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秦琴 邵海成
编导 于爱群
位于广西中西部的都安瑶族自治县。是全国喀斯特地貌发育最为典型的地区之一，在这里，除了山还是山，一座连着一座，把祖祖辈辈居住在山里的人家环抱其中。但同时，它也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年人均收入不到1535元，雪上加霜的是，就在2005年的6月20号前后，一场百年一遇的洪水袭击了都安，其中灾情最为严重的是爆发了山洪和泥石流的百旺乡，韦霜霜的家就住在距离县城60公里外的百旺乡精华村，通往县城的唯一山路，也是像韦霜霜这样的孩子外出读书唯一的路。
为了避免房屋被山洪侵袭，山里人都把家安在地势较高的山坡上，这让他们下山的路走起来更加漫长。
城里的孩子考试过后，迎接他们的是网吧、电视和美食，而韦霜霜从高考结束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另外一种辛苦忙碌的生活。
韦霜霜今年高考的成绩是596分，在老师的指导下填报了首都师范大学。如果能被顺利录取，她将成为精华村历史上的第三个大学生。但韦霜霜的父亲韦风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说，自己现在手头根本没有这笔钱送女儿出去读书，他的打算是，借得到就让女儿读，借不到就让女儿去打工。
父亲的这个决定对于辛辛苦苦复读了一年高三的韦霜霜来说，实在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决定。但韦霜霜没有任何异议地默认了，她心里明白。能够供自己读到高中毕业，父亲已经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对11岁以前的生活，韦霜霜有着非常快乐的记忆，那时候，一家五口人日子虽不富足，但却过得十分温馨。父亲和母亲都是种田的一把好手，两人齐心协力，一砖一瓦地为全家人垒起了一幢房子，还置办了电视机和电风扇两样家用电器。眼看着生活越来越好，不幸却发生了。
一次外出劳作的途中，妻子失足落水。十分钟后，当韦风赶到河边的时候，妻子已经溺水身亡。
那一年，韦霜霜11岁，她的哥哥13岁，韦风的老母亲已经80多岁。祸不单行的是，几天后，老母亲中风瘫痪。
韦风说，自己念过高中，年轻时曾走出大山到云南当过兵，好强的他一直希望能在外面闯出一番事业。无奈时运不济，没能如愿的他，复员之后只能回到大山深处安家落户。原本以为一辈子就会这么平平淡淡地度过了，但一连串的厄运发生后，韦风的精神被彻底压垮了。
两年后，老母亲去世，韦风随之被诊断精神方面出现了问题，病情时好时坏。尽管很需要人在身边照顾，但他仍然坚持送两个孩子去乡里的中学念书。
治病加上供孩子念书，韦风不但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向自己的两个姐姐借了。7000块钱，至今也没能还上。慎重考虑过后，韦风决定集中全部精力供女儿读书，让成绩平平的儿子放弃学业。
在韦风看来，山里的孩子要走出大山，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通过高考考出去，二是外出打工去，韦风为儿子选择了去广东打工，而把女儿留在身边，一心一意去挤那根高考的独木桥。
为了父亲的理想，也为了实现自己能看看外面世界的愿望，韦霜霜一直非常卖力地读书。然而，第一次高考她考砸了，离本科重点线差了将近100分。在父亲的支持下，韦霜霜选择了复读，这对于父女俩是艰难的一年，一个在艰辛地劳作，一个在发奋地读书，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韦霜霜在2005年的高考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走出大山的路却并不平坦。
2005年夏天的一场山洪，让村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家庭蒙受了损失，韦风辛苦了半年的收成也大部分化为泡影，只剩下最后的几分水稻田，保留了父女俩来年的口粮。
韦风在心里盘算了一下，学费加上基本生活费、交通费等，至少需要给女儿准备八千到一万块钱。而家里除了两头猪可以卖，再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为了早作打算，韦风决定先到几个亲戚家打好招呼。
接连跑了好几家，情况都不太理想，今年村里大面积受灾，各家各户的收成普遍只能维持温饱，这让韦风显得有些沮丧。默着，一言不发地望着家对面的山发呆。受到父亲情绪的影响，韦霜霜也沉
让韦霜霜父女俩没有想到的是，这天的晚上，韦霜霜就读的都安高中的班主任和希望工程办公室、县教育局的两位同志来到了家里。原来，遭受洪灾之后，学校曾经进行了一次关于受灾学生家庭情况的调查，今天，他们走访百旺乡，韦霜霜也名列其中。班主任告诉韦霜霜，如果学费确实有困难，学校会尽力提供帮助的。没想到，这个善意的提议，却遭到了韦风的强烈反对。
“我不想接受社会捐款。困难是困难，但是这么多年我们都过来了。如果能贷款，我尽可能贷款，贷款不到再想办法。”韦风毅然谢绝了捐助。
韦风的反应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他解释说：“我小的时候也很有自己的理想，虽然现在过得并不如意，但我这个本性不改。我来到人间几十年，本应该对社会有所付出，有所贡献，如今能力有限，什么都做了，已经感到那个遗憾，更不能因此成为社会的累赘。我一定会尽力做到，但愿我能做得到吧。”
尽管韦风不愿意接受社会资助，但都安高中和县教育局、希望工程办公室的同志表示，如果他个人筹款遇到了难题，还是可以向他们寻求帮助。
采访札记
秦琴
我和韦霜霜的友谊没有因为采访结束而结束。
就在我们采访回到北京一个半月后，霜霜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也出现在了北京西站，她来上学，独自一个人。于是我去接她，然后打了一辆车送她去学校报到。
就这样，我们俩以一种非常奇怪的组合方式走进学校大门，周围是拥挤的家长和孩子，还有拥挤的私家车。
报道的手续很烦琐，一道一道的关口走过去，霜霜孤独极了，我的陪伴显得很苍白，不知道自己这个所谓的“家长”应该怎么做。当别人问起我是不是她的姐姐时，我显然有些惊慌失措。霜霜比我镇定得多，走过每一条路，见到每一个人，都仿佛她曾经来过，这次只是故地重游，我在她的带领下，陪她完成了最后的注册。
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北京本地孩子，我很担心霜霜不习惯。因为我去过她的家，所以了解她的贫困，我心底那个关于她家的记忆，在北京林立的高楼之下，变成了强烈的负担和不安。临走的时候，我一再叮嘱她，要跟同学好好相处，不要觉得自卑，把注意力都放在学习上。她重重地点头，说知道了，神情仿佛已经胜券在握。
仅仅一个月后，霜霜给我打来电话，说要过来我工作的地方找我玩，我很高兴，我也是独身一人漂在北京，难得能有朋友说要上门看我。
我喜出望外地去接她，接到的是两个人。
一个是她，一个是她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交到的第一个好朋友。
走出大山，曾经是这个女孩为之奋斗了19年的梦想，也是很多像她一样的山区孩子的梦想。这个梦想会练就他们坚强的意志，也会助长他们凡事不甘人后的强大自尊心，但山区和都市的落差，从一开始就把他们放在了看似低于别人的位置上，我担心很多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故事，会在霜霜的身上重演，比如，敏感，脆弱，过度自尊……
当两个女孩子嬉闹着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知道，我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霜霜远在广西的家依旧贫困，但眼下她已经很好地融入了北京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