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苦笑录》中，作为亲历者，陈公博回忆道：
汪先生被刺消息传出后，闹得全国风雨。上海更盛传我也在被刺之列。北四川路还有些外围报馆，把我的照片搜出来，挂在窗外来充实它的新闻。中央党部是什么地方？那天开六中全会又是一个什么日子？在军警森严之地行刺，除了蒋先生自己的特务队，还有何人？这不独大家在那里证实，而且广西的李德邻和白健生来电正式质问了。蒋先生自己也怀疑着，第二天下午找我和顾孟余、谷正纲、唐有壬，到军官学校谈话。
“我看这件事不是自己人干的，因那种子弹不是配那种的手枪，而且他们所用的手枪也不是那一种。”蒋先生解释着，他所谓自己人，自然含意甚明，实在当时他也失了自信。
“我看也不是自己人干的。因为自己人要干，随时可干，何必在中央党部，更不必在开全会那一天。在中央党部干这行刺事情，很明白要打击国民党。不过有三点要请蒋先生注意的：第一，这次行刺是有组织的阴谋，因为晨光社成立一年多，阴谋的酝酿最少也有一年之久。第二，看凶手身边仅有几块钱，可以断定这组织是没有大笔经费，大凡凶手行凶之后，没有不想脱逃，现在他的身边仅有此数，想来那组织也不见得充裕。第三，既然这次是有组织的行动，而晨光社居然在京混了一年多，那就可以判断，他们还要继续施行他们的阴谋，并且在京的组织恐怕不止一个晨光社。”我大略把这次事件从客观上分析一下。
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蒋先生对于他的特务队很怀疑，一次他召集了特务队的负责人大骂，说：“你们每月花了几十万，就干出这类好事吗？限你们三天之内，把凶手缉获，否则要你们的头。”
戴笠受到主子的臭骂，不敢怠慢，加足马力开动特务机器，进行疯狂抓捕。“事件发生当天，中央党部内立时戒严，由警察厅长陈焯、宪兵司令谷正伦亲临负责检查，至下午一时始结束，当即逮捕嫌疑数人。同时，南京全城宣布戒严，水、陆、空交通完全断绝，在水陆码头及飞机场将慌忙赶船、乘火车、坐飞机的乘客逮捕了数十人，一律关在清凉山的几间屋子里。”彭革陈回忆说。
11月2日，《中央日报》在一版以特大字体标题《汪院长昨晨被狙击，中央极度震惊》作了报道。
11月7日，华克之逃到香港。王亚樵特意把他请进自己的新住宅城和道69号。一见面，华克之惭愧地哭泣：“师傅，实在对不起你。我们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王亚樵虽然心里不是十分满意，但依旧大度地劝慰说：“克之，你们都尽力了。这就像张良在搏浪一击一样，尽管只击中副车，秦始皇侥幸逃命，但是，从此之后，秦始皇就生活在暗杀的阴影中，生不如死。我相信，我们以后还有动手的机会！”
孙凤鸣罹难后，其他人四下躲避，最要紧的，是给他们送去经费，让他们衣食无忧，安然躲过特务的追捕。王亚樵手里没有多少现钱，就与王亚瑛商量。王亚瑛听罢，将耳钉、银簪、金戒指、玉手镯全部摘下来，塞到丈夫手里。王亚樵派人当得1000元，交给华克之，说：“你先收下，救救急。以后的，我再想办法。”
华克之深知他在香港手头紧张，一下子拿出这么多，很不容易。接过现金，禁不住连声感谢。
“你现在身心疲惫，需要休养，而且，特务肯定在追捕你。你看谁去送款比较合适？”
“师傅，还是我去吧，我了解联络暗号。”
“如果你手下没有合适人选，我来派人过去，你把联络方法跟去的人仔细交代一下。”王亚樵说。
当时，王亚樵担心崔正瑶经受不住丈夫牺牲造成的精神打击，就让王亚瑛出面，把她接到家里，像亲妹妹一样对待。王亚樵与华克之协商送款人选时，她正巧在场。她等两位大哥把话说完，站起身来，说：“九爷，让我去吧！”
王亚樵一听，坚决不答应。
“九爷，你就不要劝了。我主意已定。凤鸣虽然牺牲，但他的使命还没有全部完成。你们就把这个机会给我吧！”崔正瑶掏出手帕，擦擦泪，语气果决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