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梁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作者，也是一个有着多种不同行业工作经历的人。他做过教师、公务员、公司经理、石油勘探技术研究所所长等。2000年，都梁曾以长篇小说《亮剑》一炮打响文坛，以此改编的电视剧收视率还不低。《亮剑》讲的是作者父辈的故事，而《血色浪漫》则是作者平辈的故事。一部长篇小说，在没有做任何宣传的情况下，已加印了几次。随之同名的电视剧也在全国各地播出。有评论说，《血色浪漫》是中国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一部小说吸引读者的还是故事。《血色浪漫》写的是经历过“文革”的一代年青人的成长过程。钟跃民、袁军、张海洋、李奎勇等一群普普通通的中学生伴随“文革”的开始，命运也随之改变。在混乱而血腥的京城，他们从属于不同的派别，他们可以为了一句话而杀人。他们吹着口哨挑逗漂亮女孩，他们扞卫着他们那个年纪不明白的东西，他们看似满不在乎，却在玩世不恭的眼神中伤害与被伤害着……那个时代结束了，他们经历了下乡插队、参军、回城、下岗、经商等等，每个人都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迹上。
《血色浪漫》的开篇非常吸引人。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那个风雨飘摇、血雨腥风年代中，几个年轻人的浪漫故事。前6章将一群懵懂年龄的京城顽主钟跃民等刻画得风趣幽默、活灵活现，而紧凑的事件和生动的情节引人手不释卷。从第6章开始写钟跃民等知青去陕北插队以及后来参军后大量军旅生活故事。从第15章起，《血色浪漫》完全变成了一部现代都市题材小说。虽然还有血色，但已与背着菜刀的诗人之浪漫完全没有了联系。书中不仅开始有大量尔虞我诈的职场描写，还有小姐、黑帮等，更有杀手和刑警的追逐与拼杀。
一部小说的成功与否，关键还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不可否认，作者对《血色浪漫》中各类人物的塑造还是非常到位的。顽主类的袁军和郑桐，大家小姐的周晓白，极有心计的罗芸，憨厚可敬的吴满屯，还有外冷内热的宁伟都被作者刻画得活灵活现。最为出色的就是始终“在路上”的主人公——钟跃民。
钟跃民被好友李奎勇描述为诡计多端；被军长称赞为富有创造性；被哥儿们郑桐誉为明白自己不喜欢什么生活方式的人。这是一位60年代京城典型的顽主——调侃、打架、拍婆子、离经叛道，却最终回归于主流社会的问题青年。钟跃民选择了“在路上”的这种人生态度是有社会背景的。在那样的年代里，对于热爱生命的人来说，那时是一个没有梦想的社会，所有的路都是苦涩乏味的，路的远方是没有梦想的，不如带着玩世的态度在各种“路”上来回的切换，他是在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达对生命的热爱。可以说是部队改造了他，更是他的自觉挽救了自己。这样一位永远厌倦安逸的人，注定一生要“在路上”。可以说，钟跃民代表着那一代知青对人生的不懈追求和探索精神，其张扬的性格和冷静的思维中闪现的更是一种永不妥协的人生态度。
“今天之所以区别于昨天，恰恰是因为昨天的感受依然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生命的每个角落，都会有一个被加工好了的故事。不管结局是福是祸，也不管它是美丽的还是悲伤的，岁月的洗礼总能给我们留下淡淡的回忆。这或许就是生命值得延续的魅力。”这是《血色浪漫》剧集开始前的字幕。
回忆总是美好的。能让人忘却历史的沉重，使人产生一种永远“在路上”的浪漫冲动，这才是《血色浪漫》最成功的地方。从这个方面讲，《血色浪漫》更像一部中国版的“在路上”，也许这正是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
冷酷的杨沫——读《母亲杨沫》
一
近些年来，书市上各种人物传记和名人回忆录可谓琳琅满目，但大都有粉饰的成分，人物传记变成了碑文式的颂书。只说好，不说坏；只说成绩，不说失败。人物传记越来越多，但能让人读得下去的却越来越少。但老鬼写母亲杨沫的传记不是这样的。也许是我在中学时代读《青春之歌》曾被震撼过，便牢牢记住了女作家杨沫的名字。近从书店购得《母亲杨沫》一书，以其史料的详尽和真实让我一口气读完。
这部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母亲杨沫》一书，其作者为着名作家杨沫的小儿子老鬼，真名马波。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血色黄昏》，被王蒙誉为“给文坛炸了一颗原子弹”。此次老鬼在其母亲逝世10周年之际推出这部纪实作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再现出一个真实的，并非完美无缺的杨沫”。该书出版后，因为杨沫本身的影响力以及作品中从来没有披露过的一些真实事件，发行迅速升温，其首印的5万册被各地订购一空。有评论说，《母亲杨沫》完全可以当做一份“史记”式历史档案来查阅和研读。
杨沫一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依归，牵连着大半个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脉络轨迹。书中诸多老革命家和作家、艺术家以及底层民众、市井小人的众生百态，借助近30万文字、160多幅图片，交织出一幅长长的中国现当代生活的真实画卷，从而有力地增加了本书的可信度和历史感。作者对母爱的渴盼和呼唤，对得不到母爱所造成的伤痕、扭曲和变态，具有一种普遍的震撼力量。透过这本书，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杨沫。不仅凸显出杨沫投身抗日救亡的热情无畏，创作共和国长篇经典《青春之歌》的艰辛坎坷以及晚年对世事人生的返璞归真，也把杨沫写作上的教训，内心的孤独与苦闷，感情生活和与家人的恩怨情愁，一一作了客观、冷峻的描述。《青春之歌》主人公卢嘉川原型的感人身影，与海默、关露、柳溪、浩然等文艺界名人的友谊，杨沫夫妇在“文革”初期如何互相揭发，妹妹白杨的磨难，爱女小胖的冤死，与秘书小罗的暧昧关系，晚年在创作上的失误和整理日记的不诚实，儿子老鬼的内心痛苦、叛逆与奋起，都写得真实、鲜明、生动。身在局中的老鬼所呈现出来的杨沫，是一个立体而丰满的形象，读后既可以让人感受到她的性格，更能清晰地看到她从生命的起点到终点所跋涉的每一个足印。正如作者在“前记”中所说：“说真话难，说父母的真话就更难。”儿女写父母，能够像老鬼这样敢于突破“为尊者隐，为贤者讳”、不虚美、不隐恶的，实不多见。
二
上个世纪50年代，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一问世，就引起了广大读者尤其是年轻人的热烈关注。而随着电影《青春之歌》的放映，林道静、卢嘉川、林红等革命者的形象，走进了更多人的心里，几乎是家喻户晓。杨沫写这部书时患严重神经官能症，痛苦给予了她紧迫感，给了她创作《青春之歌》的冲动。她一边打荷尔蒙，一边坚持写作，用了3年7个月完成了35万字的初稿。但这部手稿曾在很大程度上遭到怀疑、否定，又几经周折，历时3年才得以出版。连作者本人在1957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也写道：“看样子，书的出版的可能性还不大……真他妈的，天下事，总不像你想的那么痛快。”这是杨沫日记中，发现的唯一的一次说粗话。由此可见，当时此书出版之艰难。这本书出版后，深受读者喜爱，当时群众及文艺界产生了很大反响，1959年《中国青年报》
《文艺报》曾就这部作品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这部长篇小说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一二·九”
运动这段动荡的时代为历史背景，艺术地再现了中国革命的一个侧面，表现了波澜壮阔的学生爱国运动。特别是成功地塑造了林道静等一系列青年知识分子群像，揭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从个人反抗走上革命道路的成长过程，反映了中国的一代青年在党的领导、教育下的新的精神面貌，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当时国内半年已印到39万册很快销售一空，第二版加印了5万册。到1990年为止，32年来此书累计发行了500万册，并翻译成18种文字出版。一部反映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能有这么多文字译本，并不多见，成为新中国文学在国外流行很广的一部小说作品。1991年6月，杨沫在小说《青春之歌》新版后记中说：“从1958年底开始，对《青春之歌》的批判，声势浩大，黑云压顶，……最后由茅盾、何其芳、马铁丁几位先生写了结论式的长篇文章，《青春之歌》才站住脚，才继续大量发行。平安了几年，文革时期，《青春之歌》的罪名是“为刘少奇、彭真树碑立传……1977年，文革结束后不久，《青春之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又重新出版了。”
杨沫从十几岁离家出走开始，其人生的起起落落与整个国家的变化完全同步。可以想见，如果在她具有写作能力的时候，给她一个合适的条件，杨沫或能写出更好的作品。即便不能产生如《青春之歌》一样大的影响，也不至于像她后来的长篇小说《东方欲晓》那样失败。
当思想被套上桎梏，被关进牢笼，越雷池一步就会引来灭顶之灾甚至连累亲人的时候，再伟大的作家也难有作为。当作家为了迎合形势需要，不惜放弃艺术追求而写作的时候，绝不可能诞生不朽的作品。令人欣慰的是，老鬼把这一切真实地记录了下来，让今天的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从中，不仅可以认识活生生的杨沫，更能清醒地认识过去。
三
阅读《母亲杨沫》这本书的过程中，让人无法相信，作为杨沫的一个虽完整但破碎的“家”怎么就那么冰冷而残酷。缺乏温情、缺乏真诚、缺乏父母关爱。从书香门第的母亲的家开始，一直到老鬼去了海外，这大半个人生，他没有体味到家的温暖。他渴望得到父母的爱，渴望有家的温暖，可是得不到。唯一的例外是老鬼乡下姑姑的家。在“母亲与我”一节中，老鬼写道：“母亲幼时身心受过摧残，把母亲的心变冷变硬。她也不知不觉承袭了父母的毛病，对孩子缺少关爱，甚至有些冷酷无情。”
“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就怀念姑姑，怀念农村老家，连小便都冲着老家的方向。”
在老鬼幼年的记忆里，挨打几乎是家常便饭，而打他的就是自己的亲生父母。“母亲生气了就向父亲告状，说我怎么淘气，把父亲的火激起来，让父亲打，她在旁边观看。记得父亲打我屁股时，她还指挥父亲不要总打一侧，打那边几下。”“还有一次父亲为打我，把死死护着我的奶奶给推了一个大跟头，终于如愿。”事后奶奶默默流泪，母亲却百般替父亲辩解。父母的打骂，在老鬼幼小的心灵里投下了深深的阴影，使他渐渐地与父母与家庭有了隔膜和裂痕。可以说，幼年的老鬼对母亲的恨远大于爱。因此，他甚至以撕掉父母的合影照来表示反抗。而后来，母亲与他的两次“断绝来往”，更让老鬼的心灵雪上加霜。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杨沫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她开始关心起老鬼，关心起他的下落。从1991年后，他们的通信也开始频繁，母亲的日记也变得越来越温情，字里行间流露出母亲对儿子的一片关爱。直到此时，漂泊异域、隐姓埋名的老鬼才真正感受到母亲的爱，感受到被亲人接受的喜悦。然而，这炽热而强烈的爱来得太晚了，1995年，母亲杨沫走完了她的人生。物以稀为贵，她那稀微的母爱正因为少，才更难忘，更不平凡，更令人回味无穷。老鬼还是说，“有这么个妈比没有要强多了。”不管母亲有多少毛病，怎么缺少母爱，但理智告诉老鬼，她还是值得尊敬的，还是美丽的。起码她75岁之后返璞归真，还原为一个完整正常的慈母，虽然这时候老鬼已经42岁，胡子拉碴了。他在还原母亲杨沫人生真实的同时，总结了杨沫人生的三大亮点：其一，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杨沫摆脱了家庭的羁绊，成为革命的文艺战士；其二，在大写工农兵的文艺浪潮中，杨沫写出了具有浓厚小资情调的女性知识分子林道静在红色革命中的成长；其三，走出极左的桎梏的杨沫坚持真理，主持正义，为弱者奔走呼号。
杨沫去世10年了。老鬼说，这10年来，“这个让我又爱又恨的母亲还时不时在梦中与我相见，还常常让我鼻酸欲泪。”老鬼遵循母亲的愿望，客观地再现了一个真实的、并非完美无缺的杨沫，也算是对母亲的一个纪念。
一个军人改变了8亿人——读《致加西亚的信》
一个军人的故事改变了全球超过8亿人的工作和生活。《致加西亚的信》几乎已被翻译为所有语言，成为有史以来全球最畅销图书，各种版本累计的销量近8亿册，它所推崇的忠诚、敬业、服从、行动的品格和精神永久不衰。
100多年前的一个傍晚，美国着名编辑、《庸人》杂志老板阿尔伯特·哈伯德在与家人喝茶时，讨论谁才是战争中的真正英雄，受儿子的启发忽然灵感迸发，创作篇名为《致加西亚的信》的文章，刊登在《菲士利人》的杂志上，杂志很快就告罄。
到1915年作者逝世为止《，致加西亚的信》的印数高达4千万册。创造了一个作家有生之年一本图书销售量的历史记录。其后的80余年，该书被翻译成所有的文字，许多政府、军队和企业都将此书赠送给士兵和职员，作为培养士兵、职员敬业守则的必读书。
书中写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公元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美国总统派一名特使，给古巴起义军首领加西亚送去一封绝密军事信函。这名叫安德鲁·罗文的美军中尉历经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出色地完成了这一重大使命——将信送到加西亚手中，被授予杰出军人勋章。作者以送信为缘起，极度张扬了罗文身上折射的忠诚、敬业、服从行动的品格和精神旗帜。作者在书尾呼吁社会要有更多的罗文。
文中的主人公罗文，一个尽忠职守的中尉，一个艰巨的任务改变了一场战争的结局。然而罗文之所以优秀不是因为他的杰出的军事才能，而是他的出色人格魅力，他的优良的道德品质、服从以及忠诚的精神。
有关如何把信送给加西亚的故事，有关送信人罗文，有关《致加西亚的信》这本书，在全世界已广为流传。
“送信”变成了一种象征意义的东西，变成了一种忠于职守，一种承诺，一种敬业、服从和荣誉的象征。忠诚和敬业并不仅仅有益于你的单位和上司，最大的受益者是我们自己，是整个社会。一种职业的责任感和对事业的高度的忠诚一旦养成，会让你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一个可以委以重任的人。这种人永远会被你的上司所看重，永远不会失业。
罗文的成功在于坚韧不拔的工作。勇敢和智慧固然可贵，但是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不避艰苦。罗文正是由于他不避艰险的精神，把信成功地交给了加西亚。
一个浅显的故事和简单的概念超越了许多大学里所教导的那些理论。它的影响不仅局限于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都有赖于此。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文明，就是孜孜不倦地寻找这种人才的一段长久过程。”
经过100多年的历史考验，《致加西亚的信》依然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它曾经被无数次印刷、复印，发给士兵、公务员、公司职员和所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