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在发展过程中，屡屡出现失误，除了不可抗力等随机因素的影响以外，决策的失误，已成为众所周知的重要原因。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战略的、局部的、静态的和动态的损失已难于用统计指标进行衡量。因此，决策的现代化，已成为实现四化所必须解决的紧迫而带有战略性的问题。
一
决策的现代化，是相对于以往传统的或不发达的决策水平而言。在决策的现代化概念中，我们不是以时间为区分现代与传统的标准，也不是以是否西方化为现代化的分野，而是以决策方式、机制、决策技术、决策观念等是否适合于，甚或能迅速适合于人类社会高效、系统、全面、均衡发展的需要为依据。这样，我们就把决策的效果意义与决策活动先进与否区分了开来。而效果又有两层含义，一是决策的最终实现效果，二是决策过程的效果或效率。基于此，我们就能够确认，古代、近代许多杰出的决策效果———如中国的都江堰工程等，其效果是与运用现代化决策方式作出的决策效果相媲美的。但从决策过程的效率意义看，远不如现代化决策那样，其依据清楚和自觉。因此，古代或近代许多包含有现代意义的决策成果的获得，是一种朴素的决策，是不自觉的决策。但这些决策成果所包含的朴素的思想是同样伟大的，需要很好的研究借鉴和继承。重要的是应当把古代成功决策的思想方法加以理性化，抽象出其可以继续加以应用的理论来。这些抽象无疑就成为现代化决策不可缺少的思维因素。同样，在当代，仍然大量存在着远不如古代决策水平与效果的所谓纯经验性决策或“热决策”，这些当然不是现代化决策所应有的，而是应当加以否定和扬弃的。
因此，决策的现代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一个关于决策过程、决策方式效率和决策实现结果统一化的概念。决策现代化，在当代的集中表现是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高度的信息化。从表层或认识论看，决策的现代化是观念现代化、思维方式现代化、认识水平现代化的综合反映；从深层看，决策的现代化是高度的信息化，即决策依据的信息深加工化所反映出来的决策的高度透明、决策程度的高频率信息交流、决策制约机制的信息制衡、决策执行过程双向反馈。
二
决策的现代化是大势所趋.是与整个国家的全面现代化紧密相关的。我国决策的水平与这种现代化趋势相比较，亟待实现或首先推进决策现代化。
我国决策的实践已反复证明，决策环节是造成许多经济社会大的失误的主导环节。其问题出在决策的失误上。这种失误从反面证明了我国决策就其整体而言是比较落后的，其具体表现是：
第一，决策的传统思维方式、传统方法、传统观念仍居主导地位。一个令人无法回避的事实表明，决策失误所带来的危害或损失，影响广大。这就是，我国经济的大起大落，或者称之为我国的经济周期的循环波动，众多学者从第一推动因上去寻找，如农业与气候、政治环境、投资导引、太阳黑子等，但只承认有经济波动，其波动的根本原因却是决策失误。这就是传统的思维方式、决策方法、不健全的决策机制长期起作用，并没有因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而改变成现代化的决策。具体而论，传统的决策思维方式是静态的、单向的、急功近利的；经验型的决策方法或隐或显地起了决定作用，决策观念是因循的、保守的与冒进的、臆断的交错混杂一起的。当然，我们说的是总体上的，局部的、某些方面的决策仍有正确的有效的和科学的成果。
第二，决策尚未实现信息化。对信息的认识，大多停留在口号上、表态上和装点门面的文件中，而没有真正把信息重要性的认识落实在决策实践中。信息作用就整体水平而言，迄今尚未完全进入决策过程。传统决策方式的惯性，仍旧以强大的力量排斥着信息进入决策程序和决策活动中。许多所谓重视方案论证的信息活动，大都是在官定的结论或决定下寻找依据的活动，而不是从方案得出结论，再作决定。这就是打着科学决策、重视信息的幌子而达到愚弄决策实施者和受影响者的目的。当然其中的种种个人的、集团的、组织的功利动机就难以辨析了。
第三，决策技术的落后。虽然决策技术的现代化已成大趋势，而且这些技术正在进入决策者的办公室。但真正用于决策并充分发挥作用的不是很多。问题的关键是认识与机制的缺陷。有句流行语：“我们的信息工作并不重要是个实际情况，这从反面反映了决策者拒斥应用新技术的心态。”
第四，决策机制不健全。主观主义的作风仍在困扰着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意义之一就是克服主观主义，从客观实际出发办事。如果问题仅仅限于认识，那就容易多了。用人，用什么样的人去做决策，这是素质基础。其次如何保证这些人进行正确的决策，这是机制基础。其三才是认识问题，谈论多年的决策民主化其角度多是从既有的决策者出发，如何具备听取不同意见的胸怀，要有什么样的认识，要有什么样的原则，唯独没有对决策者本身是否具备决策能力提出疑问，这就使决策者的保守主义与研究者的新保守主义合流，而共同求助于自觉，这无异于对决策本身的民主化、科学化、现代化开了一个玩笑，但似乎还不自觉。
如果把决策纳入法制化轨道，我们就有一套自动的规范的选择决策者、淘汰不合格的决策者的机制；就有使决策者对决策负法律责任的制度；决策研究者要研究决策的规律，以便使决策者有所遵循。
因此，决策的现代化需要加快进程，需要使决策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如何实现决策的现代化，就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问题。
三
决策的现代化取决于众多因素，主要取决于决策体制、决策机制、决策观念、决策者素质、决策手段、决策信息等因素。其中，观念的现代化是重要因素，信息化是决策现代化的核心。
我们知道，只有感觉了的东西，才能直接深刻地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事物，才能更好地付诸实践。认识问题或观念问题的主导作用也就是不难理解的了。信息化则是理解实践的过程和结果。
第一，从实践的意义上推进决策观念的现代化。推进观念的现代化，要从实践的意义上去推进，首先实践要求新观念是系统的知识，新观念必须运用到对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去，而不是旧思维新观念。其次，必须使新观念与实践的过程紧密结合起来，为了实践而更新观念，更新观念是为了更好地实践。再次，观念现代化的根本是通过新观念的树立而转变旧的思维方式，形成新的适应新时代实践要求的新思维方式。最后，观念的现代化要从决策等实践效果来评判，而不能以形式的新旧来判别。
观念的现代化应包括什么主要内容呢？从决策观念看，就是要具备系统观点、系统思维方式、动态观念、比较观念、创新观念、信息观念、预测观念、民主观念、法制观念、择优观念。
第二，推进决策体制的法制化建设。决策的民主化，其重要意义，就在于实现决策的法制化，即以法律制度规定的民主化决策。在我国，为实现决策体制的法制化，必须首先加强民主建设和法制建设，使科学决策程序同时也成为法律过程，即必须经过法定程序进行决策，这方面，必须制定相应的法律。可以考虑制定决策程序法，以使各类各级决策的制定、决策人员构成、决策制定或通过所必需的可行性论证与辩论及表决的规定、决策参与者应负的相应责任、决策参与人员的相应范围等方面有规范可依据，从而使人民监督、舆论监督有法可依，有据可查。从政治协商制度的意义看，更可以使关于决策者应当以人民利益为最高标准的期望落实在法制化的决策过程中。同时，也把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路线置于可靠的法律保障之中。其次，应当从舆论上强化监督，监督的好坏可能完全取决于决策的信息化。这方面的新闻立法工作应当进一步加快。最后，扩大公民参与决策。要从提高民主素质，参与意识，机制保障法律程序上做出努力。
第三，提高决策者的素质。决策者应当具有一系列决策所必需的知识、理论、经验、道德修养、领导才能、天赋等素质。提高决策者的素质，要引入竞争淘汰机制，并把这种机制规章制度化，以促使决策者提高素质，同时要使决策者决策行为信息化，为群众监督评价其素质奠定基础。
第四，加快决策技术手段的现代化和技术手段的高效应用。应当指出，手段的现代化并不等于决策的现代化，技术手段仅仅是手段，它能扩展人的能力，但不能代替人，关键在于怎样应用。同样的手段，应用正确，会起到促进作用，否则，会起到消极作用。人只能借助于手段，不能完全依赖手段。不可否认，技术现代化，使方案设计、模型优化都可借助装有预定程序的计算机来完成，但是它不等于决策，只是提供参考。因为模型或方案仍然是高度抽象化了的现实模拟。如同天气预报有时并不如经验准确一样。
因此，技术手段的现代化，我们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另一方面要积极地、创造性地高度应用。在这方面，外国的先进经验是值得借鉴的，但必须警惕一种日益蔓延的危险倾向———简单照搬或生搬硬套。这种倾向的错误根源在于未剔除应用方面的体制背景、人文背景与问题背景，从而使模型的应用往往与实际相去甚远，甚至南辕北辙。这就需要有创造性和科学态度。
第五，加强决策信息工作，使决策信息真正进入决策程序中去。诚然，不管信息多少，是否优化，却可以说决策是以信息为基础的。但决策信息与非决策信息，或称一级信息与二级信息之间是有客观比例的，有人将决策中的信息原则或规律概括为“二八”律，即一级信息或原始信息为80%，二级信息或决策信息占20%，如果原始信息量越少质量越低，决策信息量就越少，质量会更低。这里需附带提及一点，决策信息的专业化加工不等于决策者本身的信息加工，决策者的调查研究永远是十分重要的，调查研究的一系列成功经验，是我国决策先进性的一大表现。美国有一位著名学者曾戏谑地说：“统计是最真实的谎言。”这从一个方面不无道理地指出了仅仅依靠间接信息是会延时误事的。
加强信息工作，就要使信息工作进一步向专业化方向纵深发展，信息工作与决策者的分工与合作是相辅相成的，既需要分工，更重要的是合作。决策者要重视信息工作，要真正从法律、社会、道德责任上去认识信息工作，重视信息工作，支持信息工作。只有使决策信息与决策过程一体化，才能使决策的现代化进程加快，并早日实现决策的现代化。
总之，决策的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趋势，是推进我国四化建设所必需首先进行的现代化，是为了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均衡、全面、长期发展所必需的现代化，更是为了大大减少决策失误对四化建设进程影响的需要。只有从信息化与法制化等主要方面实现决策的现代化，才能使决策适应物质经济向信息经济过渡的需要，才能更好地迈向信息经济的伟大时代。
（199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