业。
6月20日，南京政府改直隶省为河北省，改北京为北平。
国民政府四个集团军联合北伐，至此基本结束，此后冀东、淳河一带虽有围歼张宗昌残部的战争，但已属余波了。
奉军退出北京时，张宗昌部除少数归顺蒋介石外，尚有3万余人离开天津，保留在冀东一带。本拟随奉军出关，但奉方因张宗昌部的纪律废弛，故不让其出山海关，后被齐燮元及安福系吴光新等收编。
这样，蒋、冯、阎、桂四派打败了旧军阀，会师北京，完成了北伐重任。但这时，新的矛盾又必不可免地出现了，正如毛泽东所说：“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之前，有一个对付张作霖的临时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之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复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49页。
冯玉祥此时拥兵近40万，而且中原除河南、山东部分外，大部分兵力已逼进北京。京津地区驻扎有数十万冯所属的第二集团军，而且此次北伐中，冯玉祥自南口大战至五原誓师、平甘援陕、东进中原，会战京津，整个北伐战争的北方战场可谓由冯开辟。冯玉祥功不可没。自认为北伐功臣的冯玉样本想在战争结束后，蒋介石要论功行赏，在战后的利益分配上，也应明显地超出他人，分得最大的一部分利益，至少应离开西北地区，使自己40万大军有一块如中原地区这样的地盘。然而，冯玉祥的企盼还是落空了，其原因是蒋介石惧怕冯之势力超过自己，对其今后不利。早在蒋、冯、阎、桂四个集团军总攻北京时，蒋便采取“以阎制冯”的策略，让山西的阎锡山遏制冯军势力的发展。“为了便于操纵控制，故意抑冯抬阎，把兵微将寡的晋军分配去占领京、津及河北全省，把战斗力强的西北军放在后面。”徐铸成：《报海旧闻》，第147页。
早在蒋介石下达进攻北京总攻击令前夕，即
1927年5月30日，蒋曾到石家庄与阎会晤，此次会晤是在背着冯玉祥、李宗仁情况下秘密进行的。为换取阎对蒋“统一”
领导的支持，蒋同意将进攻京、津的优先权交给阎。然后为搪塞冯玉祥，蒋又赴新乡会晤冯，借口北京各国公使均表态对冯无甚好感，而阎却是列强能接受的人物。用外国列强来压冯，使冯无以对答。因而阎锡山所属的第三集团军不费吹灰之力便拿下北京。6月8日，阎部商震、张荫梧两个军分别开进北平城，驻在天坛、旃坛寺等处。而冯玉祥所属第二集团军先头部队韩复榘军仅驻扎南郊，不得再深入。
这样在战后北平地方权利安排上，对冯也极为不利。阎为平津警备总司令，其下属分别把持了平、津地方政权的各个职位。而战功卓著、牺牲最大的第二集团军仅分得北平特别市市长和崇文门税务局局长两个职位。
在善后会议上，蒋为了达到彻底削弱各方势力的目的，以编遣委员会名义，要求冯玉祥所属部队由原来的34个师又20个旅被缩编为10个师，周斌：《回忆编遣会议》，《文史资料选辑》，第128页。
而与其兵力相差无几的蒋介石却实际上可保留18个师。另外，在地盘分配上，第二集团军冯玉祥占有鲁、豫、陕、甘；第三集团军阎锡山占有晋、冀、察、绥及平、津两直辖市；第四集团军的李宗仁、白崇禧占有桂、湘、鄂、及汉口市；第一集团军的蒋介石占有广东及华中、华南等地区。显然，第一集团军所占地区最富裕，交通便利，又有出海口，而其他人却无法与蒋相比，尤其冯玉祥更是有苦难言。
他想要平、津地区及河北省，蒋介石硬是不同意，这便为此后的分裂埋下祸根。
北伐结束后，冯玉祥所属部队的待遇也无法与蒋军相比，冯军下级军官每月薪饷20元，中级军官40元，高级军官80元，士兵每月仅3元。而蒋属中央军的下级军官为60~80元，中级军官140～240元，高级军官最低为320元。
冯玉祥在1927年抛弃了国共合作情谊，背离孙中山三大政策和国民革命精神，去追随蒋介石，其治军灵魂自然便和旧军阀一样，争利益、抢地盘则成了战后与各派交锋的焦点。那么冯玉祥和蒋介石之间的分裂也就日益明显、激化了。
1929年初，冯玉祥在一次给军校学员训话时，开门见山地怒斥蒋介石搞独裁、政治上不民主、搞一党专政，军事上扩充自己的嫡系部队，排挤和缩减杂牌军，不让其他部队发展，不发饷，不发武器弹药，企图迫使这些部队穷散伙。冯玉祥不无感慨地说：“我们西北各省，都是地瘠民苦的穷山窝，陕甘两省旱灾，百姓穷苦，我们官兵吃的全是杂粮，中央不发军饷，我们吃什么?穿什么?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吃的是大米、白面。”
《冯玉祥在陕西》，第221页。这是太不公道!太不民主了！
1929年4月，蒋个石在击败了桂系的反蒋战争后，便准备着手解决冯玉祥势力，开始指责冯“联桂违抗中央”，更利用特务制造摇言，攻击冯“将攻晋谋出平津，由外蒙勾结苏俄”
《1927—1934年的反蒋战争》上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编之六，大东图书分司印行，第60页。云云。
这时，冯玉祥和蒋介石兵戎相见已难以避免了。为防止被蒋介石分而治之，冯玉祥被迫于5月下令部下韩复榘、石友三从信阳、襄樊撤退，同时令原在鲁、豫两省的部队向陕西撤退。
经过近一年的与蒋讨价还价，冯不仅看清了蒋介石新军阀排除异己的真实面目，而且在竞争地盘的过程中对西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又有了新的认识。这时在他看来，西北虽贫困，多灾多难，但地域辽阔广大，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与中原相比具有其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便于冯军的回旋。加之这里对西北军来说，社会基础较好，各地方势力均能接受冯玉祥及西北军。因而冯在考虑，一旦冯、蒋之间的战争爆发，陕、甘则有可能成为重要的战略基地。
为确保陕甘战略基地，冯下令韩复榘、石友三撤回西北时，炸毁了武胜关隧洞，以防蒋军的追击。
冯玉祥也回到陕西，决心单独出兵讨伐蒋介石。1929年5月19日，冯在陕西华县他的司令部里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反蒋军事行动。参加会议的有冯军的高级将领鹿钟麟、宋哲元、孙良诚、刘郁芬等人，主要研究讨伐蒋介石的问题。会上列举了蒋的四大罪状：1．党务方面，蒋私自圈定和指派国民党三全大会代表，违反党章；2．日本占领济南，为我国奇耻大辱，而日本既定撤兵，蒋竟然反请其缓期，丧权辱国；3．各军待遇不平等，且挑拔离间，拆散革命战线；4．豫、陕、甘灾情严重，蒋氏不闻不问，反将丰台、保定、徐州等处赈粮，悉数扣留，坐视并加速灾民饿死，因此，不能不兴兵讨伐。
这次会议，还分析了国内形势，决定了冯玉祥的战略方针，即集中兵力，收缩战线，令山东、河南一带的部队，进一步向西集中，一律集结于潼关、华阴一带。冯以“护党救国”为旗帜，改称所属部队为“护党救国军西北路军”，自任总司令，指挥节制各部行动。
冯玉祥的这一反蒋行动，是国民党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的结果，冯的反蒋无疑给国内各派反蒋势力打了一支强心针，增添了各路反蒋势力的信心。如能按照冯的计划，调各路兵马集结潼关、华阴一带，缩短战线，依恃三秦大地，沿陇海铁路，军事上能伸能缩，游刃有余，加上桂系势力已与蒋公开挑战，阎锡山也不满蒋的军事独裁，这就有可能迫使阎锡山联冯反蒋或至少取中立态度，足以与蒋对抗一番。但冯未曾料到，恰在此关键时刻，他的心腹将领韩复榘、石友三背叛他投向了蒋介石。
5月22日，韩复榘将其所属的20个师在甘棠附近，联合石友三由洛阳发出“养电”，声称“为除民众痛苦，遭逢事变，惟望维持和平，拥护中央。”是日，又致电蒋介石，表示拥蒋。
韩、石的离冯附蒋，对蒋极为有利。此前，蒋介石得知冯玉祥要攻击他，但又摸不透冯忽向西撤的真实意图。正当惊恐焦虑之时，忽闻韩、石投靠他的消息，不由得喜出望外，即刻复电嘉奖，并委任韩复榘为西北军总指挥，陕甘所有部队归其节制。石友三为讨逆军第三路总指挥，紧接着任命韩为河南省主席，石为安徽省主席。23日，蒋操纵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革除冯玉祥“本兼各职”，永远开除党籍。冯下属的高级将领均宣布为撤职查办。又以蒋介石名义发表《告西北将士书》，下令讨伐冯玉祥。
韩、石倒戈时，冯玉祥住在华阴，最初听到此消息时尚不相信，待到证明后，冯万分痛心，并开始对其余将领失去信心。
凌勉之：《中原大战前的冯玉祥》，《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137页。
为此，他日夜不能寝，食不甘味，烦燥不安，不仅精神上受到重创，而且在属下的威信也受到极大影响。
韩、石离冯附蒋后，冯玉祥部队开始出现不愿再西撤的倾向，属下均有不再过艰苦生活的思想。当然这种思想和冯本人有关，这两年间，冯玉祥为达到与蒋争地盘的目的，多次声称西北瘠苦，要部队远离西北，而且部下也以力争不呆在西北为奋斗目标。因此，当反蒋战火燃起，战略上需要西北作为后方基地时，高级将领和中下级军官均难以在思想上转变，而出现与冯抵触甚至叛离的事件也便在情理之中了。
韩、石的叛冯行为，是冯玉祥和国民军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5月27日，冯通电下野上了华山。“从此入山读书，遂我初服；但得为太平之民，于愿足矣。”
《1927年—1934年反蒋战争》，第63页。
冯玉祥期望以陕甘为战略基地发动的反蒋战争不得不暂时休战。
国民军的分化与反冯活动
随着蒋冯之间矛盾的加深，冯玉祥的爱将韩复榘、石友三离冯附蒋，冯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不仅属下一些将领不满，抵触情绪与日俱增，而且一些原来归附冯玉祥及国民军的地方实力派也见风使舵，纷纷举起反冯的旗帜。
1928年4月，甘肃发生了马仲英领导的“河州事变”和“凉州事变”两件大事，可谓回族民众反冯斗争的一次重要事件。
河州(即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是甘肃南部重镇，这里居住着回族、汉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土族、藏族等民族，是西北多民族聚居之地。河州又是西北回族实力派军人的家乡。马福祥、马鸿逵、马鸿宾等西北军事将领均出生于此地。因此，国民军势力进入甘肃后，急欲控制这一地区。1926年，刘郁芬将自己的亲信赵席聘调任河州镇守使。赵乃刘之表弟和同学，加之在国民军中资格较老，因而做事独断、粗暴。冯玉祥联蒋反共后，国民军高级将领中的军阀作风也肆无忌惮地膨胀起来，在大汉族主义思想的作祟下，对少数民族以强凌弱，将庞大的军费和兵源负担强加于各族民众。征兵、征粮、筹款连年不断，甚至一年数次，民间负担加重，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这便埋下了发生事变的社会因素。
马仲英(1911一?)原名李英，字子才。其祖父马海渊为马麒之叔父，因行七，人称“七太爷”。父马宝，为马麒部营长，因患有神经病，马仲英以营副之名义代理营务。马仲英少年果敢，能言善辨，具有联络人众的才能，在回族军人尤其是青年官兵中有一定号召力。他秘密联络了马虎山、马占仓、马毛毛、海买东、刘知辉和其弟马仲杰，于1928年4月底开始在西宁举事。他们抢夺警察枪支，劫狱出囚，伏击官兵队伍，不日便发展到数百人的队伍。马仲英时年17岁，新婚不久，人称其为“尕司令”、“虎司令”。5月6日，马仲英返回河州西乡三法观，举旗反对国民军，继而在韩家集正式举旗。他们号召四面群众加入反冯队伍，提出“不杀回、不杀汉、单杀国民军办事员”的口号，出布告云：“国民军入甘以来，征兵派款，……人人切齿，个个心寒，是以我等兴戎，与国民军决一死战，与汉回种族之间，毫无关系，……仰我回汉人民，各安生业……”又一布告称：“吾军告为联盟，纪律务要严明。汉回一体保护，禁止任意欺凌。本部派有密查，随时到处逡巡，尚敢故违禁令，罚办绝不从轻。仰尔各营部队，必须切实凛遵。”家玉琴：《民国十七年河州事变记事》，《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67页。马仲英还派人联络有声望的汉回人士，请他们到军中任职。初由韩家集一半通文墨的文人给部队起一“黑虎吸冯军”名称，后由双城马良改名为“西北边防联盟军”，马仲英自称总司令。
赵席聘乃一介武夫，到河州以后，既不尊重回族人民习俗，处事又简单粗暴，完全以压制方式征粮、派款，人民的抗拒心理积蓄已久。马仲英发难前，适逢河州西乡和南乡回民发生新老教派之争，赵借口回民造反，逮捕和杀害了一些回民群众，激起广大回民的义愤。所以马仲英登高一呼，应者云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