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下午5时许，郑抱真、余立奎等人，正在客厅里喝茶、聊天，金石心敲门进来，说：“立奎，上海来了一个又瘦又矮的小伙计，说是要见郑大哥，有急事。”金石心是余立奎的小老婆，安徽桐城人，曾因家境破落，失学后，流落烟花巷，成为风尘女子。去年，被余立奎重金赎出，成为他的小老婆。为了表明心志，她还随了丈夫的姓，起名叫“婉君”。
是谁呢？
郑抱真与余立奎嘀咕了一句，挥了挥手，华克之、张思明心领神会，进了里屋，拔出手枪。郑抱真随即把桌子上的两个茶杯倒干净，放好，用抹布抹干水渍，说：“嫂子，让他进来吧。”
过了一会儿，“小泥鳅”一边擦汗，一边跨进大门，握住郑抱真的手，急切地说：“郑老板，不好了，要出大事了！”
“啊，‘小泥鳅’，别着急，喝口水再说……”
“小泥鳅”接过茶杯，一口喝干，用衣服袖子抹抹嘴唇，定了定神，说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那天，他给一个日本浪人送去800元，进库房取烟幕弹时，意外发现，还有一颗一模一样的。还有谁订了烟幕弹？干什么用？他在脑海里打了个问号。回到和平米店，他将包裹严实的烟幕弹交给郑抱真。
“质量有保证吗？”郑抱真仔细检查了烟幕弹，问道。
“应该没问题。要是有问题，就找常玉清的徒弟算账。”
在上海滩混了多年，郑抱真多少了解一些常玉清的底细。这家伙是湖北荆州人，1888年出生，长得人高马大，却脸似黑驴，还长了许多麻子。他原来是个剃头匠，在大连干过一段时间，因为收入少，难以糊口，便扒火车来到上海谋生。不久，拜“大”字辈曹幼珊为师，加入青帮，时来运转；1922年开始广收徒弟，羽毛渐丰。“四一二”政变后，担任上海工人统一委员会调查部部长、上海轮船码头业务工会执委。后来，与日本浪人打得火热，在黑市帮助他们推销军火、鸦片，赚了大笔金钱。
“我去南京执行任务。你抓紧时间，一定要搞清楚那一颗烟幕弹的用途。遇到特殊情况，就到南京仙鹤街找我。千万记住，不能打草惊蛇！”郑抱真嘱咐道。
郑抱真动身后，“小泥鳅”有事没事，就到常玉清的据点去玩。那些人见他是个小孩子，又属于“同道”上的朋友，没怎么提防他。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一来二去，他终于摸清了烟幕弹用途。原来，这颗烟幕弹是常玉清自备的，日军少壮派让他近期在上海北站行刺反对日中矛盾激化的重光葵，得手后，栽赃到“斧头帮”头上，日本军舰就可以借机轰击、占领上海……
刺探到情报后，“小泥鳅”深感事情重大，就违反纪律，凭借记忆，辗转找到王亚樵大夫人的家，王淑英说：“亚樵多日没回来，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无奈之下，“小泥鳅”才想起郑老板的交代，连忙购买火车票，找上门来。
听完“小泥鳅”的报告，天色已黑。郑抱真掏出几块钱，让“小泥鳅”到附近的浴池洗洗澡，休息休息。
郑抱真把华克之、张思明叫出来。四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无不感到事态严重。
一段时间以来，中日关系十分紧张，摩擦不断。1931年6月25日，日军退役大尉中村震太郎一行四人，以“日本帝国东京农业学会会员”名义，前往王爷庙（今乌兰浩特）收集情报，被中国士兵抓获。两天后，中村等人被东北军处死。日本朝野群情激愤，一些军国主义分子公开叫嚣要与中国开战，东北的关东军加紧了演习；上海的黄浦江上，集结了众多日本军舰，日本浪人兴风作浪，不断制造事端……日本驻华公使馆参事官兼驻上海总领事重光葵奔波于南京、上海两地，进行外交斡旋。他与时任外务省亚洲局局长谷正之的看法比较一致，虽然支持日本的侵略计划，但出于策略性考虑，认为在当时的情势下，不宜在上海挑起战争，因为这有可能导致日本国际环境的孤立。因此，日军主战派就将他视为侵华路上的绊脚石。后来，在《外交回忆录》中，重光葵写道：“（那时）日本樱会军官集团的一些人在上海不断进行策动，想要在日华之间挑起事端……当时的驻华公使馆陆军武官辅佐官田中隆吉大尉也是其中的一员。”
刺杀宋子文，是内部矛盾；如果因为行刺宋子文，为日军行刺重光葵做了掩护，授人以柄，给日本侵略中国制造口实，使中华民族遭受战火蹂躏，生灵涂炭，那就是千古罪人！这个责任，谁承担得起？
经过一番激烈讨论，大家觉得，连夜再给九哥发电报，夜里无人送达，明天一早，宋子文就到上海，他与重光葵是好朋友，两人很可能结伴而行，九哥会按计划行事的，而且，报文字数少了说不清，多了可能暴露行动秘密……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赶上55次特快列车，与宋子文同时抵达上海，发现他与重光葵同行，鸣枪示警，打乱常玉清的暗杀步骤……
于是，郑抱真、余立奎等人晚饭也没有心思吃，连忙出了余宅，拦了一辆的士，赶到火车站，买了站台票，挤进普通车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