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3到1955年间，索菲亚顿的反对搬迁斗争一直持续着。非洲人国民大会坚持着一贯的立场，每周的周三和周五晚上都会举行大会。在会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们发表了数以百计的演讲，不过都很小心地避开了暴力的字眼。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鲁图利酋长说：“仅仅是向警察扔一块小石头，就有可能让整个索菲亚顿血流成河。”
当地的神父特雷弗·赫德尔森先生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做法表示了极大的支持。特雷弗·赫德尔是坦博的朋友兼导师，他也是个坚定的种族平等主义者。1953年2月，特雷弗·赫德尔森在贸易厅里对一个黑人说：“如果政府堕落，暴政肆虐，则法律不再体现其意志，这是教会千百年来的教义。”特雷弗·赫德尔森和共产党人走的很近，他常常对曼德拉说：“我相信共产主义在南非不构成威胁。”
眼看索菲亚顿的搬迁日期越来越近，曼德拉等人以书信和请愿书的形式向政府提出抗议，但遭到政府的拒绝。
在搬迁的头一天晚上，当地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中最热心的领导人之一乔·毛姆斯召集了一个500多名青年积极分子参加的紧急会议。他告诉众人：“大家如果还坚持以往的非暴力运动，索菲亚顿的人民将永远失去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而被迫搬到一个被政府规划的牧场里。搬到那里的人民会像畜生一样，被当地的政府圈养着。”听完乔·毛姆斯的话后，下面的黑人们群情激奋，他们高喊着：“如果想让我们搬离索菲亚顿，除非从我们的尸体上踏过去！”
会议上，乔·毛姆斯希望非洲人国民大会下达命令向警察和军人开战。他们准备连夜修筑防御工事，第二天用武器和手中任何可以拿到的东西跟警察对抗。
随后，他们又在索菲亚顿的墙上刷上“我们不会搬走”“要想我们搬走，就跨过我们的尸体”等标语。曼德拉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后来他在监狱里感慨道：“一个标语就像一枚子弹，其力量取决于它与枪支的匹配程度。这些标语形成的子弹没有杀伤力。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关注着这个贫民窟里将要发生的血案，甚至有人希望这场抵制活动演变为一场革命。”
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经过慎重讨论后，最终还是决定继续坚持非暴力运动，因为以他们目前的实力，根本没办法和训练有素的警察相抗衡。乔·毛姆斯很气愤，他觉得非洲人国民大会背叛了他，也背叛了索菲亚顿。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解释说：“一个武装行动需要认真策划，不然就等于自杀。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做好和敌人硬碰硬的准备。”
第二天，灾难终于降临了。4000多名警察和部队士兵封锁了索菲亚顿，同时，有工人开始把腾空的房子拆毁。无数的警察开着警车和卡车在街上巡逻。很快，卡车上就载满了自愿搬走的居民。整个索菲亚顿回荡着不甘心的人们敲击电线杆的声音，那是他们最后的反抗。到了傍晚，最后一批反抗者被强制带上了卡车，他们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居住了几十年的房子在眼前轰然倒下。
对于曼德拉来说，这是一个让他很难接受的事实：对南非的黑人来说，他们除了暴力武装斗争之外无路可走，可他们却又没有跟政府决死一拼的资本。曼德拉痛苦地说：“最后，索菲亚顿没有被摧毁于炮火声中，却被摧毁于隆隆的卡车和大锤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