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的漆器门类齐全，数量大增，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战国漆器的工艺已获得很大的进步，花纹色彩华丽精美，而且许多种类前所未闻，其中以胎骨和装饰手法进步最大。此前，漆器主要是厚木胎，从战国中期开始大量使用轻巧的薄板胎，以适应卷制各类筒形器皿。这就大大减少了雕木成型的困难，提高了生产效率。此时还出现了精美的高浮雕、圆雕等漆器，体现了雕刻艺术与漆器制造业的结合，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高浮雕漆器。
特别重要的是，战国中期出现了使用“脱胎法”制作的夹纻胎漆器，有轻巧牢固、漆液渗透性能好、粘附力强、造型稳定的特点，这标志着战国髹漆手工业的巨大进步。战国漆器工艺成就还反映在镶嵌技术上，有的漆器表面贴饰着被剪成各种图案的金箔。后来出现了“扣器”，即在薄板卷木胎或夹纻胎器的口缘镶加金、银、铜箍。同时，漆器上还装有铜辅首、金属盖钮等附件。此时图案花纹取材广泛，以龙凤、鸟兽为多，笔法流畅，如长沙出土的“狩猎壶”，图案夸张大胆，用色绚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6．金银器
金银器是以黄金、白银为原料加工制造的器皿和饰件。金银有良好的延展性，可制作极薄的金银箔，又可拉成细长的金银丝，适于制作精美的装饰品和器皿。中国很早就用金银制作各种器物。
我国最早的金器产生于商代。在河南、河北、北京、山西等地的商代遗址和墓葬中均有金器出土。其中商殷中心区域出土了金片、金叶、金箔等饰件，而离这一区域较远的区域则出土了金臂钏、金耳环等。其中金臂钏用锤鍱法制成，两端锤成扇形，再弯成环状；金耳环一端锤成喇叭口状，一端锤成尖状，整体弯成圆形。
商代晚期的金器主要出土于山西楼后兰家沟，属于商文化与北方文化的结合体。这里出土了三件金珥形器，其中两件大小相同，另一件较小，都有一粒串珠，一端尖卷如涡纹，另一端较平，伸出一条细丝尾柄，尖部折上呈乙形，造型奇特。
战国时代，金银器皿制造工艺发展迅速。金银日用品和装饰品成为贵族和上层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原地区的金银器皿，主要发现于洛阳金村周墓。这里是战国末期周王及其附属臣子的墓葬。出土的金银器皿包括银杯三件、银盒三件、银铫三件，银卮一件。在长江流域，则以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黄金器皿为代表，包括金盏、金匕、金杯各一件，金器盖二件。
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盏高10．7厘米，口径15．1厘米，重达2150克，是目前已知的先秦金器中最大最重的。盏身为直口、浅腹、圆底，腹外有两个对称的环耳，底部有三个倒置状的凤形足。盏盖圆顶中心有一圆形提手，盖沿有三个等距离的外卡，与碗口正好扣合。盏身、盏盖面铸有精细的蟠螭纹和云纹。
秦汉时期的工艺
1．陶明器和釉陶
①殉葬陶俑
自秦代开始，烧造陶俑以供社会上层人物丧葬之需的风气日盛。秦始皇兵马俑可谓登峰造极。在已发掘的三个俑坑中排列着与真人一样大小的陶武士俑7000余具、战马100余匹，其数量之大，形体之巨，制作之精，令人折服。这一布局严谨、气势磅礴的庞大军阵既展现了秦王朝军队的编制、兵种和装备，也体现了秦军“坚甲利兵”、“勇于攻战”的精神。这批陶俑的制作程序十分复杂，需按不同的部位翻型、粘接套合并雕刻成形。在这些武俑、战马的表面还绘有不同颜色的彩绘，这一切充分显示了秦代艺术的写实风格以及当时陶器制造业的雄厚实力。
汉代贵族也大量用陶俑殉葬，规模、数量之巨依旧十分壮观，在西安、咸阳、徐州等地均发现随葬有数千陶俑的王侯墓。这些汉代陶俑身高仅60厘米，周身先绘以白色颜料，再用朱、黑两色绘出五官、发髻、服饰等，造型端庄秀丽。在西安市以北的阳陵发现了汉景帝刘启的陶俑丛葬坑。
②陶明器
秦汉时期开始流行在墓葬中随葬描绘日常生活场景的陶明器。最初仅有谷仓、炉灶，后来扩展到几乎无所不包，如高楼宅院、农田、陂塘、井栏、碓房、猪舍以及各种人物、家畜、家禽等等，有的还在器表绘有精致的彩色花纹，其中不乏艺术精品。如成都出土的说书俑、济南出土的彩绘杂技组俑等，造型洗练夸张，表情俏皮生动。
③彩釉
汉代制陶业的一项突出成就是釉陶的发明。釉陶的烧成温度在80℃上下，肉胎是砖红色，由于釉料中含有大量氧化铅，故又称“铅釉”。汉代釉陶的釉色多为浓厚的黄色和绿色，釉层清澈透明，色泽莹亮光滑。釉陶不宜实用，多用于随葬明器，器形多为仿铜礼器、动物俑像等等。釉陶的精品当推甘肃武威擂台汉墓所出的一件高达1．05米的五层绿釉雕镂院落模型。
釉谷仓秦汉时期人们日用陶器基本继承了战国以来的灰陶传统，并且愈来愈具有统一的风格。
秦汉以来，流行圆形瓦当，其上涂模印花纹外，还印有文字言语，时代特征十分鲜明。
2．铜器的最后繁荣期
秦国在铜器上继承了战国时秦国的传统，铭文字体亦大致相同。最能反映秦代铜器制作水平的莫过于秦始皇陵出土的两辆彩绘铜车马。每乘车均驭四马，各有一铜御官俑，其尺寸取自真实车、马、人的二分之一，结构十分复杂，由三千多个部件组装而成，除青铜外还使用了少量金银饰件。车厢内外绘有变形龙凤、云纹，制作装饰极为精巧华丽。此外，在秦兵马俑坑还发现了大量的秦代铜兵器，其表层大多作了铬盐氧化处理，以增强合金抗腐蚀的能力，这在世界科技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成就。
汉代铜器中礼器、兵器锐减，生活器皿剧增，而且形制和类别有很大变化。主要器类有鼎、锤、壶、钫、釜、鍪、礁斗、灯和熏炉。特别是一些器物定型后便固定下来，如酒樽、博山炉、僬斗和洗即是。日常用具中最常见的是灯和熏炉，尤其是灯的式样极多，且不乏精品，如满城汉墓出土的鎏金的“长信宫灯”，广西合浦出土的“凤鸟灯”，甘肃武威出土的“十二枝灯”，山西朔县出土的“雁鱼灯”，贵州兴仁出土的“蟠龙连枝灯”，江苏邗江出土的“错银铜牛灯”等。由于铁器的广泛使用，汉代用铜制作的兵器主要是弩机和镞，度量衡类有尺、量、权，兵器类有钟、钲、铎、铃。汉代制铜镜的工艺十分先进，与战国不同的是，在镜背多铸铭文。总体而言，汉代铜器注重实用，纹样朴素简约。但王侯贵族多用镶金的铜器，如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鎏银蟠龙纹壶和鎏金银镶乳丁纹壶等均是汉代铜器中难得的精品。
新莽时的铜器与秦代相似，以度量衡较多，但复古之风极盛，青铜器大都质地精良，制作规整。
秦汉时期，数种与汉式铜器发展有完全不同风格的边地青铜文化，也已发展到盛期。
中国青铜器到东汉末年已接近尾声。魏晋以后，铜器已基本被各类其他种类的器物取代，惟铜镜依旧流传下来，至唐代仍有不少新的工艺品种产生，如螺钿镜、金银平脱镜等等。作为千家万户的日常用具，铜镜的生命一直沿续到清代。
3．承前启后的秦汉玉器
秦汉玉器继承了战国传统，但在器物的种类和组合上又有较大的改进。汉玉讲究雄浑豪放，极有气魄。具体还表现在器表隐起处常用细如毫发的阴线雕饰以增强立体感。另外，汉玉中高浮雕、圆雕和镂孔的表现手法增多，抛光技术也大有长进。汉玉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为礼仪用，即“六瑞”，包括璧、琮、圭、璋、琥、璜六种玉器；第二类为葬玉，如玉衣、九窍塞、玉含和握玉；第三类为装饰品，如玉佩；最后一类为浮雕和圆雕的艺术品。汉玉中的精品有汉元帝渭陵附近所出土的镂空羊脂玉仙人奔马、玉熊、玉鹰等圆雕，广州南越王墓所出土的角形玉杯。
东汉时玉器琢刻精益求精，如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的王座屏上雕刻有复杂的龙纹等花纹，器形优美，刻镂精工，是当时游丝刻的代表作。
4．发展成熟的瓷器
①瓷器成为独立的手工业
镀金银竹节熏炉秦汉的原始瓷器不少，但与战国时的瓷器存在着明显差异。器型以仿铜礼器为最常见，饮食器很少。这时期的制作工艺不及战国时期的精细，两者在工艺传统上看不出直接的承袭关系。上虞东汉中期稍后的窑场遗址是名副其实的瓷窑。可见当时陶、瓷彻底分家，瓷器成为一个新的手工业部门。
②东汉晚期瓷器臻于成熟
东汉晚期，瓷器终于摆脱了原始状态，成熟的瓷器被烧制出来，即青瓷器。这一时期的瓷窑遗址主要发现于浙江，尤其以上虞最为密集。上虞联江帐子山发现的丽座龙窑比较典型。所出土的瓷器表明，东汉晚期成熟瓷器的质量比原始瓷器的质量有较大提高，但无论在造型、装饰技术和内容等方面都明显存在着原始瓷器的烙印，尚未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
5．风格统一的漆器
西汉前期，漆器工艺在战国和秦代漆器的基础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此时的漆器已不像战国时那样各地风格迥异，而是风貌渐趋统一。漆器生产数量增多，质量提高，不但制作精美，而且造形和髹饰方面有不少创新。
从胎骨看，汉代漆器流行木胎、夹纻胎和少量竹胎；就器形而言则与战国相似，但也创造出了新器形。长沙马王堆汉墓和江陵凤凰山168号墓出土的数百件漆器，设计精巧华丽，大小相差悬殊。
在髹饰技法上，汉代大大发展了战国时已出现的针刻技法，并发展到在针刻花纹上加上朱漆或用彩笔勾勒，乃至填绘金彩，使图案更加醒目。西汉中期，贴饰于漆器表面的金箔花镂刻精细、形象生动，并与金银扣，箍、彩描漆相结合，构成一种异常华丽富贵的工艺。此时还出现了这样的漆器：在器顶、盖上镶金银花叶，以玛瑙、琉璃珠为钮，器口、器身镶金银扣、箍，其间用金银箔嵌贴出镂刻的人物、神像、鸟兽，以彩绘云气、山石等为依托。安徽天长县汉墓出土的双层银扣彩漆奁、月牙形双层盒，江苏连云港出土的长方形、椭圆形盒，均为此类漆器的精品。
6．持续发展的金银器
汉代，手工业较前代有很大进步，金银器制作技术得以持续发展。两汉时，金银器制作的方法繁杂精致，工艺水平很高，标志着汉代金银器工艺已经脱离了青铜器工艺的传统技术，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并逐步达到了成熟阶段。
两汉时期的金银器在我国南北方均有出土。江苏盱眙南窑庄窑藏中曾发现金版、金饼及金兽。金兽出土时盖在装有金币的铜壶口上，重9000克，含金量达99％。金兽作蜷伏状，两前肢置于颔下，颈部戴三轮项圈，额间有一环钮，周身饰有圆形花纹。江苏刊江甘泉二号汉墓中，出土了金泡形饰、质形饰、品形饰、王冠形饰等。这些金器做工极为精细，已具有相当高的工艺水平。北方出土的如中山王刘靖墓中的掐丝金龙，采用了锤鍱、焊接、掐丝等多种工艺，富丽堂皇。
三国至两宋时期的工艺
1．陶器
①低温釉陶
由于瓷器的逐步普及，制陶业呈明显的衰败景象。日用器皿大大减少，陶制明器仍十分流行，但质量已大不如汉代。这一时期在江南流行一种塑有楼阁人物的陶罐。在北方地区，低温釉陶器已具有较高水平，品种逐渐增多，并出现了多色釉，为后来的唐三彩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陶塑艺术以北朝的为最美，它在继承汉代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又吸收了佛教艺术养分，注意神态的刻画，形式也丰富多样。种类有文武官员、男女侍俑、伎乐俑、驼、马和镇墓兽等。
②唐三彩
在汉代以来低温釉陶的基础上，唐代出现了著名的“三彩”陶器。唐三彩以白色粘土为原料，用含有铜、铁、锰、钴等元素的矿物作釉料的着色剂，最后形成斑驳不一的美丽彩釉。唐三彩以黄、绿、白、赭为主，蓝、黑色甚少，但极名贵。其中以黄、绿、白三色最常见。
唐三彩制品分为器皿和俑两大类。器皿主要用于生活用具，俑主要作装饰，包罗万象，是唐手工业中品种最丰富的。
唐代盛行厚葬，三彩明器便应运而生，而且发展速度很快，开元时达到高峰。其中最有吸引力的属骆驼和马，用马陪葬的较多。三彩马体态健美，强壮有力，姿态惟妙惟肖。西安唐墓中出土的两件骆驼载乐俑是三彩骆驼中的珍品，体现了唐代统一繁荣的盛世景象。
唐三彩在丝绸之路沿线和海上交通线上的许多地区都有出土，这足以证明它在当时的中外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2．高度发达的瓷器
①发展中的魏晋瓷器
魏晋时期，成熟瓷器发展很快，北方还烧制出了白瓷器。
南方由于战乱较少，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瓷器制造业得以迅速发展。作为瓷器的重要发源地和主要产区之一的浙江的烧瓷业十分兴盛，同时，江苏的制瓷业也发展迅速。太湖的宜兴在东吴、西晋时便烧制出具有一定质量的青瓷器。西晋统一后，制瓷业迅速普及，并在南朝初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制陶区域。
南方瓷器一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日常生活用具，其中圆形器都是拉坯成形，胎壁厚薄一致，造型规整。在西晋时还流行将瓷器塑成动物形象；另一类是专供随葬的明器，东晋以后逐渐减少。
瓷器的原料都采用当地瓷土，加工精细，胎多呈灰色，坚硬致密。其中浙江金华一带的瓷窑中，出现了施釉前先在胎体外表刷一层化妆土的作法。化妆土制瓷法在东晋时得以普及，这对扩大原料范围和烧瓷区域提高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一时期釉层均匀，多呈豆青和淡青色，少量的为深灰和黑色，光泽好。装饰技法有刻、画、模印、贴花、堆塑、镂孔等，内容十分丰富。但在东晋、南朝时较多地使用了褐色点彩的装饰技法，同时，受佛教艺术影响，刻画或浅浮雕式的莲花纹逐渐流行起来。这时窑炉和烧制技术较东汉后期有了明显的改进，从而彻底摆脱了瓷器的原始性。
北方战乱频繁，社会经济遭到破坏，因此瓷器手工业兴起较晚。其中从北魏延兴四年至太和八年（公元474～484年）的司马金龙夫妇墓出土的一件青瓷唾盂是这一时期的精品。到东魏、北齐时期，北方制瓷业开始发达。
南北朝时期，北方出现了白瓷。范粹墓中首次发现了北朝时期的白瓷，造型与北方同期的青瓷大体一致。胎呈白色，较细腻，烧成温度一般较高，施乳白色釉，光泽很好。虽然此时白瓷仍处于初创阶段，但它预示着瓷器手工业进入了全新时期。
②全面发展的隋唐五代瓷器
隋唐五代时期，瓷器手工业进入全面发展时期。瓷器生产区域不断扩大，除原有的地点外，湖南长沙望城、江西景德镇、河南巩县、河北曲阳等地也开始烧瓷；以前的上虞窑、湘阴窑等相继进入盛期，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越窑、岳州窑、婺州窑、寿州窑、洪州窑和邢窑等各具特色的名窑。
这一时期瓷器的质量显著提高，工匠们进一步掌握了原料的性能，使烧出的青瓷晶莹光亮，黑瓷深沉光润，白瓷也迅速发展，从而形成南方以烧青瓷、北方以烧白瓷为主的“南青北白”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