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格兰特政府腐败和持续经济萧条的情况下，海斯以很大的优势，以185票当选为总统，并宣誓就职。成为了美国第十九任总统。这是他当初的拒绝，使他获得了竞选胜利的人格资本。试想如果他当初放弃了自己的军事选择，而全力以赴竞选活动，那他在人们心目中还是爱国主义人士的形象吗！这里他的拒绝，几乎就是一种制胜的手段和赢家的资本。他后来能够屡次竞选赢得胜利，成绩不能不和当初他拒绝份外之事有关。
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想象，如果自己的生活让一些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所干扰，那自己的正常生活就受到影响；如果自己的工作让一些与工作不相干的事情所充塞，那自己的工作就不可能完成。
优秀的采购员要对市场信息了如指掌，精明的经济师要对了市场动态洞悉秋毫，老师要知道学生的缺陷，总统要了解人民的疾苦等等。凡此种种，自己都有自己需要了解的事情，自己都有自己需要完成的任务，不要去干涉他人，也不要让他人干涉自己，只有各行其是，生活才称其为生活，社会才称其为社会。也唯其这样，个人的生活才会健康有序，社会才会有条不紊。
9．道不合不相谋
我们是幸福或是不幸，全取决于我们与之相比的是些什么人。所以，最大最大的危险，就莫过于孤身独处了。
人总是要过群体生活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离群而独居。在人类社会中，一个人所在的集体就是你葡萄藤的主藤，而每一个人都像葡萄藤上的一根杈枝，甚至只是一粒葡萄，其生命完全依赖于主藤。杈枝什么时候脱离它的主枝，什么时候就要萎缩枯干。一簇葡萄之所以味美色香，完全是因为依在葡萄的主枝上，仅靠分枝是无能为力的。如果要把分枝从主枝上剪断下来，那么分枝上的葡萄就要枯萎。因而，人必须选择自己的道路，选择自己的前进的方向。
当然，人的道路不能盲目地选择，更不能盲目地随从。如果将把自己的道路选择建立在没有标准的基础之上，那自己的一生将会徒劳无功；如果自己一生随波逐流没有自己的看法和主见，自己的生命将会与草木同流。当年伟大的中国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就为我们立下表率，他不愿追随官场的的黑暗而被放浪汨罗江上，从而保持了自己的洁白和节操。古往今来，这种明辨是非、不误入沼泽的品行确实应该让人深思。其实，当时屈原面临的问题很简单，那就是要么选择黑暗的官场，要么就是脱离官场；而这个选择也不会吹灰之力，要么顺从要么决裂。可他是决裂了，就是因为他的意志没法在那股黑暗的统治力量中得以实现。
其次，能够坚持自己的道路和志趣，自主地选择自己前进方向的就是相当出名的傅鹰先生，他不愿同流合污，竟然“宁可不当校长，也不参加国民党”。最早在厦门大学大名鼎鼎的傅鹰先生，在选择道路上是绝对谨慎的。当时尽管傅鹰竭力想“埋头读书，不问国事”，然而，“国事”却要找到他头上。当时，厦门大学7个带“长”字的教师中，6个被拉入国民党。于是，傅鹰便成了剩下来惟一没加入到国民党的“长”了。
傅鹰虽说“不问国事”，其实，他很关心“国事”。他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曾说到自己的思想情况：“在那几年中，我亲眼看见过国民党军官殴打兵士，听见过壮丁深夜被打时的哭声，看到不少三青团员盛气凌人的样子，从报上得知日本人占领香港时，我国的飞机不载人而载孔祥熙女儿的洋狗，这些事都加深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痛恨。”正因为这样，傅鹰说什么也不愿意加入国民党。
一位福建漳州的学生，给傅鹰送来了漳州盛产的水仙花。尽管傅鹰是一个无心伺弄花鸟的人，却深深爱上了这盆洁白无瑕的水仙。他把水仙放在案头，常常以此自比，说道：“做人也要像水仙那样清清白白呀！”
正当国民党拉傅鹰入党的时候，萨本栋病了。萨本栋非常器重傅鹰的学识和磊落的为人，多次找傅鹰谈话，要推荐他继任校长。当校长，更应参加国民党，哪有不是国民党员而当校长的？于是出于国民党的执政需要，他们动用所有那些可能说服傅鹰先生的人，去说服他加入国民党。有的人说服他，当校长就要带头加入国民党，他的回答往往是：我宁可不当校长，也绝不参加国民党！
在校务会议上，傅鹰痛快淋漓地大骂学校里那些国民党的“党棍”，好多正直的教授暗地里都为傅鹰捏一把汗。这时，国民党CC系特务头子陈立夫特地来到厦门大学，要“召见”傅鹰，劝他加入国民党。傅鹰却借口外出招生，硬是避而不见，使陈立夫空等了几天，非常恼火。
傅鹰由于无法拒绝国民党利诱无法在厦门大学立足，不得不于1944年重新回到重庆大学执教。重庆的境遇比厦门更坏。傅鹰曾回忆说：“到了重庆，耳闻目睹，没有一件可以使人痛快的事。自己想活下去，就得同流合污，心实不甘。在这种苦闷之中动了逃避现实的念头——到美国去作研究。于是和张锦分别写信给我们的导师，探听有无机会。”巴特尔接到来信，欣喜万分，立即聘请傅鹰赴美。傅鹰先生在选择自己的道路上是毫不含糊的，有悖于自己意愿的道路，他是宁愿放弃自己的所有也要拒绝的，他在自己心甘情愿地奉献的道路上，他成绩卓然。
傅鹰立志于为国民教育民族素质的提高献身自己的才华与辛勤劳动，而对于国民党人的政治问题没有丝毫意思。他拒绝了当时国民党的说服而放弃做厦门大学的校长，他是选择了自己的志向，不愿意与热衷于国民党政治的其他校长同道而列。志不同道不合不相为谋，傅鹰先生走了自己想走的路。
无论在什么年代，什么时候，选择自己该走的路。拒绝所有可能使自己的形象受到损害的因素，沿着自己的道路健康地发展、健康地成长，这样就不失为一个真正主宰自己命运的人。
10．不可为虎作伥
中国的文人，历来重气节。一个画家如果不爱民族、不爱祖国，就是丧失民族气节。画的价值，重在人格。人格——爱国第一。
为虎作伥，类似于给“虎”摇旗呐喊，扬威助阵，由于“虎”的可憎，这些摇旗呐喊的帮凶也令人发指。为虎作伥反映出，帮凶和“虎”是同一性质的货色，因为帮凶愿意为“虎”摇旗呐喊，而且是心甘情愿。有时因为为虎作伥者，不是出于自己的主意，而是盲从于别人的想法，所以又有点哈叭狗的味道。唯其这种性质，这种为虎作伥的事越发不可干。
为虎作伥有时候要奉献出自己的人品和努力，一个深明道义之人是难以办到的。祖冲之经过多年坚韧不拔的努力，三十三岁时终于编制出了新历法——《大明历》。这部历法，既考虑了岁差的影响，又修改了传统的闰法，而且使用相当精确的数据，因此比以往所有的历法都要先进和科学。
《大明历》编成以后，他上表给宋孝武帝，请求他颁布实行。宋孝武帝命令主管天文历法的宠臣戴法兴对历法进行审查。可是戴法兴思想顽固保守，他反对改革历法，极力反对大明历。对于戴法兴的刁难、攻击，祖冲之寸步不让，毫不畏惧地同他进行了唇枪舌剑的辩论。在辩论过程中，祖冲之据理力争，铮铮有词，而戴法兴则理屈词穷。尽管如此，戴法兴还是想让祖冲之屈从他的观点，那不是明摆着让祖冲之为他做伥吗，拿祖冲之的人格来说那是绝对拒绝的事情。
虽然，历法没有因为祖冲之的正确而被推广应用，但历史的发展还是可以还人以公道的。直到公元510年，由于许多天文观测事实一再证明《大明历》的正确，《大明历》才得到正式推行。祖冲之生活的年代，是一个盲目听从和愚昧崇拜的年代，如果有人顶撞有权势的人物，那简直就是做乱犯上。那些能够势不两立地与顽强势力抗衡的，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因为人们习惯于在那些有权势人物的统治下生活，他们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尊奉着自己都不明白的信条。祖冲之冒天下之大不讳，出于对人类文明的责任，拒绝为封建愚昧无知的势力所效力，而是竭尽所能让人们明白事实的真相。这是他不愿为虎作伥的真实心迹。在落后的封建强大势力面前，祖冲之与之决裂了，拒绝了愚昧无知的威胁利诱。
在台湾，许多亿万富豪都和国民党高层沾上密切关系，像辜振甫、林挺生、吴伯雄、连战等，直接跻身国民党中常委之列。熟悉企业界动态人士认为，王永庆本身受学历限制，无法像辜振甫一样参与高层次的政治事务，但是，他对政治始终密切注意。由于他本身无法像林挺生、辜振甫一样，参与国民党核心决策，所以，在政治立场上，据说，王永庆也不像林、辜一样的对党国“死心塌地”，在政治态度上，有时并不一定非要完全听命于国民党。
据说，江南命案发生后，对国民党在美国和华侨中的形象，打击甚大，有一次王永庆赴美洽谈商务，行前国民党某政府大员特别约王永庆见面，期望王永庆到美国之后，伺机“帮政府讲几句话”。
王永庆当时未置可否，事后却颇不以为然的抱怨说，“我只经营企业，江南案要我怎么说？真是莫名其妙！”王永庆的政治态度，于此可见一斑。
无论你从事何各职业，你不但要在自己的职业中做出成绩来，还要在自己的做事过程中建立自己高尚的品格，任何真正的职业人员不能因为因职位之便，为虎作伥。在你做一个律师、一名医生、一个商人、一个职员、一个农夫、一个议员，或者一个政治家时，你都不要忘记：你是在做一个“人”，要做一个具有正直品格的人。这样，你的职业生涯和生活才有重大的意义。所有为虎作账，违法职业道德的事情，每一个真正忠于自己事业的人都是不可取的，而必须拒之门外，这样才能对得起自己社会给予自己的职业。
所以应该记住，做人在先，然后才是职业。
11．不要为他人作嫁
所谓人格就是崇高和真正低贱混为一体。……人格的高尚就是能够忍耐这一矛盾。
为他人作嫁，是一个人接受别人请求时常犯的毛病之一。为他人作嫁，首先意味着自己的付出，别人的坐享其成。他就是自己的辛劳被别人所占有，自己的功劳从名义上归属到他人的头上，以牺牲自己的报酬去换取别人的满足。为他人作嫁，在很多的时候表现为虚伪者的阴谋，替人作嫁者的不幸；得逞者的巧取豪夺，受愚弄者的傻愚忠厚。
为他人作嫁有些情况下，不是当事人原本的初衷，只是当为人作嫁已经既成事实后，才恍然悔悟自己让别人涮了。所以为人作嫁的现象多发生在愚昧的阴影里，而且越是愚昧的背景，就越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意大利获得比萨大学数学教授职务的伽俐略，即使是生活在荒谬和愚昧统治的社会，他也从不屈从于愚味的环境。
一次，这位年轻的教授在研究院居然斗胆驳斥亚里多士多德的学说。他说：“亚里士多德曾武断地认为物体的重量越大，下落的速度越快”。据说，伽利略将一些有学问的教授召唤到著名的斜塔下。他从塔顶同时推下两个重量分别为十磅与一磅的物体，两个物体在同一时刻落到地面上。但那些教授们宁愿相信书本而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伽利略又进一步进行了自由落体和物体斜面流动试验。结果证明：不仅所有物体下落时每个单位时间内速度都在加快，而且这种速度的增加是一个常数，不论它们的重量如何。
伽利略曾经嘲笑过执政的塔斯康君主的异母兄弟所发明并大肆吹嘘的港湾疏浚机。不幸的是，伽利略是对的，那项耗资巨大的发明失败了。教授们串通那位有权势的笨蛋，削减了伽利略的薪金。伽利略对这帮小人十分厌恶，辞职回到了他家的亚麻布店。这里意味着要伽利略低头认命，与他们的荒谬为伍。可是伽利略毅然拒绝了，他宁愿自己回家干他并不合适的工作，也不愿向他们的荒谬屈服，也不愿意为他们的荒谬作嫁，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发现的科学理论迟早要为人们所认识。
值得庆幸的是，伽利略的朋友比他的敌人还要多。一五九二年，威尼斯共和国通过他的朋友聘请伽利略到帕图亚大学任教。那里不仅薪水很高，而且学术空气自由。在帕图亚大学，每逢伽利略讲课时，大厅里就挤得水泄不通。不少人往往被挤到大厅以外，远至瑞典与苏格兰的学生也纷纷慕名而来——他们中间有不少是未来的大人物。有的打算将老师的科研工作进行到底，有的则打算做科学的保护人。如德国王储弗迪南德大公就是后者之一。他拒绝为荒谬的理论作嫁，最后终于迎来了自己所发现真理的大兴于世。
伽利略持着自己发现的科学真理，走遍天涯海角都是光明的通途，他没有必要去为别人的荒谬做嫁，事实上也不应该去为他人的荒谬愚味做嫁。如果与那群无知的教授为伍，那伽利略就可能永远不会有今天的盛誉，他永远就是那些坐井观天的井底之蛙中的一个。这就是不愿为人作嫁，拒绝为他人做嫁，迎来的却是万世传颂的芳名。
是的，不为他人作嫁，赢来的不只是战胜愚昧者的阴谋，更主要的却是展现一个清醒的自我。在我们这个信息发达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很容易弄清任何事情的真实面目，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凭自己的一技之长得到属于自己的饭碗。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去为任何人作嫁，做一个抑人鼻吸的哈巴狗。除去道义和良心的帮助之外，有什么理由再去为他人作嫁呢！
12．不做金钱奴隶
金钱能使人成为奴隶，一个人拥有金钱，有时就像娶了一个没有爱情的妻子，富有而没有幸福。
市场经济的兴盛，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钱本身所代表的意义。钱是财富的象征，“财富”的流通，使人有一种对钱的寄托感，因为成功的人往往是钱的富有者。可是钱本身并不代表优秀，也不代表成功。其实钱的意义实际是因人而异，如果将钱当作一种享受并加以滥用，那么再多的钱也有花完的时候。所以不要认为钱是宝中之宝，也别将之作为一生的唯一追求。正因为如此，生活就要求人们对钱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而不要把金钱看作生命的唯一需要，不要作为金钱的奴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