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了割礼仪式后，很多玩伴都去了金矿上工作，或者去城里给白人打工。摄政王荣欣塔巴为了培养曼德拉，决定送他去克拉克伯里寄宿学校继续深造。克拉克伯里寄宿学校是滕布地区最高的黑人学府，它既是一所中学，又是一所培训学校。摄政王和他的儿子佳士提斯都曾在这儿学习过。
临行前，摄政王特意为曼德拉举办了一场庆祝会，以庆祝他被克拉克伯里寄宿学校录取。曼德拉后来回忆说：“这是第一次为我专门举办的庆祝活动，我感到非常高兴。摄政王还给了我一双新皮鞋，那天晚上，我把它擦了一遍又一遍。”
第二天，摄政王亲自用他那辆福特V8把曼德拉送到克拉克伯里寄宿学校，并介绍该学校的校长哈利斯牧师给他认识。哈利斯牧师是一个善良的白人，摄政王说：“等萨巴塔老了的时候，我会让哈利斯牧师接任摄政王的职位，希望他把下一任国王培养成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克拉克伯里寄宿学校所有的建筑都是西式的，这让曼德拉感到非常新奇，像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第二天，曼德拉就抱着书本去上课了。教室在教学楼的二楼，铺着豪华的木质地板。从来没有穿过皮鞋的曼德拉穿上了摄政王送他的那双新皮鞋，由于不是很习惯，他好几次打滑，差点儿摔倒。
当他颤颤巍巍地走进教室后，一个漂亮的女学生看到他的囧样说：“瞧这个农村男孩，他不习惯穿皮鞋。”
这个自作聪明的女孩叫玛托娜，他是曼德拉在克拉克伯里寄宿学校认识的第一个同学。后来，随着相互了解的加深，两人成了好朋友。曼德拉回忆说：“我发现，与女人交往不能拘谨，也不能承认自己懦弱和胆小。对于这个秘密，我从来没告诉过其他男士。”
在节假日，曼德拉会回到王宫，并旁听大酋长开庭审判小酋长们提交的案件。当时，酋长的任命要经过当地白人行政官员的同意。一旦他惹恼了白人，就会被解除职务，另立一个酋长。即便是如此，酋长在当地还是非常受人尊敬的。按照惯例，每年各地的酋长们都要开一次会议。对于曼德拉来说，这是一种扣人心弦的体验。当他看到小酋长们毫不留情地批评大酋长时，他的心中都会升起对民主的渴望，尽管这种民主有些幼稚和生硬。
在克拉克伯里寄宿学校，曼德拉仅用两年时间完成了3年的初中课程。在这两年里，他已经由一个浑浑噩噩的傻小子蜕变成为一个心胸开阔、眼光长远的年轻人，以前身上的那种乡下土气已经消失无踪了。
1937年，19岁的曼德拉来到希尔特敦学院学习。希尔特敦学院是非洲最大的黑人学院之一，有好几千名学生。希尔特敦学院坐落在一出景色优美的高原上，四周都是连绵起伏的高山。这是一所由英国卫理公会兴办的寄宿学校，校长是当年大名鼎鼎的威灵顿公爵的后裔。
在开学典礼上，校长阿瑟·威灵顿博士用雄厚的嗓音说：“我是伟大的贵族、大将军威灵顿公爵的后裔，他在滑铁卢击败了法国人拿破仑，从而拯救了欧洲的文明，也拯救了你们非洲人。”顿了一顿，他接着说：“世界上最好的思想是英国人的思想，最好的政府是英国政府，最好的人是英国人！”
希尔特敦学院的校规极其严格，学生的生活也非常简朴，是典型的清教徒式的生活。自命绅士的英国人，为了培养男生的绅士风度，规定男生在每天吃完早餐后，必须到院子里集合，排队等候女生从宿舍里出来，然后再一起去教室。
曼德拉承认，在希尔特敦学院里，他并不是一个出色的学生。直到1938年，当他的论文获得了希尔特敦奖学金时，他的智慧才一点点地显露了出来。
在希尔特敦学院的最后一年，伟大的科萨诗人克鲁恩·姆卡伊来到了他们学校。为此，学校还特意放了一天假，所有的师生都集中在食堂里，聆听姆卡伊的演讲。
姆卡伊站在演讲台上，丝毫不理会台下的英国人，他用科萨语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不能允许这些对我们的文化漠不关心的外国人接管我们的国家。我预言，非洲社会的各种力量将取得一场反对侵略者的伟大胜利。”这种赤裸裸的“反动”言论使曼德拉震惊了，他后来回忆说：“很难解释此场景对我们的影响。似乎整个宇宙被翻转过来了。”曼德拉第一次感到作为一名科萨人的光荣。
在当时的南非，黑人的处境正逐步变得越发艰难。白人当局正着手通过一系列歧视性法律，剥夺黑人仅有的几项权利。继1910年的《联邦法案》后的20年里，又颁布了严厉的种族隔离和歧视性法律，如1923年的《城市原住民活动区域法案》和1927年的《原住民管理法案》。
1938年，正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曼德拉从希尔特敦学院毕业，考入福特哈尔大学。福特哈尔大学是南非人的最高学府，在南非学生的心目中，它跟牛津、剑桥、哈佛大学一样有名。
福特哈尔大学建于1916年，是南非第一所黑人大学，它距离希尔特敦约20英里，背靠风景如画的阿玛托拉山脉，同著名的勒弗戴尔中学和艾丽斯镇构成了一个交通便捷的三角地带。
福特哈尔大学只有150名学生，其中有十来个来自克拉克伯里寄宿学校和希尔特敦学院。在这里，曼德拉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奥利弗·坦博就是其中之一，他比曼德拉大一岁，是后来曼德拉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奥利弗·坦博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里，后来在约翰内斯堡市区上学。
多年以后，奥利弗·坦博回忆自己跟曼德拉相处的那段时光时说：“纳尔逊是一个受人欢迎的、有良好修养的学生。他的交际圈很广，而且他还是福特哈尔最优秀的运动员。在辩论会上，纳尔逊总是谨小慎微，但他对种族主义非常反感。”
曼德拉的另一位好友叫凯泽·马坦齐马，按照部落血统，马坦齐马应该算是曼德拉的侄子，但曼德拉年纪比他小，也远没有他老练。马坦齐马身材高大，是大三的学长，对曼德拉关爱有加，曼德拉对他非常尊敬。
随着曼德拉社交范围的不断扩大，他和很多同学都一起参加娱乐活动。他到舞厅跳舞和参加福特哈尔大学的戏剧社。曼德拉在1960年对作家纳丁·戈迪默说：“我思想活跃，能作为多面手参加广泛的课外活动。”
作为一名新生，曼德拉不免要受到高年级同学的欺负。在很多情况下，新生们都会选择忍气吞声，但曼德拉选择了反抗。
在福特哈尔大学，每个宿舍都有宿舍管理委员会，在此之前，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由高年级学长来担任，刚入校的新生虽然人数众多，但一直没有自己的代表。曼德拉决定挑战这一传统陋规，选举出自己的代表。
在曼德拉的倡议下，新生们纷纷加入到选举行列中来。只用了几周的时间，新生就击败了高年级的学生，选出了新的宿舍管理委员会。曼德拉因是倡导者之一，所以也被选进了宿舍管理委员会。
但是，高年级的学长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征服的。他们召开会议，在会上，一名狂傲的学长用英语说：“作为新生，这种行为是无法让人接受的。我们高年级的学生怎么能够被曼德拉这样几乎连英语都讲不好的乡巴佬击败呢？”他模仿曼德拉说话的口音和语调，周围的同伴都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高年级的学长将此事报告给了学监，希望他们给新生施加压力，自动解散宿舍管理委员会。学监把曼德拉等人叫到他的办公室，并劝说他们不要和学长对抗。但是，曼德拉等人针锋相对，毫不退让，学监也没办法，此事只好不了了之。
1940年寒假期间，曼德拉将一个名叫保罗·马巴巴内的朋友带回家作客。保罗来自布隆方丹，他父亲扎丘斯·马哈巴内是非洲人国民大会20世纪20和30年代的主席。
有一天，曼德拉同保罗来到特兰斯凯省的首府——乌姆塔塔。在那时，乌姆塔塔只有几条大街和一些政府建筑物。他们站在邮局外面闲聊，这时，过来一个60多岁的白人，他像对待仆人一样傲慢地要求保罗去邮局里面为他买几张邮票。但是，保罗拒绝了。
那个白人显得很生气，气鼓鼓地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保罗针锋相对：“我知道你是谁，你就是个无赖。”
那人涨红了脸，半天才说：“你要为此付出代价的！”然后就走了。
这事对曼德拉的触动不小，因为在那个黑人对白人唯命是从的年代里，像保罗这样有勇气和白人叫板的黑人并不多见。曼德拉后来回忆说：“我开始认识到，一个黑人不必要接受每天被白人强加在身上的侮辱。”
回到学校后，曼德拉被提名为学生代表委员会的候选人。学生代表委员会是福特哈尔大学最高的学生组织，在所有的候选人中，只有6位才能真正地成为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成员。
在选举前，学校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讨论有关问题并让大家发表意见。这时候，沉寂许久的积怨爆发了，很多学生对大学里的种族不平等和黑人伙食差的现象感到极端不满，更有人希望增加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权力。
由于学校拒绝了这些条件，于是学生们联合起来，抵制这次选举。在选举当天，只有六分之一的学生投了票，并选出了包括曼德拉在内的6位学生代表委员会的委员。由于这次投票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于是，学生代表委员会的6人就商议集体辞职。他们起草了一份辞职信，递交到校长那里。校长收下了他们的辞职信，决定第二天重新投票选举。
然而，第二天选举的情况和第一天如出一辙，还是那六分之一的人投票，还是那6个人获得了选票。曼德拉感到这次的选举依然不公平，决定再次号召大家一起辞职。然而，这次其他的5位同学却选择了和校方妥协，曼德拉陷入了左右两难的尴尬境地。
后来，曼德拉不顾别人的反对，再次将辞职信递给了校长。校长勃然大怒，把曼德拉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告诉他：“要么你接受这个职位，配合校方；要么你就会被开除！”曼德拉后来回忆说：“校长的话使我震惊，并使我度过了一个不安的夜晚，以前我从来没有作过如此重大的决定。”
第二天，校长又叫曼德拉去自己的办公室，这次校长的口气缓和了很多，他说：“曼德拉，我尊重你的决定，但是，我建议，如果你参加学生代表委员会，明年你可以再回到福特哈尔大学继续读书；如果你不愿意，放假后你就不用再来了。曼德拉，你有一整个夏天的时间考虑这件事。”
曼德拉思考良久，最终还是决定坚持自己的主见，他拎着简陋的行李走出了福特哈尔大学的校门。回过头来，看着在这里生活过两三年的地方，曼德拉的眼角湿润了。这辈子，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这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