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的窦建德仿佛就是飘浮在这样的半空中，怀着这样的迷惘和无助，看见自己被人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抬上马背，然后带到了一个英气逼人的年轻人面前。那个年轻人嘴角挂着一抹讥诮的笑意，说：“我只是讨伐王世充，碍你什么事？居然敢越过边境，犯我兵锋！”
窦建德听见自己用一种近乎讨好的口气说：“若不自己来，恐劳你远征。”
那一刻，飘浮在空中的窦建德忍不住大喊一声——不，这不是我想说的！
可是，没人理他。
那个被人五花大绑的窦建德也没有理他。
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理他。
最后窦建德终于意识到——夏王已经死了。
曾经的王道霸业已经像一颗硕大而美丽的泡沫一样在空气中砰然爆裂，只有被人五花大绑的窦建德才是此刻唯一真实的存在。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所有的愤怒、恐惧、痛苦、悔恨在一瞬间全部向他袭来。
十年！
窦建德历经艰险奋斗了整整十年的帝王功业就这样毁于一旦！虎牢之战，十余万夏军全军覆没，除了被杀和逃散的外，与窦建德一同被俘的还有五万人，李世民随后将他们就地遣散，命他们各回家乡。
窦建德的妻子曹王后侥幸脱身，与左仆射齐善行一起，带着数百名骑兵仓皇逃回洺州。
胜利来得如此迅猛，曾经极力反对李世民与窦建德决战的封德彝等人第一反应就是入帐向李世民道贺。李世民笑着说：“不听公等之言，才有今日之胜。可见公等虽是智者，但是智者千虑，也必有一失啊！”
封德彝等人尴尬地赔着笑脸，无言以对。听到夏军惨败、窦建德被俘的消息后，王世充的最后一丝希望终于破灭。
五月八日，李世民将窦建德、王琬、长孙安世等人装进囚车，押到了洛阳城下，向王世充和洛阳守军示威。王世充站在城头上与窦建德遥遥对话，禁不住泪如雨下。最后王世充召集诸将讨论，准备杀出重围，南逃襄阳，但是与会的所有将领却一致反对。他们说：“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夏王，而今夏王已成俘虏，我们即令杀出重围，也不会有什么作为了。”
王世充彻底绝望。
五月九日，王世充换穿白衣，率太子王玄应和郑朝的文武官员二千余人，到唐军营门投降。李世民亲自出来受降。王世充趴在地上，汗流浃背。李世民说：“你一直把我当成小孩，今天见了小孩，却为何如此恭敬？”
成者王侯败者贼，人为刀俎我为肉啊！此时此刻，王世充除了满脸的真诚忏悔、不停地磕头谢罪之外，实在没什么好说的。
五月十日，李世民进入洛阳宫城，命记室房玄龄收取隋朝的档案图籍，命萧瑀和窦轨等人封存府库，收其金帛，犒赏将士。同日，李世民命人将单雄信、段达、朱粲、杨公卿、郭士衡等十几个据说是罪大恶极的人押赴洛水河畔斩首。
说这些人都属“罪大恶极”恐怕并不太准确。其中除了朱粲为人残忍嗜杀，惯以人肉充当军粮，招致极大民愤之外，其他人恐怕都在可杀与不杀之间。
但最后他们还是被杀了。
这些人最终丢掉脑袋的个别原因我们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作过多探究，但总的原因还是显而易见的——李世民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杀戮立威。
一个割据日久、顽抗多时的政权垮台了，没有一群人来陪葬怎么说得过去？在投降的二千余人中“百里挑一”地杀他十几个，这绝对是必要的。因为这个小规模的屠杀行动会对剩下来的绝大多数人起到一种震慑作用，让他们在余生中对李唐王朝感恩戴德、死心塌地。
这就叫“恩威”。
这是任何一个政治领袖驾驭臣子的最基本手段。
虽然有关这十几颗脑袋被李世民圈中的具体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其中一颗脑袋入选的理由却是非常充分的。
那就是单雄信。
我们都还记得，在去年九月的一场战役中，这个武功高强的单雄信曾经把长矛刺到了李世民的胸前，差一点就把他挑落马下，多亏武功更高强的尉迟敬德及时赶到，李世民才没有挂掉。
单凭这一点，单雄信就足以被李世民碎尸万段。
在单雄信被砍头之前，和他拜过把子、感情胜似亲兄弟的李世勣曾经声泪俱下地一再央求李世民饶他一命，甚至愿意用自己的官爵交换他的性命，但是李世民却一口回绝，毫无商量的余地。这种情形我们经常在港产影片中看到，一个老大要杀一个人，旁边有人苦苦求情，老大愤怒咆哮：“他曾经用枪指着我的头——用枪指着我的头啊！我怎么可能不杀他？”
李世民虽没有作咆哮之状，其心情则大抵与之相去不远。
当然，李世民杀单雄信也不仅仅是出于报复和立威的心理，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单雄信在江湖上历来有“轻于去就”的不良口碑。早在瓦岗时代，李密的长史房彦藻就曾以此为由劝李密把单雄信除掉。而对此刻的李世民来说，其麾下早已人才济济、猛将如云，他何苦再接纳这样一个反复无常之人呢？更何况，在即将到来的夺嫡之战中，这种人也未必没有可能倒向太子李建成一边，所以李世民实在没必要冒险收留他。
理由如此充分，单雄信当然非死不可。
数日后，李世民参观富丽堂皇的洛阳皇宫，感叹道：“如此放纵奢侈之心，穷尽一己私欲，国如何不亡？”随即命人拆除端门上的华丽城楼，焚毁了隋朝的朝会大殿乾阳殿，又摧毁了则天门两旁的门阙。
巍峨壮观的殿阙转眼沦为一片废墟。
对于这个历史细节，柏杨先生曾经作出这样的评价：“又是拆、烧、毁三部曲。后来，端门重建；乾阳殿焦土上重起乾元殿；则天门废墟上，再建应天门。浪费的都是人民的钱、人民的汗！”
柏杨先生出于他一贯的人本立场和人道主义精神，体恤民艰，痛恨统治者对民财和物力的浪费，对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然而单纯就这个事情本身，柏杨先生的评价未免有些大而无当。
因为这个历史细节本是王朝更迭的题中之义，基本上和是否浪费民财物力无关。暂且不说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数不胜数，就算它在历史上仅此一例，李世民这么做也很正常。
因为被摧毁的这些殿阙都是旧王朝的权力象征。
如果不把旧王朝的权力象征推倒，新王朝的政治权威如何挺立？
所以，无论它们身上凝聚了多少民脂民膏，李世民都不会觉得可惜；无论它们看上去还显得多么崭新，推倒重来都是它们无可逃脱的历史宿命。
在进驻洛阳期间，除了上述这些公开的政治举动，李世民还做了一件非常隐秘的事情。
这件事情所传达出的政治信息绝对要比那些公开举动重要百倍！
李世民去拜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王远知，是洛阳玉清观的住持。
李世民来找一个道士干什么？
王远知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道士，他拥有一项常人没有的本领——预知未来，就像他的名字所表明的那样。
当李世民与房玄龄前去微服私访的时候，李世民并未自报家门，可这位高人还是一眼就识破了李世民的真实身份。他说：“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李世民大吃一惊，心想这个高人果然是名不虚传，于是据实相告，并诚恳地向王远知请教了一个问题。
李世民询问的当然是自己的未来命运。
准确地说，是未来的政治命运。
王远知接下来的回答就像一道闪电准确命中李世民心中那个最敏感、最隐秘的角落，并且将其照耀得如同白昼。王远知说：“即将做太平天子的人，一定要好自珍重。”
尽管这是李世民一直在期待的答案，但是猛然听见“天子”二字，李世民的额头还是不由自主地沁出了一层冷汗。要知道，李世民现在的身份只是一个藩王，以藩王之身而觊觎天子之位，那是悖逆，是谋反！这样的事情一旦泄露，李世民就算不会人头落地，至少也会身败名裂。
然而，这样的惶恐只在李世民的心中一闪即逝，一种无与伦比的兴奋和喜悦之情很快就弥漫了他的胸膛。
很显然，武德四年夏天的这次微服私访对李世民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它把李世民原本深藏于内心的某种幽微而隐秘的权力欲望撩拨成了一种巨大而坚定的政治野心，并促使他一步一步地付诸行动。换言之，正是王远知的这句话让李世民获得了一种天启般的信心和力量，让他从此怀着“天命在我”的信念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夺嫡的道路。
这是一条不归路。
从这一年夏天开始，李世民便再也没有回头。
直到十四年后的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当王远知的预言早已变成现实，而一切都已成为往事，李世民依然念念不忘曾给予他无穷力量和必胜信心的王远知。他为此公开颁布了一道诏书，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个世外高人的感激之情。诏书中的一句话充分表明武德四年夏天的那次秘密会晤对李世民的深远意义，他说：“朕昔在藩朝，早获问道，眷言风范，无忘寤寐。”（《旧唐书·王远知传》）
这句话无疑泄露了一个重大的历史秘密。它至少可以证明李世民夺嫡问鼎的政治野心是由来已久的。最起码从武德四年夏天开始，一场终将走向流血和杀戮的政治博弈就已悄然拉开了帷幕，而玄武门之变的腥膻气息也已经在新生的李唐王朝上空隐隐飘荡。
然而，对于贞观时代的人们而言，当曾经不可告人的夺嫡阴谋已经变成创造历史的伟大举动，当昔日的唐室藩王已经成为至高无上的大唐天子，一切的秘密——也就不再是秘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