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堆关于周绍良先生的书籍中，我试图寻找周先生直接的表白与心声，并透过这些走入他的心灵。可是，我发现，关于他自己，他始终沉默着，他一开口或者一落笔，话题总离不开中国文化，不是古代人物的考证，就是事件的探寻，不是《红楼梦》的研究，就是古墨的收藏，至于自己，他几乎是只字不提。有那么两回，我从别人的文字里看到他落泪的情景，细细探寻，原因还是在于他没有足够的精力写出他对中国文化更多的理解。
作为希望多层面了解他的人，我困惑于周先生对自我的“吝啬”。对于同样深爱着华夏文化的人，我更感慨于先生学术上的慷慨。得知“文革”期间，作为“五七”战士，他还曾下放我工作的南鄂咸宁，便从心底里对他多了一份亲近。
红学、敦煌学、清墨研究、佛学、唐史和明清小说，在这许许多多跨度甚大的领域都有深入的钻研，并写下丰厚的学术著作，周绍良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块丰碑，或者说一颗参天大树。在众多的人抬头仰望他的时候，他却轻描淡地转身而去，执着地摆弄着数不清的文物或古籍，似乎在说：我的眼中只有你。
他就如一只志向高远的仙鹤，执着地翱翔在文化的长空中，以至这个热闹和繁华着的尘世很难影响到他。
“五七”干校时代，是一个人意识极度强烈的时代，无论是激情，还是愤懑，无诊是颂扬，还是抨击，都剧烈地燃烧在人们心田。开批斗会，就要上纲上线，写思想检查，就要入木三分。此时的周绍良，住在人烟稀少的湖区，负责给水田放水。他最主要的精力，放在了《资治通鉴》、《全唐诗》等一批古籍的研读上。只有干校开大规模批斗的时候，他才去参与一下，回来后又若无其事地继续读书。
干校后期，周绍良调到厨房做炊事班副班长，一向痴迷于红学的他与干校学员大谈特谈《红楼梦》，并写下《红楼梦年系》、《论红楼梦后四十回与高鹗续书》、《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一书》等文章。从他当时收到的书信里，谈到的皆是学问，不是对《资治通鉴》的探讨，就是对《新唐书》、《旧唐书》的交流。除此之外，在向阳湖，周先生还为我们留下一首《和黄兄踏山访银桂》的七律诗。
向阳湖期间，周绍良留下的不过是些只言片语和星星点点的记录，但这些记录无一不与学术与艺术相关。当我们回首那场巨大的文化浩劫，当我们直视我们并没有断流的文明，我们更体会到那些零星记录的弥足珍贵。在造反和打、砸、抢横行中国的时候，在文化被踏上千万只脚的日子里，周先生们拔云开雾，默默地做着文化薪火相传的坚守者，这需要一种怎样的心理力量。
他像一只孤独而顽强的游鱼，向着自己的方向前行，虽然他也知道水面正在发生着的一切。
走过向阳湖岁月，周绍良写下了《唐传奇笺证》、《清代名墨丛谈》等一部又一部的学术著作，又广泛参与我国佛教事业，为传播与弘扬传统中国文化鞠躬尽瘁。
当他在湖区苦读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将来会有这一天。当这一天有机会到来的时候，曾经的苦读岁月为他提供了丰厚的养料。
直到年逾古稀，老人家每天都读书写作到深夜两点以后，多少年如一日。为了寻求一个安静的学术环境，他还特意搬到市郊居住。直到生命终结前夕，他依然对尘世恋恋不舍，不是为了生命的延续，而是为了未竟的学术事业。
曾经读到这样一段话：读书和藏书的潜在作用，这种作用有时是看不见、摸不着，可一旦看的见、摸的着时，往往已成为高山峻岭、汪洋纵横之势了。这是对周绍良先生最好的写照。
在留下数十本学术著作后，他带着遗憾静静地离去。今天，当我们走进故宫博物院，走进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在那些丰富的收藏里，有着成百上千的文物为周绍良先生所捐献，这些文物组成了一个宠大的数据，以至单单把捐献的目录记下来，就是一本书！
作为南鄂咸宁人，我在回首向阳湖的一刹那里，耳边响起的是一位当年的“五七”战士对他深深的怀念：“响绝音沉，清话岂徒红楼梦。交深谊重，泥途曾共斧头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