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4地根经济特殊阶段的宏观经济失衡及其调控
在中国转型发展的过程中，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及其失衡呈现出阶段性变换的特点。1992年我们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经历了不同的几个冷热周期。1992-1998年之间，我国宏观经济失衡表现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1998-2003年则是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由于这两个时期中宏观经济失衡在总量方向上比较明确，我国政府系统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别实施了紧缩型和扩张型的宏观调控。
200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出现了局部经济过热现象，钢铁、水泥、房地产、城建等一些部门投资过度扩张，引起了相关生产资料的供应紧张，价格猛涨。
而农业、西部开发、环保、社会服务和保障等一些重要部门的投资则严重不足。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失衡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征，主要表现在：
（1）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过快，但消费需求增长乏力。自2003年至2006年连续四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超过22.5％，消费需求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仅在60％左右，显著低于当代国际一般80％的水平。
（2）物价水平很低，但人们对未来的通货膨胀预期很高。
（3）经济增长速度显著回升，但失业率继续盘升。2003年以来，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10％，但城镇失业率却成倍上升，由1998-2002年的2.3％上升到2006年的4.2％。
（4）经济增长势头强劲，但产能过剩矛盾尖锐。根据商务部2006年调查，国内600种主要消费品，供大于求的商品430种，占71.7％，供求大体平衡的商品170种，占28.3％，供不应求的几乎没有；300种主要生产资料，供过于求的69种，占23％，供求基本平衡的218种，占72.7％，供不应求的13种，仅占4.3％。
（5）外向型经济程度超常提高，但内需不足的困扰日益加剧。2006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已经超过70％，远远高于美国和日本的20％左右（刘伟、苏剑，2007）。
中国转型发展中的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上述矛盾和失衡，其发生机制明显不同于西方发达经济国家。西方发达经济大都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大都建立起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其宏观经济失衡通常是需求或供给方面的偶然性冲击，使经济体系偏离潜在总产出。对付这种偶然性冲击、治理商业周期的政策工具就是主流经济学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反观当代中国的宏观经济失衡，则主要来源于转型过程中的系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因素，而不是偶然性的需求冲击或供给冲击所造成的。也就是说，中国转型发展中的宏观经济失衡及其调控，不完全是通过干预宏观经济变量就能使经济体系趋于均衡的总量增长意义上的命题，而是要在质态上予以改进，才能培育出宏观经济围绕均衡点前进的自动持续增长机制。
在质态上改进中国宏观经济，就必须正视和逐步解决当代中国转型发展的三大系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一是快速推进工业化与建设现代农业的矛盾。从短期看，土地、优质劳动力、资本等从农业不断流向工业对中国的粮食安全产生影响；从长期看，在中国人口结构、劳动力结构、社会结构和土地制度之下，如何实现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两大产业的协调发展，还需要长时间的探索。二是区域发展矛盾。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东、中、西和东北区域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短期内还看不到扭转的趋势。三是城市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矛盾。与中国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市化率不断提升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农村地区的发展缓慢甚至停滞。新形势下城乡差距不断拉大，是对当代中国转型发展提出的重大挑战。
当代中国转型发展中的宏观经济失衡的复杂性和新特征是上述三大矛盾的具体表现，现阶段我国消费需求增长乏力、对未来的通货膨胀预期很高、产能过剩、外贸依存度偏高等问题，是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不断拉大，广大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收入水平低造成的。针对中国转型发展的独特性及其引致的宏观经济失衡的特殊复杂性，中国在运用主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同时，还必须发展出适应转型发展要求的特殊宏观经济政策工具。
事实上，当前这一轮宏观经济失衡的复杂性和新特征是中国转型发展进入地根经济的特殊阶段之后出现的。这一轮经济上升周期中，地方政府与企业互动，“以地根换银根”，用土地抵押贷款上项目，经济增长成为中央、地方政府、企业和农民之间围绕土地而展开的博弈。无论任何建设项目，最终都要落实到土地上，这就决定了运用土地政策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因此，中央开始了不同以往的宏观调控，按照果断有力、适时适度、区别对待、注重实效的原则，严把土地审批和信贷投放两个闸门，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标准的建设项目，一律不批准用地，以控制投资需求膨胀，遏制部分行业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着力解决影响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突出问题。在这一轮见势快、动手早、有保有压的宏观调控中，土地政策成为“有保有压”的一把利剑。
中国转型发展进入地根经济的特殊阶段以后，国土资源部已不再单纯是一个资源管理部门，而逐渐扮演宏观调控部门的角色。土地政策不再单纯追求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而是协同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目标。在宏观调控中，国土资源管理部门逐渐学会把握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力度和时机，逐步学会运用土地政策为宏观经济“加油门”、“点刹车”。
可见，地根如同银根一样，开始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的“制动器”，成为中国宏观经济张弛的一道“闸门”。
2.4小结：作为一个研究范式的地根经济
本章以上各节回顾了中国经济史上地权、国家和周期律的历史关系，界定和勾勒了当代中国转型发展的社会基础、规律、历史方位及其内涵，在此基础上，提出当代中国转型发展进入地根经济的特殊阶段的判断。
2.4.1什么是地根经济
本项研究提出地根经济的概念，试图用它来定义和描述中国转型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随着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完善和成熟，国家对经济社会资源的控制日渐松弛，在消费品的生产、流通和分配上国家几乎不再行使权力了，在资本市场上国家也不再是绝对的垄断者，劳动力自由流动和人民自由选择职业也已经成为常态。但是由于坚持土地公有制，以及土地要素市场化的缓慢进展等原因，到今天国家垄断和控制全国土地资源的格局几乎还没有出现结构性变化，土地成为政府主导转型发展的关键抓手和着力点。
当代中国转型发展进入地根经济的特殊阶段的界标，就是国家开始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总结和比较世界各国和地区近代以来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通过收紧或放松“地根”为宏观经济“加油门”、“点刹车”，恐怕为中国的转型发展所独有。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土地、资本、技术和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里所处的地位和角色差异卓著。在我国农业社会的漫长历史中，从土地氏族公有到西周井田制，再到秦汉以来的地主土地私有制，从汉代的限田制、西晋的占田制，到北魏和隋唐的均田制，从唐后期的两税法，到明代的一条鞭法，再到清朝的摊丁入亩，土地政策随着时空变换而不断变迁，但历朝历代都把土地政策作为唯一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来驾驭和干预当时的社会经济。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目前还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工业社会还没有实现、信息社会却显端倪的历史阶段上。在这个阶段上，土地肯定还是承载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乃至信息化的重要载体。因此，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不但有历史惯性和脉络可循，而且还有其现实基础。
要想实现通过收紧或放松“地根”成功地为宏观经济“加油门”、“点刹车”，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政府在建设用地的供给上有充分的“发言权”和决定权。我们看到，所谓地根经济，换句话说，完全可以称为“土地审批经济”。在生产要素市场化一往直前发展的形势下，中国政府在土地供给上仍然拥有充分的“发言权”、决定权和审批权，其根源就在于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在于中国的土地公有制提供的“模糊空间”。
所谓“转型发展进入地根经济的特殊阶段”，实质是行政审批惯性与土地要素市场化对峙、胶着和“此进彼退”的一种转型发展状态。在2004年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期间，全国土地审批冻结半年，仅仅在交通、能源、水利、学校项目上开了四道口子，且无论用多少地，都要到******审批。这显然是对行政审批权的强化，是用一种审批代替另一种审批，是“行政经济”在土地要素市场化大趋势中的变型或回光返照。在土地行政审批体制下，土地审批程序复杂，许多项目不是在等待中不了了之，就是在建成使用多年后才拿到批文，所以，未征先占、拆分报批、先上车后买票等违规做法有可能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因此，地根经济不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常态，它不过是中国转型发展过程的一个历史片段，是土地要素市场化和“行政经济”殊死搏斗的一个历史阶段，它最终必将随着中国体制转型历史任务的完成而走向终结。
在进入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21世纪头20年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认为新世纪头20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由此我们可以预见，到2020年我国基本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实现土地要素市场化，不仅实现城镇建设用地市场化，而且还要实现乡村建设用地和农用地市场化，市场机制在我国城乡土地资源配置中将发挥重要调节作用，地根经济的内在规定性将得到大幅度扬弃。到21世纪中叶，我们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届时，所谓地根经济将“功成身退”，自然退出历史舞台。
总之，在当代中国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地根经济的缘起、演变和“功成身退”的过程既是一个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也是一个可以遵循客观规律加以促进的主观努力和体制创新的历史过程。要加快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进程，我们就必须全面透视、检讨中国的现行土地制度，找出其中不利于市场化的环节、方面和各种具体制度安排，在此基础上加快土地制度改革，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中国转型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制度基础。
2.4.2为什么要提出地根经济这一研究范式
本项研究提出“地根经济”这一概念，并作出当代中国转型发展进入地根经济的特殊阶段的判断，目的在于为观察和促进中国转型发展提供一个研究范式，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方法和框架认识当代中国转型发展。
“范式”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1968）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一个概念，但库恩从未对其“范式”概念做过明确、清晰的表述。
所谓“范式”，基本的意蕴就是研究人员观察研究对象的方式和视角，它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对象、把对象看成什么、在对象中看到什么、忽视什么等，它是研究人员看待研究对象的视角、研究假设以及研究方法和特定话语体系的集合。研究范式的确立，有利于研究人员在共同架构和语言下交流、沟通他们对某一个特定研究对象的发现和判断等。到今天，“范式”这一概念被广泛地用来表达或描述一种理论模型、一种框架、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科学话语体系、一个特定科学家群体等。研究范式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如在学科层面或该学科某一领域乃至该领域的特定问题，都可以建立起相应层级的研究范式。
本项研究对中国土地制度的观察，提出“地根经济”这一范式，旨在强调不能单纯把土地公有制及其制度体系看作当代中国转型发展的前提条件，而是应该将其看作当代中国转型发展的内生变量，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土地公有制及其制度体系的演变是由中国转型发展进程所决定的。当今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在既定的成熟的包括土地制度在内的产权系统的前提下展开的。当代中国的转型发展与此截然不同，中国的土地制度演变与经济社会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这一世界上独特现象就是对这一个状态的生动解说。抛开中国转型发展的独特路径，很难认识清楚中国土地制度；反之，抛开中国土地制度的变革和演变，同样很难认识清楚当代中国转型发展。
总之，本项研究提出地根经济这一概念，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为认识和理解当代中国转型发展的超常规特殊复杂性，为“中国特殊论”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