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贷猛增的第二个问题是，有多少贷款被浪费掉了？一些信贷资金伴随着对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进入一些基建项目。一些项目的背后，影绰着地方政府的身影。未来几年地方政府将背负巨大的税收压力。信贷扩张过快可能导致不良贷款增多。但更重要的是，这暗示中国银行业的商业化改革出现倒退。这不是商业性放贷，而是政策性放贷。尽管好处显而易见--可以非常快地刺激经济复苏；但是，从长期看存在着消极后果，本书的第九章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几年以后，这些问题中的一部分又会跑来困扰我们，我们也不得不再次回到GDP增长率的问题上来。
第三、中国经济增长为什么那么快？
制度应该是关乎久远的一类事情--制定游戏规则。恰恰相反，政策可以也应该经常变化。1978年以后的政策选择给中国带来了深刻的改变--进口关税降低，人口可以流动，国有房屋出售，选择“宏观调控”为过热的经济降温，或者以大手笔财政刺激措施为冷清的经济升温。所有这些都可以被称为“政策”。因此，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准确描述过去30年来为我们创造了财富和更大个人自由的这些政策？有观点认为，中国在政策选择方面非常具有独创性，因此认同以“北京共识”一词来对中国政策选择加以概括。与此相对应的另一个词“华盛顿共识”，是近年来广受质疑的一套经济政策。
“北京共识”问世以来经常被人挂在嘴边。很多人希望，华盛顿所有的一切，北京也应该有--并且事实上能做得更好。尤其当下，全世界被西方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失败及其后果搞得惊魂未定，“北京共识”更是散发出独特的魅力。然而，如果我们走近了细看，就会发现北京这几年来选择的很多卓有成效的经济政策其实是非常正统的。同时也有一些非常独到的做法，再加上运气也不错。
所以，本章中，我将试图评估中国所选用的经济政策，认真找出中国在哪些领域运用了不属于正统经济学范畴的政策。但我并不认同“北京共识”只是搞好公共关系，而经济一团糟的说法。为了真正理解实际发生的事情，我们将借助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的研究。他对“华盛顿共识”形成了一整套精辟独到的批评，支持政策干预经济，也是亚洲经济增长模式的极力鼓吹者。在这种模式下，政府积极参与经济活动，保护本国成长中的企业免受外国企业竞争。他认为，中国也走上了同样的路径。我将在后文中指出罗德里克的观点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什么是“华盛顿共识”，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当前许多经济学家认同，帮助贫困国家发展的主要政策就那么几条，包括政府运行合理的（即小规模的）财政赤字（或者出现盈余更好）、降低进口壁垒、保持低通胀、鼓励外国投资、消除行政力量对市场的“干预”等。这些政策在过去30年来是世界银行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荐的药方。这些机构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在于，这是经济学家眼中的最佳政策。当然原因还有，开放市场有利于美国企业。换而言之，这也是华盛顿的政客们有兴趣支持的政策。但是，并不像一些左派所批评的，这些想法背后的推手仅仅是商业利益；从核心上说，它们也是不错的经济政策。
数年前，驻华盛顿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首次提出“华盛顿共识”一词，与此概念一同记录的，是世界银行、IMF、美国财政部以及全世界很多经济学家的集体智慧，是最一流的经济学家被广泛接受的智力结晶。称其为共识，是因为那些仍有争议的内容没有被列入其中。“华盛顿共识”包括十个方面的内容：
·严格财政纪律；政府不应运行大额财政赤字。
·加大对教育、基本医疗和基础设施的公共支出。
·开展税制改革，拓宽税基，确保边际税率适中。
·允许市场设定利率水平，并且力争实际利率（通常）为正，以鼓励储蓄。
·采用“竞争性”的汇率制度（指不过分估值以便有利于进口和境外融资），但不是为了得到大额贸易顺差的竞争性汇率。
·实施贸易自由化，取消对进口的量化限制（取消许可和配额）；普遍建议实施低进口关税，但威廉姆森认为10%～20%的进口关税水平是适当的，因为这样可以给予国内工业一定的保护。
·放开外国直接投资，但对境外资本组合放开不作为政策首选。
·实施国有企业私有化，此举可以增加财政资金并使得高效率的私人部门得到更多扩张机会。
·取消约束新企业进入新市场或竞争的所有限制。保留涉及国家安全、环保和消费者权益保障方面的法规，以及金融机构监管方面的法规，但不应被滥用。
·保护私人财产权。
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这些内容至今仍然十分有道理。不觉得吗？它不是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纲领。但是“华盛顿共识”的含义被迅速放大，被视为极端自由市场理念的代言人。在阴谋论者眼中，这个词十分可疑，背后似乎潜伏着总想主宰世界的华盛顿的身影，阴谋论理论家对此深信不疑。批评者以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接受了IMF救助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遭遇为据，以此词指代所有他们不赞成的政策。此外，过快放开资本账户，允许投机资金自由出入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也招致了广泛的批评。但是，正如你在上文中所看到的，这些政策从未成为“华盛顿共识”的一部分。一些国家之所以被迫接受IMF救助，是因为自身宏观经济管理一塌糊涂，政府预算必须大砍，意味着公共服务也不得不削减。批评者将这样的结果归结到“华盛顿共识”的政策身上，指责这些政策忽视民众。确切地说，我觉得是官僚机构和政府官员们将他们国家的经济拖入深渊，无视民众的诉求。很多情况下，IMF通过削减支出等方式试图应对破产政府留下的窘迫状况。IMF在一些国家的做法确实称得上过了头，也犯下了错误。但我认为很多针对他们的批评言过其实，不论如何，“华盛顿共识”一词变了味，成了毒苹果。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左翼批评者转而寻求另一种“可替代的”模式。
因此，近年来经济飞速增长，没有发生任何危机，没靠IMF给一分钱的中国好似横空出世。她“走自己的路”，显然远离了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有毒”建议。因此，国际上的左翼批评家抚掌盛赞中国的发展成就，却并不十分清楚后者到底采用了怎样的政策，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究竟在哪里。他们只不过假定中国模式是一种新模式，假定有清楚的证据表明，华盛顿模式之外仍然可以走出别的道路来。
当然，很多中国人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的非凡经济成就感到十分骄傲。但很多人清楚，这些成就的取得来自这个国家转向市场的过程中，而不是远离市场。由此我们触及以中国的成就来抨击“华盛顿共识”的观点存在的核心问题。他们忘记了，尽管没有IMF的参与，中国也采取了或者说转向实施了大量务实、理性、有利商业发展的政策。当然，中国并未实施这类政策的全部，但是也不少。让我们来逐项列出这些年来中国走出的脚印：
·严格财政纪律，运行温和的财政赤字，控制公共支出规模。
·20世纪90年代将教育和基础医疗方面的支出压缩到很低的水平，但从2000年以后又开始增加对这些领域的财政投入，减少对国企的补贴。
·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税基得以扩大，边际税率适中。
·贷款利率仍由央行确定，同时给商业银行一定的灵活性。储蓄受到鼓励，尽管实际存款利率经常为负数。
·避免了犯下货币过度估值的错误。实际上，鉴于巨额贸易顺差，自2004年以来人民币政策或许可以称得上过于“竞争性”（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估）。
·中国开放贸易。相对较高的进口关税一直保持到90年代（图3.1），在朱镕基任内下调，2001年加入WTO后再度下调。关税下调对于中国经济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迫使国内企业与进口竞争。
·大力吸引制造业外商投资。服务业和农业方面对外国直接投资有较多限制。限制资本组合流入（指那类不投资于实物资产或所有权，因而也能迅速撤离的资金），但这从来不是“华盛顿共识”所包括的政策。
·90年代中期，中小规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倒闭或重组改革。这一过程经常伴随着腐败行为。但是，国家保留了对大型国企的掌控，现在这些企业已经成为行业巨头。
·取消部分商业限制措施，但在一些行业的市场准入方面仍严格限制。
·在保护私人财产权方面采取了一些动作。
简单地说，尽管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如私有化政策），中国所采用的经济政策在很多方面与“华盛顿共识”一致。当然，某些时候也不一致，比如90年代中国压缩公共医疗和教育支出，显然不是好的政策。还有，使大型国企做大做强为行业巨头，而不是使其私有化的政策也有利有弊。在汇率政策方面，过去30年的大多数时候人民币汇率政策与“华盛顿共识”一致，只是在近几年出现差异。总的看来，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可能超过了大多数经济学家感觉适宜的程度，但就重大的政策而言，中国确实干得不坏。从多种意义上说，中国甚至堪称稳健经济政策的典范。
然而，也有人不这么认为。在一些人眼中，中国是与众不同的。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即为其中一员。雷默供职于位于北京的基辛格顾问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2003年，他撰写了一份名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以崭新的方式取得了成功。报告一经面世就热议如潮。“北京共识”一词不胫而走。这个以中国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共识”背后的三条定理是：
·中国显示出了“对创新和持续试验的承诺”。雷默认为“华盛顿共识”过于生硬，走向经济成功的唯一路径是进行试验。
·GDP不应该成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雷默认为，可持续性、财富的分配与GDP一道才构成衡量经济发展取得进展的重要指标。
·自主理论。中国在没有IMF干预的情况下制定了自己的经济政策。发展中国家保留“金融主权”是很重要的，只有这样，它们才能有进行试验的必要的自由。
在我看来，每一条“定理”都存在明显的问题，而且实际上也算不上什么定理。从第一条“试验”说起，我们知道，中国政府每推出一项较大的经济政策之前，通常会先在较小范围内进行“试点”。20世纪80年代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立或许称得上最大的试验了。将理论上的想法在小范围内变成看得见的结果，从中较快地找出政策存在的优势和问题，在决定是否全国推广之前加以改进。但“试点”一词有着重要的含义，并非科学概念上的真正试验，而是中央最高决策层想要出台某项政策，然后他们用这些经过精心设计、获得广泛支持的“试验”来抵挡全国范围内推行可能遇到的问题或阻力。“试验”战胜了包括党内批评在内的反对者，并创造出有兴趣支持和扩大改革本身的集团，比如深圳特区的领导机关在改革之初突然看到了他们所在土地上的美妙的致富机会。谁能指出有哪一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政策“试点”以失败告终，而未能在全国铺开？我找不出。这不是真正的试验，而是高超的政治艺术。
“华盛顿共识”的意义在于，它是很多其他国家的真实的试验，或者说无数经验提炼出来的精华。通过对多项政策在世界范围内的实施结果，经济学家得以知道哪些政策好于其他政策。从实际经验以及对经验的研究中，经济学家提炼出可以进入政策，并仍能经受住时间考验的做法。让实际利率处于低水平，设置过高的关税壁垒，将外国投资拒之门外的做法通常导致经济增长低迷。这是基本的经济学常识，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别国获得的经验教训。当前我们需要试验的内容在性质是基本属于微观层面。假如你是国家总理，问你的高级顾问如何制定贸易政策，他回答：“总理啊，我想我们应该先试试。”“好。”你回答，“我们应该试什么？”你的顾问无话可说了。遗憾的是，“北京共识”对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作出回答。只有“试验”本身不是一项政策，而是政策的缺失。作为一个“定理”，它是没有意义的。
再说第二条关于GDP。在任何一位全身心投入研究中国经济及其政治体系运转方式的人眼中，显而易见，地方官员普遍看重GDP增长率。环保之类的问题是过去30年来大多数地方官员很少花时间去考虑的。如果去农村转转，很快你就会发现，90年代中国在城乡公共服务投入上的巨大差异。很多人认为，我们要关心的不应该只是GDP，环境、发展失衡也是非常重要的（对此我同意）。但是，如果认为中国在过去30年来实现了恰当的平衡，说明你在中国的时间还不够多。再看看“华盛顿共识”的第二条内容，你会发??它支持扩大教育和基本医疗支出。中国现在才开始这样做，90年代并没有这么做。因此，“北京共识”未能通过最基本的考验：它没有准确地描述事实。
第三，中国经济的成功可以复制吗？“华盛顿共识”背后的独到意义在于，它制定出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效仿的一系列政策原则。其中的很多原则十分经得起考验。“北京共识”能同样做到吗？它可以被其他国家效仿吗？如果一个国家不需要IMF的资金救助来稳定本国经济，那它就可以自己决定政策选择。这是第一点。“北京共识”说，这之后该国就应该进行试验，并且还应该关注环境。似乎这就是全部了。“北京共识”没有提到实质性内容，而谈论政策必须要有实质，否则就只能是空话和公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