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的一个金秋时节，在单位共青团组织的一次活动中，我去了威海，到了刘公岛。一群青年外出，自是说笑着、打闹着，叽叽喳喳地上了岛。不过，从岛上回来的时候，每个人的脸上却写满了沉重和抑郁。原因很简单，在刘公岛，我们参观了中日甲午战争博物馆。
从威海回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心头总像压着一块石头，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甲午战争陈列馆那个呈残破状的船形大门，船体倒扣，宽大而低矮，大门顶端是一个面向大海瞭望的水师将军雕像。大门呈暗黄色，整体显现出一股压抑与悲壮。
这是一段屈辱的民族史，曾经世界排名第四的北洋舰队，面对日本海军却不堪一击，巨额的赔款，大面积的割地，成了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双重枷锁。然而这也是一段激越的英雄史诗，丁汝昌、邓世昌、刘步赡等一批将士宁死不屈的爱国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百多年前的刘公岛，见证了这段历史，今天的刘公岛，用一座博物馆，记录与再现了那一段历史，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警钟敲响在每一个炎黄子孙心头。
2008年，我读到吕济民先生的文章《甲午战争博物馆话沧桑》，了解了建造这座博物馆的艰辛与不易。仅遗址的修复面积就达六万多平方米，建筑修复面积五千多平方米，两次打捞沉没旅顺口的北洋海军济远舰，又调查访问北洋海军后人，征集、搜寻当时的照片、佩刀、家书和用具。花巨资收回济远舰前双主炮，还运用现代化技术，不断丰富和完善展览体系。
文章中，吕济民先生还分析了刘公岛的地理位置，回忆了刘公岛从明朝到清代的兴衰往事。从历史事件到博物馆的建设，从文化涵量到教育价值，有过去，有今天，有史实，也有感慨，文情并茂，感人至深。
透过这篇不长的文章，一个心系文物、情系博物馆的学者形象跃然纸上。在此之前，我读过一篇对吕济民的专访——《咸宁适宜建干校博物馆》，文题就是吕先生的观点，原因是“文革”期间，几千文人同时下放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他们中有的当时大名鼎鼎，有的后来卓然成家，可谓精英荟萃。吕老认为，对这样一段历史，应该留下痕迹，他建议咸宁建一个带博物馆性质的纪念馆，申报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使之成为鄂南富有深刻教育意义的一座新课堂。
吕济民是当年六千多文人中的一分子。离开向阳湖后，他以一个文物工作者的独到眼光，也以一个知识分子对后世负责任的态度，提出了建立干校博物馆的建议。后来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他面对媒体重复了自己的观点。正是怀着对向阳湖一段艰苦历练的追忆，怀着对向阳湖形成特定干校文化的关注，返京后的吕老多次重返向阳湖。2008年冬，80岁高龄的吕济民再度回到向阳湖，这次是专门为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申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呼吁而来。
在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吕老在自己当年手书的“向阳湖畔紫禁城，人间才艺喜相逢”的字幅前留影。看到神采奕奕的吕老和他的题词，我感慨良多。紫禁城坐落在北京，是中国千年历史的浓缩，也是平民百姓零距离触摸封建皇朝的实体。向阳湖干校坐落鄂南，汇聚了各类文化精英，记录的是中国文化人的一段集体命运，反映的是文化人在特定环境中的特有精神，折射的是一个时期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引人反思，值得借鉴。吕老将两者一并提及，可见他对向阳湖干校博物馆的认识之高度。
在随后的座谈会上，吕老说：向阳湖“五七”干校的历史，是一段可歌、可泣、可笑、可骂的历史。把一群文化人下放到农村，受到了种种不公正待遇和责难，可是他们在逆境中对工作的特别认真，对共产主义信念的永不放弃，让人感动和思考。这其间及其后衍生的种种文化现象，值得也有必要用博物馆的形式记录下来。向阳湖就是一座天然的“文革”博物馆，要好好保护。
我看到，吕老头发稀疏，两鬓斑白，眼镜片后双眼略凹，已是年迈之人。但是他讲话情感真挚，言辞恳切，声音铿锵有力，还不断地配着各种手式，极具感染力。
我不由想起了刘公岛，想起了至今压在心头的那个残破的船形大门，还有那份挥之不去的压抑。我也想起了向阳湖，想起了文化名人展厅那一把把锄头、铁铲，一幅幅文人留下的墨宝和一张张老照片。我同时想到了汀泗桥，那是一个离向阳湖不远的地方，曾是叶挺的铁军北伐的重要战场。在向阳湖期间，吕济民就到过汀泗桥，他看到阵亡将士墓、纪念碑和纪念亭已经无人管理，中心十分悲凉。1985年，吕老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期间，拔专款对汀泗桥北伐战争遗址进行了修缮，还增建了陈列室和围墙。1991年，吕老又专程去汀泗桥，看到面貌已经大为改观才放了心。刘公岛、向阳湖和汀泗桥，不都是吕老“文物情结”的凝聚点吗？
为探求吕老的心路历程，我在文字中走向了他的青年时代。
1957年，毛泽东主席率团访问苏联，此时，吕济民正留学苏联，有幸随着数千名留学生见到了毛主席。他始终记得，毛主席走向讲台时的招手致意，他更不会忘记主席的开场白：“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他记得，会场里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整个会见活动持续了近一个半小时，毛主席从大礼堂还到了学生俱乐部，他谈古论今，旁征博引，又讲出了“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的名言。这一场难忘的会见，使吕济民和他的同学沉浸在无比的激动、幸福中，在响彻礼堂的“为党奋斗50年”、“为祖国工作50年”口号声中，吕济民坚定地为自己定下了人生目标。那一夜，他失眠了。
抱着振兴祖国的宏伟理想，吕济民在苏联期间刻苦学习，并深深爱上了博物馆和文物事业。回国后，他历任文化部群文司司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故宫博物院院长等职，至今还担当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专家组组长等十多个学术团体职务，并为文物与博物馆事业著书多本。“文革”期间，他下放咸宁向阳湖，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他不怨声载道，在农业劳动中自我锻炼，在与农民群众的交往中感受生活，以顽强的毅力走了过来。
从向阳湖返京后，吕济民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博物馆事业中，组织召开全国博物馆文物保管工作座谈会，制定藏品保管办法鉴选标准，到各国学习博物馆经验。促使中国博物馆事业从动乱中逐步恢复，从低谷中一步步回升，一个全新的局面被打开。直到今天，吕老依然没有停下文物保护的脚步。
大型文化工程《海外遗珍》启动后，吕老说：“我们这一代人、文物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让子孙后代知道中华民族到底有多少国宝家珍流失海外，铭记民族屈辱和血泪，不忘历史、爱我中华！”这字字千金的深情表白，是吕老对第二生命的依恋，也道出了这种生命的永恒价值。
刘公岛、向阳湖、汀泗桥，是吕济民先生对无数个文物点关注的几个缩影。我参观过刘公岛，又有幸身临向阳湖和汀泗桥。我铭记着封建时代的中国，铭记着那份屈辱和壮烈，又反思着现代的中国社会，反思着关于时代、关于政治、关于文化和文化人、关于乡亲和乡情的种种问题。我在奔腾的内心深处，祝愿吕老们健康长寿，祝愿我们的文博事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为今天和将来的中国人，留下更多的启示和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