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在向阳湖一个荒湖的泥潭里有一个草棚，草棚中住着一个60岁的老人。他白天种菜，晚上看守窝棚。每隔一天上山去挑一次饭和开水，供两天的食用。这样，他吃的饭菜大多是冷的。每天晚上，他隔两个小时都要起来一次，到菜地里测量温度、湿度并作记录，不管多冷的天都坚持，为的是从中研究蔬菜生长的最好气候条件。每每从菜地回屋，老人倒在床上他就开始呼呼大睡，白天照样精神抖擞。
这个人就是任过国家电影局副局长的司徒慧敏，此时，他正作为“五七”战士下放在这里劳动。他的身份为受“中央专案组”审查的对象，因此被隔离在村庄以外居住，还不允许随便和人讲话和交流。他的职业是种菜，他能做的就是一个出色的菜农，要活得有声有色一点，就是钻研种菜的技术，成为这个行当的行家里手。
2010年一个难得的机会，我有幸从司徒先生的女儿司徒新蕾那里，看到了司徒慧敏在干校用过的三个记录本。一本是干校的土地测绘图，在小小的笔记本上，他用圆珠笔细心地绘出当地的地形和地势，并分别标出洼地、草地、最洼地和水地，最后计算出那里共有120亩水稻田，如果种水稻需要9亩田用来培育秧苗。一本是蔬菜栽培笔记，分别记录着黄瓜、茄子、西红柿、菜豆、南瓜、冬瓜等蔬菜从浸种到出芽的整个生长发育过程，如：“3月27日移栽西葫芦，4月1日补栽路边三畦，4月26日施粪肥，5月8日少数开花，6月1日喷射‘920’”。点点滴滴都有详细的记载。第三本是防治蔬菜病虫害的研究记录。其中还附了很多图，如1972年3月7，他绘制了催芽温箱试验表，3月16日，又绘制了从11：40到16：00的降温曲线，十分详细。
在笔记本中，夹着司徒先生当年自制的一个量角器，用一张薄薄纸上，自己画上一个半圆，然然在圆内画上刻度，裁剪下来，就成了他当年使用的量角器。
为了研究西红柿病害起因，他连续记录了多日的气象数据，最后得出了积水过多的原因。他还对小白口青菜作了收割之后培育再生菜的观察记录，并得出“再生菜抗病能力加强”的结论。此外，还写下《蔬菜栽培笔记》、《蔬菜病虫害防治》等“农科专著”。而据当地村民称，他种的大白菜一颗重达数十斤，连种菜多年的农民也主动向他请教种菜技术，这在普遍向农民学习农活的干校真是个奇迹。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为了让我国的有声电影摆脱美国人的控制，司徒慧敏发挥自己曾经学习过无线电技术的优势，决心研制我们自己的录音设备。为达到目的，他想方设法借鉴国外的录音技术，经常一个人打开国外的设备，描画其内部构造图，如此坚持了不知多少个日日夜夜，为其后“三友式”录音机的研制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文革”结束后，司徒慧敏作为主管全国电影工作的领导，经常下到基层，与电影厂里的技术人员共同研讨电影放映技术的问题。
不同的只是境遇，相同的是乐于钻研的精神！革命年代为了民族的气节钻研，身居高位则是为了提高祖国的电影技术钻研。而在向阳湖时期，司徒慧敏为了永不放弃的人生信念而钻研，即便是种菜，也要种出些成绩。
无论如何，这是需要一种随遇而安精神的！
他不是一般的种菜老人。早在17岁的时候，他就参加过广州起义，曾与周文雍和陈铁军并肩作战；在他18岁的时候，就参加了由夏衍组织的“左翼艺术家同盟”并遭到逮捕；作为我党电影事业的创始人，他拍下《风云儿女》这样里程碑式的影片；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拍摄过第一部宣传抗战的电影《血溅宝山城》；作为我国电影技术早期的钻研者，他组织研制我国首台电影录音机，开创了我国有声电影的新时代；为了把一份党的重要情报隐藏起来，他曾把小腿活生生地割开，把情报藏进去后再缝起来；建国后，他创立了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科技化水平做出了巨大贡献。第一个录制国歌的人是他，录制经典歌曲《渔光曲》的也是他，开创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还是他……
可是，这样一个人，当他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呕心沥血后，却被送到向阳湖一个空荡的工棚里接受改造。
看不到悲愤和委屈，倒像是换了一个工作场地、换了一个工种。司徒慧敏就是如此坦然！
正午时分，烈日炎炎，人们都卷缩在屋子里休息，他却光着膀子，挑着粪在田间小路上奔走、施肥，一跑就是十多个来回。
每天天不亮他就起床，夏天游泳，一游就是八里水面。冬天跑步，一跑就是十多公里。
上交党费，他总比别人多出一倍。
每次吃鱼，他总是连同鱼刺和鱼头一起吃下，在旁人疑惑的眼光中，他笑道：“人不要吃软怕硬，鱼肉当然得吃，鱼刺也要吃。看，我专门吃鱼刺，鱼刺养料大，吃了骨头才硬！”
一个顽强的人，一个乐观的人！
女儿司徒新蕾当时也在向阳湖劳动，开始还不知道父亲也来了，况且没有得到批准，她还不能看望父亲。当她有一天终于见到年迈的父亲，揪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父亲气色很好，还颇为得意地对女儿炫耀他种的菜如何好，父亲的旷达与乐观给了女儿一颗定心丸，她知道，父亲只是表面上被“打倒了”，骨子里并没有改变。
骨子里没有改变本色的司徒慧敏，在他的被隔离状态有所松池的时候，更是把满腔的热情献给了向阳湖的乡亲。一位农民掉进水井，连村里人都不敢下去救，他却毫不犹豫地跳下去救起老乡。一位农妇产后失血过多，司徒慧敏想办法让人从北京寄点银耳过来为她滋补身体，可惜银耳寄到的时候，这位妇女不幸掉到水井里淹死了。司徒慧敏十分伤心，他和几位“五七”战士每人捐了50元钱，送到农妇丈夫手中表示慰问。几年后，这位丈夫再婚，远在北京的司徒慧敏还专门写信道贺。每年春节前，司徒都要把自己种的菜送到每户村民家中，让大家品尝。此外，他教胡黄张村里的社员学习毛主席著作，一遍遍不厌其烦地讲解，又耐心地教村里的孩子们学英语，把自己掌握的文化知识传播到这个落后的山村。
3年后，带着无限的眷念，司徒慧敏离开向阳湖。他没有忘记那里的每一位父老乡亲，反复写信请他们进京做客，书、笔、皮鞋、营养品，不断地从北京寄来，还要认当年一个邻居的孩子做干儿子，专门寄来路费让孩子进京。只要有咸宁客人来京，他在百忙中也要抽出时间接待。他说，每当听到北京院内的雀声，就仿佛听到胡黄张村的雀叫。他说，他乘坐的飞机飞过咸宁上空，可惜刚到向阳湖，飞机就钻进了云层，什么也看不清了……在北京的住所，他常常说起咸宁，一说起来，就说那里就是他的故乡。朴素无华的文字和语言表白里，流露的是浓浓的乡情与乡愁。
2010年春天，我专程到司徒慧敏曾经下放的向阳湖胡黄张村，寻找司徒先生的足迹。面对陌生人进村，村民们有所隔膜，但一听到我们为司徒慧敏而来，马上变得十分热情，纷纷回忆往事。看得出，几十年过去了，司徒先生一直活在村民们的记忆里。
驻足在司徒先生当年居住的小屋前，我久久不能离去。就是在这阴暗潮湿的小屋里，老人家用蝇头小字记录着蔬菜生长的环境与规律。眺望司徒先生当年工棚所在的湖区，我思绪万千，就是在这样的四野茫茫中，老人家嚼着冷饭冷菜，却坚持每天锻炼身体。
记得司徒新蕾曾说过，父亲留下来的是宝贵的精神遗产。我以为，心系国家与民族，永远保持生命的热情与温度，体恤每一位普通的民众，甘于奉献，勇于牺牲，这就是司徒新蕾所说的父亲留下的最珍贵的精神遗产。
让我们带着凝重的眼神，回眸向阳湖的一刹那，记住那位曾经春风化雨般的名字：司徒慧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