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郭小川的干校家书
当电子邮件和短信满天飞舞，越来越少的人会提笔书写家信，于是有先知者感到了某种危机，发起了抢救家书的行动，并建起了专门的家书网站。
打开网站，在家书的分类中，有两类备受我关注，一是“文革”家书，一是知青家书。如果说战地家书、海外飞鸿分类得如此自然，那么，“文革”家书和知青家书却一定是独特的，一个没有战争与移民的时代，却拥有着那么多的离别，拥有那么多的家书，其本身在告知人们：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
作为针对文化的一场革命，文化人及其子女受到的影响尤其大，比如诗人郭小川和他的家人。七十年代初，当郭小川下放向阳湖“五七”干校的时候，他的儿子在北大荒，两个女儿在河南农村插队，妻子则在河北邢台。一家五人分处四个地方，最主要的联络方式当然是书信。
读郭小川的干校家书，品读的是一个时代，品读的是郭小川本人，品读的也是那个特别岁月的中国家庭。
郭小川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林业队麦子亩产四百八十斤，是一次跃进，令人欣喜。”他反复告诫孩子，要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当好革命接班人，并深刻剖析自我思想上的“毒瘤”，如“过去，我的作品中，常常出现教训人的口吻，这些玩艺儿，我现在已不忍卒读。”“我之所以犯错误，首先是动机不纯，态度不严肃。”他还对女儿说：“不要忘记，我们都要改造啊！”对于完全是子虚乌有的“516”分子，郭小川在给夫人的信中说：“参加‘516’的人，比想象的多得多……‘516’的骨干分子是很坏的。”“你们那里也在批‘516’，这是好事。”不知道是哪样一股神力，让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发出了相同的声音，人们普遍地看不清眼前的世界，甚至看不清自己，郭小川当然不例外。
郭小川的干校家书展现更多的是郭小川自己，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文革”后期的心路历程。1970年，刚到干校的时候，他在信中说：“昨天第一次下水田劳动，这真是不平凡的战天斗地的生活。”1974年，他在信中表示：“我来干校已经四年半，来得最久的已经五年零四个月了。一生中有几个五年，当然五七道路是应当走下去的，但没有工作，总在这里劳动，也是个问题。”可见，此时的郭小川通过几年的干校生活，他开始了独立的思考。此后，他写下“在如此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自己心中无鬼，没有做过任何见不得人的事，就可以放心吗？显然不是这样，事实打破了这种天真的想法。”显然，此时的郭小川，经过“文革”期间的一系列莫须有罪名的打击，已经从开始的盲从进入深层次的思考。
读郭小川的家书，我对他充满了同情。郭小川身体不好，牙疼不止，还受到失眠的长期困扰。肝炎、肝大、血压高、心绞痛等很多病都在缠绕着他。1970年，他在咸宁给家人的信中说：“十月二十一日，忽然发了高烧，我仍未休息；二十四日一看，肝又大了二指；二十六日，发现血压高到100/160。”1974年，第二次到咸宁干校后，他在家信中写道：“来后犯了二十多次病，晚上又不能吃饭。”像这样关于生病和看病的记录在家书中比比皆是，连干校组织的很多活动（如游赤壁）他都不能参加，原因是没有劲走路。可以想见，干校期间，郭小川与病魔做的是怎样艰苦的斗争。
这样一位党的领导干部，一位成就卓著的诗人，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长期独自生活，还要参加农业劳动。就算是需要出外看病，还得层层请示，但得到的答复往往是就地治疗，虽然当地根本无法医治。
困境下的诗人更需要亲情的抚慰。他给儿子写信，给女儿写信，给夫人写信，给儿媳写信，不断诉说着自我的境遇。而在书信的字里行间，又无处不体现着他对家人的爱：“梅梅（郭小川的女儿）要钱吗？要多少，速来信”、“这几个月来，我一直是很紧张的，我又得买药，又买火车票。反正先满足你们再说吧，我在外面可以借钱用。”
他不断地提到钱，给孩子寄钱，给全家算经济帐，包括如何借债，如何还钱，都写得一清二楚。透过郭家的帐单，我们依稀可以感到，在那个物资生活并不丰富的年代，郭家的生活水平并不落后的，比如可以买照相机、钻石手表、手风琴等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年文化人在政治上受打击的时候，在经济上还是有着一定的地位。
郭小川是不幸的，作为一个诗人，过早地与世长辞，过早地结束了写作生涯；作为一个备受“四人帮”摧残的诗人，在“四人帮”打倒后，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更多的阳光。他也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三个优秀的儿女，还有一个执着的妻子，全家人呕心沥血，在他逝世后整理出版了他的全集，同时把他的家书公之于众，让更多的人研读他，纪念他。
在离乱岁月靠书信联络的郭家人，最终在北京团聚，而且都工作在文化战线，延续着郭小川的文艺生命，这个结局该是让读者欣慰的。
花开花落，月盈月缺。时光无情地流逝，当年郭小川用家书支起了一个离散却完整的家庭，再现了一段非凡的岁月。今天，促使我们在回望中嗟叹，在嗟叹中思考，在思考中面向未来。我们必将在突破历史的同时，为我们的时代注入更多新的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