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1970年以前的社会评论家们设想了一种新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可以以更小的代价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可以保障经济的持续稳定预期。然而，自称可以通过严格的就业保护和庞大的公共部门缓冲经济冲击的欧洲大陆国家，结果一事无成：就业水平低下，经济严重衰退，而且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些国家的经济活力基本上消失殆尽，由此导致发展滞后、就业不足甚至不稳定。
人类历史上有很多经济制度能提供比现代经济更强的稳定性和平等。可是，从现代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并未看到现代经济的替代者在带来更强的稳定性和平等的同时不影响美好生活的愿景。
现代经济在最近几十年遇到了新批评：资产组合必须实现平衡；增长必须实现平衡，不能像互联网泡沫时期那样偏重局部；全球范围的储蓄和投资失衡必须纠正。这些批评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运转良好的现代经济的天才之处就是能鼓励经济体的所有人都参与观察和判断，共同决定一个国家的最佳投资方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解决“经济失衡”问题……因为这有助于维护世界稳定。但如果不允许一个国家通过外来借款促进投资繁荣，不允许一个投资降温的国家向外发放贷款，建立国际私人信贷市场又有什么意义……其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到“防范危机”，对金融危机的零容忍政策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全无视运转良好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原理。若干西方国家坚持现代资本主义，不是因为斯大林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无法测算螺栓和螺母的相对价格，而是因为有着不同观念和经历的企业家和投资者的多元化，是解决创造新未来涉及的不确定性问题的绝妙办法。
在一个有着如此强创造力的经济体中，把爆发危机的危险视为缺陷，就好比说那些极具创造力的人在癫狂与消沉之间的摇摆也是一种缺陷。我们很容易理解，在充满活力的经济中，新创意的开发失败或者新创意的枯竭都可能导致萧条。过去10年间地方银行和区域银行的损失以及借贷专业人才的损失，给曾是现代经济前沿的国家造成了新的失调。但这些反常现象并不代表现代经济的非正义性，失调是可以纠正的。
近年来新出现的一种激进批评是：美好生活的概念过于狭隘。这种批评要求实现工作与家庭的“平衡”，而贪婪的现代经济给家庭生活和子女抚育留下的时间和空间太少。批评者们并不想把美好生活的议题拓宽到家庭领域，他们认为可以建立一种新经济制度，参与者可以“全部搞定”：丰富多彩的家庭生活，与子女的亲密接触（这些可能是数个世纪之前的传统社会的特征），同时又不至于丧失现代经济擅长的创新活力和最重要的繁荣生活体验。然而，这样讨论所谓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让人感觉仿佛工作不是生活的核心部分，让人怀疑这些批评者是否很好地理解了美好生活的概念及其要求的各项条件。职场生活中的生机必须来自情感的投入、对工作的深度参与，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得到的。如果各类企业发现，每周只工作4天，或者在办公室设置幼儿园，并不会降低员工们的敬业态度和工作效率，这些企业恐怕早就付诸实践了。通过税收或罚款强制要求企业开展这些事务，必然使企业的员工敬业度降低，并因此失去一部分活力和灵活性。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相对机械的工作可以让员工在家里完成，但创新要求员工们在办公室里展开交流。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除非家庭生活本身也充满挑战和障碍，否则就不可能成为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有些人可能在有些时候发现家庭挑战要多于职业挑战，但他们不能指望通过减少挑战和障碍获得更多繁荣体验。作家凯蒂·洛菲（Katie Roiphe）就指出：
谁说平衡必然是好事？有些技能和生活乐趣，不就是存在于失衡、疯狂、古怪和难以置信的紧张之中吗……我是一位打三份工的单亲妈妈，但我已认识到在混沌之中有某种兴奋和快乐……人类心理是那么复杂、混乱和难以捉摸，不可能通过“平衡”、“健康的环境”或者直接的物质把问题解决。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替代选择描绘的这些愿景都能唤起对奇迹的想象——这是一种任何美好目标都必然有实现之路的信仰。但现代思维告诉我们，必须在目标中有所选择，生活不可能十全十美。
如果在一个社会中，有多个组成部分追求不同的生活方式——关心护理他人的生活、醉心于思考的生活，或者献身于家庭价值的生活，那么运转良好而公正的经济的正义性问题会有完全不同的解释。前文已经讨论过这种多元价值观——传统主义伦理观与现代主义伦理观并存，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正义所需要的制度。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任何现代社会都存在以交换为基础的主体经济，现代社会通过这种交换经济实现参与者的共同利益，而秉持不同文化态度的人则希望脱离这一交换体系，寻求独特的生活目标。某些社会评论家似乎认为，如果现代经济无法给拥有传统价值观的社会成员提供空间，那就是非正义的。根据本书的观点——也是康德、罗尔斯等人的观点，正义要求那些追求传统生活的人能够自由地在传统部门参加工作并获得报酬，同时，追求美好生活的人也必须能自由地在现代部门参与工作。在这个多元化社会，一个经济部门中的资源可以通过其生产的产品得到补偿；另一个经济部门中的资源也能维持运转，无须接受补贴，或者可以通过慈善性捐助补充。如果把扶持相对缺乏变革和创造力的非现代经济作为秉持现代价值观的人群的义务，那将是很令人费解的非正义做法。
当然，处于原始状态的人可能要求政府保护有不同传统的理想，比如关心爱护的传统。正义要求容忍其他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但并不要求那些希望追求美好生活的人对自己撒谎或者向其他生活方式屈服。正义并不允许其他人的传统严重压抑现代经济，以至于影响其创新活力的发挥乃至现代生活。
在这种多元化社会，每条船都可以自己浮起来，不存在相互间的补贴。这样做不存在非正义性。罗尔斯主张的正义并不要求现代部门给传统部门提供工作补贴或其他任何目的的资源转移，因为他讨论的现代社会的正义都是这个部门内部的成果分配。但如果现代部门的参与者一致希望政府给传统部门提供补助，那样做当然是正义的。个人给传统部门提供捐助也完全符合正义的要求。在美国，非营利机构和慈善基金组织已颇具规模，当然某些慈善家承认，很多捐助是受到政府税收优惠政策的鼓励，这很可能减少给低收入者预留的补贴份额。
我们讨论了现代社会中传统主义要素面对的正义议题。在这样的社会中，现代价值观占据主导地位，并创造了现代部门占优势的经济。允许那些崇尚传统价值观的人在并行经济中活动，对他们而言符合正义的要求，由于这对现代经济并无损害，对具备现代价值观的人而言也是正义的。这种并行经济可能还有助于现代经济，因为它可以吸引那些秉持传统价值观的人，防止他们在现代经济中制造麻烦，影响其他员工的士气。接下来我们需要讨论在传统价值观占优势的社会中现代主义要素面对的正义议题。这里的困难在于，允许秉持现代价值观的人自由发展和运行现代经济部门，会对占多数的传统人群带来冲击，除非现代人群只占极少数。社团主义对现代经济入侵的反击就是因为传统人士感受到了现代经济的威胁。为解决上述困难，意大利和（程度较轻的）法国等欧洲国家设置了惩罚和障碍，以限制现代部门的活力和灵活性，现代部门与包括农村产业、国有企业、中央政府和教会在内的传统部门并行。而且这种并行部门与传统文化的势力相比是如此弱小，以至于后者严重拖累了企业家精神与创新精神。欧洲国家通常会限制现代经济的发展，也不鼓励其公民追求不安分的、创造性和冒险性的生活方式。主流的态度和信仰妨碍甚至禁止秉持现代价值观的人追求美好生活，由此造成了严重的非正义。
因此，尽管人们的第一印象认为，传统价值观强大的欧洲国家建立高度的社团主义经济或社会主义经济完全符合正义，正如现代价值观占主流的国家对现代经济的欢迎态度一样，但真实情况是，传统社会阻碍了普通人追求美好生活的行动，而现代社会并不限制人们在非政府组织、基金会、非营利机构、教会乃至家庭中追求传统生活的权利。这就是两者的不公平之处。
现实生活中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确实也有非正义的表现，现实中的社团主义经济也一样。最突出的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拉动低收入者的就业水平和工资水平，当然社团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同样失败。另一个突出的非正义表现是，税收减免和无法兑现的福利承诺导致了可支配收入的膨胀，当然社团主义国家的私人财富和社会财富也在膨胀。不过，只要受益者能真正理解其要求的荒谬之处，这些非正义是可以得到纠正的。这些非正义既非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特征，也非其独有标志，它们并不代表现代资本主义本身的非正义性，只说明其存在瑕疵而已。
如果本书的观点成立，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就具备正义性，至少在现代经济能够良好和公正运行，现代价值观足够普及、足以支撑现代经济的国家是这样。当然，未来完全可能有某种后起制度被视为正义的制度，到那时，现代资本主义也会将位置让出来。
小结
现代经济对少数幸运国家而言是天赐之福。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首批现代经济国家（都或多或少实行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成为西方世界的奇迹，它带来的蓬勃活力是从未见过甚至想到过的景象，带来的广泛包容性也是前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可比拟的。新经济制度的活力和包容性来自其调动的草根阶层的想象力和能量。如果没有手工业者、临时工、农民、商人和工厂工人的心灵和想象力的发挥，他们的创新成就不可能如此辉煌。
本书发现，现代经济远非与美好生活背道而驰的物质主义、粗俗、市侩、贪婪和唯利是图的制度，而是很好地满足了社会成员对美好生活的广泛要求。这个制度的崛起来自现代化运动，从传统社会中获得解放，冲破封建经济的桎梏，驱除重商资本主义的枯燥和孤独（斯密也觉得毫无生气）。现代经济带来的大众对创新的参与和大众的繁荣完美地诠释了亚里士多德对于“最高的善”的追求和罗尔斯所主张的正义。这种有利于大众繁荣的制度是现代社会的宝贵财富——它根植于皮科·米兰多拉、马丁·路德、伏尔泰、休谟和尼采等人倡导的现代价值观。
不过，对于经济成功的解释依然存在各种迷思，很多人没有认识到发挥私营企业活力的重要性。其中一种解释认为，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自由程度决定了其相对的经济发展水平。自由虽是创新的必要条件，却并非充分条件。允许人们有做某件事的自由并不代表鼓励他们完全投入，而人们经常需要通过冒险实现自由。另一种解释认为，经济的成功取决于科学（而非产业）发现。这种理论无法解释某些国家为何腾飞，而其他很先进的国家却没有，另外经济腾飞为何发生在科学发展较为黯淡的时期。还有一种解释认为，一个国家的快速创新可以依靠公共部门，比私营部门的推动速度更快。但我们还没有看到哪个国家能做到这一点，除非把俾斯麦时期的德国经济视为国家驱动类型，而非现代资本主义。
我们的理论能否成立，对西方和东方国家在未来几十年的发展都非常重要。美国如果继续坚持只要有自由就足够、通过不断下调税率就可以实现自由的立场，那将是巨大的错误，不可能恢复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活力和繁荣。现代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都可能产生重要影响，点燃古老国家活力的现代价值观可能已经衰落，传统价值观必然相应抬头，这种影响绝非财政政策可以抵消的。政治家们对于重建传统价值观的呼声与他们重建经济活力的呼声同样高涨，其结果是各个政党继续高谈阔论，仿佛一旦达成有足够分量的关于财政措施的协议，经济就能回归繁荣。
对欧洲国家来说，只要继续坚持社团主义经济信仰，对私人资本进行恰当的政府控制，自认为可以实现资本主义无法做到的稳定与和谐，并且不会造成原有经济活力的任何损失，那就不可能恢复20世纪90年代的可喜的就业水平，更不用说重现20世纪早期的高度繁荣景象。这些信仰没有通过检验，欧洲国家却继续在传统价值观的统治下维持着社团主义经济的无效运转。
如果现代价值观对经济领域的创造者、追寻者和探索者如此重要，对美好经济也如此重要，有人或许要问，它对社会其他领域是否也具有重要意义？托克维尔发现，对经济生活的参与最普遍和最深入的美国对政治制度也有着最广泛和最深入的参与。其结果是，在两个领域都出现繁荣景象。政治领域要想繁荣，必须有草根阶层的民主支持，这在很多方面与草根阶层的经济活力相对应。
当今的所有人可能都注意到，欧洲在政治领域的表现同经济领域一样糟糕。阿玛蒂亚·森在《欧洲民主的危机》（The Crisis of European Democracy）中谈到：
在缺乏公共讨论和民众赞同的情况下，欧洲的命运不能任由专家们的独断（或好意）来主宰。领导人错误的政策选择既破坏了民主制度，也浪费了制定良好政策的机会。
类似的观点也适用于经济活力，其中的某些方面已经在本书中提到。太多的产业发展方向受到经济政策的制约，新企业创立的限制越来越多，从精英阶层中选拔的经理人掌控了与政府和社团的谈判，企业规模如此之大，层级如此复杂，普通工人完全没有途径表达创新性想法，也不会有相应的激励，于是，创新和普遍繁荣必然受到压制。
在一个有足够现代能力的社会，美好和正义的政治制度的标准同时也是美好和正义的经济制度的标准。现代社会对美好和正义的要求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同样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