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问题是，是否需要考虑生活成本的不同？月入3 000元在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都可称得上高收入，但在任何一个大城市，这样的收入水平生活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研究发现，城市物价水平较农村高出35%～40%（但对这一说法有争议）。城镇地区较高的生活成本，无疑会侵蚀一部分城镇职工的收入；而农村地区的收入相对偏低，生活质量却可能更高。因此，国外学者通常用相关地区的价格水平对收入数据进行调整，能更清晰地看到城乡居民收入购买力的差距。这也是中国统计数据的不足之一。
第二个问题是数据本身的可得性。由于数据敏感性等原因，国家统计局并不公布所有采集到的家庭收入数据，从而限制了我们对官方数据进行分析、检验的能力。这与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相去甚远。世界顶级的学术研究机构通常将它们的统计数据公布在网站上，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对数据进行验算，这种方式易于发现数据统计中的数学计算和建模问题，从而保证研究结果的质量。
当然，所有的收入统计数据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人们会撒谎。这并不只是中国才有的问题（虽然王教授研究认为这在中国是个大问题）。收入水平高的人倾向于低报收入，以免惹来税务官的注意。这在墨西哥、肯尼亚、英国等国都普遍存在。不过，低报收入的并不仅仅是高收入人群，中产阶级家庭也会这么做，甚至低收入家庭也可能低报收入，以免失去低收入补贴。欧洲普遍存在的一大问题是，人们为获得失业保险而隐瞒收入。在中国，由于缺乏一个对收入数据进行多重验证的统一体系，低报收入的问题可能更严重。在其他国家，税务检查人员可以向你的雇主询问你的工资情况，可以从银行获得你的账户信息，还可以从土地登记处调查你的房产。而在中国，至少目前税务人员对上报的收入情况几乎无从查证。我还听说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调查员曾被上海某高档公寓住户拒之门外，可见国家统计局并不能准确地掌握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情况，因此其统计数据难免有失偏颇。
官方收入统计数据可能还存在一个问题。近些年，随着城市扩张，大量农村地区被划归城市或城镇。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自然表现。在这一过程中，距离城镇较近的农民（他们相对富裕）被“农转非”为城镇人口。原农村人口样本中的较富裕群体被转出，远离城镇的更贫困的农民被留在农村居民统计样本中，这必然造成农村地区的平均收入下降，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实际上，本杰明与其合著者将城乡家庭分类保持不变，重新估算了城乡收入比，结果发现，1987～2001年间，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最后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统计农民工的收入。农民工被排除在家庭收入调查官方样本之外，这意味着城镇家庭收入有所夸大，农村家庭收入存在低估。国家统计局城镇收入调查的样本设计包含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务工人员，但在实际数据采集中，可能忽略了建筑工地和服务行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后者可能也从未做过城镇暂住人口登记。某调研显示，当今中国的城市人口中，13%～20%为农民工，而他们的平均收入水平比城镇职工平均收入水平低60%（但比农村居民高出40%）。统计数据中忽略农民工意味着估算出的城镇家庭平均收入可能高于实际。同时，农调队在进行农村家庭收入调查时，可能再次将不在家的农民工排除在外，并且，农民工家庭可能不会如实报告全部汇回收入。因此，农村家庭收入统计可能低报了农村家庭收入水平。由于中国的农民工数量众多，官方统计的收入数据可能夸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再来看看西澳大学特丽·西库勒教授与其合作者所做的研究。他们试图对以上四项主要统计问题中的三项进行调整。他们找到价格数据，计算出收入的真实购买力，又用各城市农民工数量及其收入的数据解决了农民工收入的统计问题，并估算了城镇地区的住房类收入。由于缺乏相关数据，未能就城市公共服务和养老金进行调整。
有趣的是，在数据调整后，他们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没有官方数据显示的那么大（数据调整结果显示在表5.1中）。他们发现，1995～2002年间，城乡收入之比稳定在2.24～2.27倍之间，而官方数据显示城乡收入比超过3倍。他们还发现，2002年，在全部收入差距中，城乡差距仅占25%，与本杰明等人的结论基本一致。即便如此，中国的城乡贫富差距仍较大幅度地高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后者的城乡收入之比在1.3～1.8倍之间，但也好于官方数据，表明至少贫富差距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迅速恶化。不过需要再次提出，这些分析都是基于官方调查统计数据，其中没有统计所有的“灰色收入”，这是城乡地区数据共同存在的一个问题。
当今最大的收入差距不在城乡之间，而在城市和乡村内部
本杰明与其合著者指出，当今中国最大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出现在城市人口之间和农村人口之间，而不在城乡之间。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如果他们的结论成立，意味着我们将需要重新审视当前的扶贫战略。
收入不平等体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东部沿海农村与内陆农村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浙江、江苏等沿海地区的农民相对富裕，农业经营繁荣（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农民家庭通过较早进城务工积累了一定资金；中西部地区的农民情况则要差很多，部分地区非常贫困。
第二个更为严重而棘手的问题是城市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在城市地区，由于各自掌握的资源不同，居住在同一条街道的家庭，收入差距可能非常大。根据本杰明对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现阶段，城镇地区工资性收入占平均收入的68%，占收入差距的72%，我们将具体情况绘制在图5.5中。换句话说，工资决定着你是贫穷还是富裕，而工资又取决于学历、社会关系、机会等因素。农村地区也体现出了同样的趋势。工资性收入占农村家庭平均收入的42%，占农村收入差距的44%。一个家庭是否从事一些经营性活动对其收入的影响也很大--经营性收入占农村平均收入的21%，占农村地区收入差距的29%（图5.6）。另一方面，粮食种植收入占农村平均收入的21%，但仅占收入差距的6%。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成正比的社会中，所以，如果我们要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就需要保证人人享有公平的受教育权利。
当然，如上文指出的，我们无法调整城镇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务和养老金价值对收入的影响。西库勒等人也承认存在该问题，但由于没有相关数据，他们未能找到解决办法。据牛津大学的艾伯特·帕克（Albert Park）估算，城镇居民享受的这类福利相当于增加了30%的工资，比重很大。同时，农村家庭的医疗保障负担更大，教育质量也不能与城镇相比。这意味着，如果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将更大。
那么，我们能得出怎样的结论呢？简单来说，有以下几点：
·农村家庭和城镇家庭的收入水平显然存在失衡。官方数据显示，二者间的差距近年来有所拉大。
·但如果考虑生活成本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对收入数据进行调整，会发现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并没有官方数据显示的那么大。
·过去几年，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大幅拉大，这是由于工资占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
·各地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存在很大差别，这显然会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尽管近年来农村地区受到的财政扶持力度加大，但其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公共服务较城镇地区仍落后很多。
·另外，在城镇和农村地区还存在大量“灰色收入”，城镇地区的“灰色收入”可能更多，这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
虽然各方在收入差距问题上意见不一，但在很大程度上就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政策措施达成了共识。这也是我们要讨论的下一个话题。
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政策措施
扩大农村投入
当前，真正的贫困主要集中在农村，这一点没有异议。但是，如果假设农村地区普遍收入偏低（这是承认城乡收入不平等的简单推论），那么解决办法很简单，就是增加所有农村地区的资金投入。事实上，近几年政府在这方面也花了很大力气。加大农村投入的措施分几个领域进行。这里我们看看世界银行的相关报告所作的总结。
1.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正如我们将在第六章讨论的，新农村合作医疗已在全国农村大面积铺开，但资金投入仍显不足。有数据显示，目前平均住院费用可报销比率在15%～30%之间，其余花费仍需农民自己承担。
2.增加农业补贴。中央政府增加了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加大良种补贴标准，扩大农作物种植补贴范围，大规模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加大农资综合补贴力度。我们在图5.7中比较了2004年和2008年的农业补贴力度。同时，国家粮食收购规模自2004年以来增长了5倍。
3.逐步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最近四五年来，农村家庭可以合法出租耕地。2007年世界银行进行的一项调研显示，耕地准予出租后，土地收益提高了60%。新增收益中的三分之二为受租人所有（主要进行商业化耕种），三分之
一由出租土地的农民获得（农民自己通常进城务工进一步提高收入）。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央政府似乎着手准备简化相关手续，加速农村土地流转进程，增强农民的土地权益保护。但不清楚会后是否发生了较大转变。
4.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近几年国家发改委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详情见图5.8）。根据官方统计，半数农村家庭用上自来水。农村电网建设和道路建设投入力度加大。官方数据显示，当前4万亿政府投资计划中，15%将安排用于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农业和农村地区总投入从2005年的34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61亿元，接近翻番。但是，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在政府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仍为9%。
加大对贫困群体的扶持力度
目前，政??扶持措施中的大部分取得了成效，特别是对改善城乡居民享受公共服务不平等的局面起到了帮助。但“撒胡椒面”式的投入可能导致财力的浪费。如果城市和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大于城乡之间不平等程度的观点成立，则需要精心策划资金投入的领域和方式。首先要找出真正的贫困人群，需要深入调研每一个家庭，找准目标给予补助。即便是发达国家的政府也不能成功地做好这项工作，但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中国扶贫项目的具体落实程度有所改善。1999年最低社会保障制度覆盖了所有城镇地区，并从2007年开始覆盖农村地区。这是一项很大的成就。低保制度通过一定程序确定低收入家庭（不同地区的标准不同），定期发放一定金额的生活补助。如表5.2所示，截至2007年底，农村地区共有3450万人获得低保补助，每月获得70元现金补贴，另有30万超低收入群体可以获得特困家庭补贴，且补助金额在逐步提高。
但低保制度并非尽善尽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都阳几年前进行了一项调研，他发现，目前享受低保补助的家庭中有42%其实不具备资格，而所有符合低保条件的家庭中有49%未获得补助。世界银行的学者拉瓦雷也发现了低保目标偏差的问题。他从2003～2004年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城镇居民收入数据中发现，仅有29%的低收入家庭得到政府的转移支付。不过，低保制度对接受低保的家庭来说十分重要--若不接受低保，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占低收入家庭的57%，而低保制度的实施使这一比率降至45%。
其他国家的类似保障机制也存在类似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另一个问题是不符合低保条件的低收入者不会收到任何补助，而获得低保者不论其贫困程度，均获得相等金额的补助。此外，还有人担心，低保机制缺乏激励受助者重新就业的机制，担心“福利养懒汉”的现象（靠低保费生活的人放弃再找工作）在中国发展，提醒中国吸取美英等发达国家福利制度的教训，以防出现这种现象。但是，鉴于目前大多数情况下低保补助只针对收入很少的家庭，而且金额也不高，对中国来说，目前担忧“福利养懒汉”问题尚且过早。不过，到未来某一时点，需要留意这个问题。
教育是改善贫困的关键
低保及类似社会救济机制只是权宜之计，而不是解决贫困的根本办法，消除贫困的根本办法是不断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这里，教育是关键。世界银行骆许蓓和加拿大魁北克大学朱农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是决定收入水平的一个关键因素。他们发现，中国拥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人口中，只有2%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而全国平均贫困线以下人口比率为10%。这与世界各地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研究普遍发现，受教育年限越长，收入越高。
中国政府计划于2010年前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免费的九年制义务教育。目前尚未看到关于该项目进展的独立研究报告。官方报告显示，免费义务教育取得了巨大进展，但一些来自民间渠道的消息喜忧参半：部分地区免费义务教育普及成效显著，但在一些地区，家庭仍需承担一定的教育费用。官方数据显示，全国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5%，但仍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是保证农村地区入学的孩子完成学业--目前辍学情况仍很普遍，学生要么辍学回家帮农，要么随外出务工的父母迁至其他城市。北京已设立专门为农民工子女提供义务教育的学校，但其他许多城市仍对农民工子女入学设置重重障碍，包括提高入学标准、增加收费等。此外，农村地区的家庭往往无法承担学校加收的其他费用（除那些法定禁止乱收费项目外的费用）。另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儿童的健康问题。近期的一项研究发现，儿童营养不良引发贫血和其他疾病的问题十分严重。这会导致儿童上课注意力分散，并限制儿童的学习能力。研究还显示，在中国的一些地区，四分之一的学生存在营养不良问题，一些餐费预算有限的寄宿制学校尤为严重。家长通常察觉不出这类问题，但加大教育投入将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这种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