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尼杨土司从些地到杨作霖共18代，沿袭460余年，代代忠顺朝廷，在得到嘉勉、荣衔的同时也壮大了自己的势力。然而到杨作霖时为什么朝廷意图剔除或者削弱他的势力呢？
正视历史发展的规律，则不难解释。
杨土司忠于朝廷18代，然杨作霖所处的时代正是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彻底崩溃的前夜。历代统治阶级在自己的统治地位将要被人民推翻时，总是把暴戾、昏庸等罪名强加在下层统治者头上，以便自己逃脱人民的谴责。因此，随着清王朝濒临倒台，杨土司460余年的统治开始动摇了。
据禀拟筹番地善后情形由：
敬密禀者，逆首古丹巴等既经拿获，后患已除，抚缉较易，性口图善后，似有及宜，量为变通者敬为我宪台陈之。查此前滋事番地，俾横亘于阶、文、西、恨之中，与四川松潘境破连，延壤200余里，山路丛错，最易藏奸，兼以族繁性蠢摇惑尤易。且该土司住址悬隔，所属土千总、长限、总头等以聚敛腹削，好事子女；牲物性所口取，番民无所控诉，皆敢怒而不敢言，以致生趣毫无，动辄思乱，积久发烈，理有固然。溯自顺治以后，该番地如铁布、三角坪、五坪三处已发三次。屡烦大兵，要皆将就了结，未及远谋。兹又有瓜子沟之变，该土司虽早闻知，既不能消患于未然，复不能专任讨贼。由其年少昏庸，耽于嗜好，已属难资弹压，重以平日只知敛怨，故临时呼应不灵。甚至遍集无赖番兵，到处骚扰，转向官局求给口粮，及龙道禀准筹给后，仍在责令捕匪之铁坝各番族，按庄摊派，恐于抚局捕麦有碍，一面传谕禁止，饬令赶紧撤回，免致多事。是土司不特无益于官与番民，反至胥受其累，仰又彰明较着耳，似不知授案改土归流之为愈也。诚以此间番民多解汉语，每传试问，数多苦土司之暴敛，羡汉民之便宜，似有求归不得之情；矢引加以惩创之余，望抚。孔殷乎天治贵，因以前宜法要变通而尽利，因势利导，不至大费周章。拟请以该番地就近划归阶文，西岷各地方官管辖，或将所属各员弁，酌量移驻，以资控驭。如蒙采纳，即当会同龙道潭道查照历来改土成案，酌议善后简明章程，一面传齐各番族头目，剀切晓谕，取具原归甘结，总绘地图，编送户册呈请。
鉴核禀咨立案，庶番民快睹光天。伏莽胥归治化，实为一劳永逸之图。所虑者，该土司及土目人等，专利已久，一旦割地归统，必非所愿，造言挠阻，事在意中，应请。
严札杨、马二土司，明示失职应改情由，自昭龙言服南铁布抵四川松潘界止，所属破连阶文、西峡各番地一律改归各该地方官就近管辖，并令将该土司经收丁粮底册及原有地图，克日检齐，呈送巩、秦、阶、潭道核办。有不便该地方官管辖之地，仍归该土司管理。倘有造言挠阻情事，即行严提革办呈请……皇帝印。1879年12月26日以上引文虽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对民情、土务、时局的分析，但可窥测土司制度与封建统治在发展过程中一脉相承的一面。卓尼土司总是随着封建制度的起落而延续，维持到杨作霖时，中国封建社会将走完它黑暗、漫长的历史进程。到清光绪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钟声虽未敲响，但推翻千年来封建统治的革命意识已不断地在广大民众中滋生。土司属下的百姓也想早日挣脱封建的羁绊，一反常态地变顺从为反抗。几百年来深受封建统治思想影响、忠贞不渝的土司也拉起大旗与官军和政府发生对抗和冲突。开始出现土司管不了属民，政府抚不顺土司的情况。表明一代王朝即将灭亡，新的革命将要到来的前奏巳经吹响。
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晚清政府对土司势力的限制成为棘手的问题。想归流而不敢，想安抚而不顺。最后只得采取蚕食和包围的办法，压缩其势力范围。
另外，从禀报对土司杨作霖一事的处理上，可看出清政府对杨土司已无可奈何，既不敢抬也不敢压。奏称“黑番反复无常，西路官兵捉匪复变，致有伤亡，请将该番兵马步500名内择留200名以资协拿要匪，防范弹压，口粮仍难接济等情……土司既称兵粮不济，仰即遵前札速撤归农，毋任逗留滋扰，并于详办所请择留200名之处，应毋庸议。除申报，4月30日瓜子沟发。”
当土司制度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开始动摇之后，其教权、族权也必然要受到影响，特别表现在族权的继承上。杨作霖没有儿子，由谁来接任土司成为他老来的一桩心事。杨作霖临终前与乡贤李养山商量土司由谁继承的问题，他俩觉得二房侄孙杨积庆聪明能干，是合适的人选，遂商定土司职位由他来继承。因此，引起家族内部争夺土司职位的纠纷。侄儿杨楹为此事愤愤不平，认为积庆在辈分上隔了一代，而他则是亲侄，土司理当由他继承。当积庆继任土司之后，杨楹更加不满，以长辈的身份不把他放在眼里，常常无理取闹，弄得杨积庆左右为难。“民国初年，当张广建督甘时，杨楹赴兰涉讼，想当土司，经调解仍由杨积庆承袭。”后来杨积庆委杨楹土司衙门世袭头目之职，杨楹乐得受之。一场由争夺族权引起的内讧就这样平息了。
十九代土司杨积庆（罗桑丹增南杰道吉）
杨积庆生于1889年，从小好学，精明能干。他于1902年以侄孙的身份破例承袭土司之位，并兼护国禅师。此事虽然遭到杨楹等叔伯的反对，然而他还是妥善地化解了这一难题。
卓尼杨土司的势力在作霖时虽然受到很大的压抑，到杨积庆时仍然有48旗的辖地，东至岷州归安里交界60里，南至西固四川松潘龙安交界400余里，西至洮州户口六哨茧库交界130里，北至洮州作盖交界110里，共属520族、11599户。部土兵2000名，内马兵500名，步兵1500名。原设守备1员、千总2员、把总4员、外委7员，把守闍门5座、隘口25处。在杨作霖时清政府企图将卓尼土司“改土归流”，但终因地广势重，鞭长莫及。
卓尼土司延续到杨积庆时，时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辛亥革命的影响时时在冲击着封建社会遗留的东西，人民在觉醒，一场新的革命，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在孕育。但在这场伟大的暴风雨来临之前，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愈演愈烈，军阀混战、地方割据的情形日趋严重。在这样复杂的社会变革之中，如何正确地把握形势的发展，是保存自己的关键。
与前18代土司相比，杨积庆更善于审时度势、估计时局的发展，《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对他有较高的评价。他虽未迈出卓尼一步，但每天都看全国各大小报纸，及时地掌握国内外形势。他在上海、天津等地设有商行，常有书信、货物来往。他的思想激进，易于接受新生事物，推广先进技术和文化，嗜好摄影，还在卓尼首次架设电话，组装500瓦发电机。
1914年4月白狼窜甘（白朗，河南宝丰县人，名阆斋，盖陆军学生。民恨其暴行，取其谐音曰白狼）。时清末遗臣马安良撤回甘肃，听说白狼窜陕后，曾受张云山、胡立生鼓动，让其渡陇袭击自己。当白狼战败甘军崔正午抵张家川龙山镇时，马安良派马麒（阁臣）于4月20日到洮州旧城布防。
第十九代土司、姚岷路保安司令杨积庆
马安良闻白狼窜洮岷大惊，起而言回，白狼将渡洮以扰河州，由河州进省，则甘肃之根本失，吾亦无家可归，遂率所部连夜回河州与汉人共守洮河，防备甚严，白狼临河而返。”
杨积庆（右三）和他的家人
洮州虽有积极防备，但仅限在旧城一席之地。再说临洮，岷县为进洮之门户，虽有设防，但不堪一击。在这种处境下，卓尼土司杨积庆清楚地意识到失火必及近邻，卓尼、临潭各族群众历来水乳交融，洮州假若失陷，卓尼则唇亡齿寒。故土司杨积庆率番兵与白朗军战于野狐桥，意图凭洮据险，堵塞入洮门户。
白狼队于21日由武都抵岷县城下……环而攻之，城遂陷，……即出城开发洮州，土司杨积庆率番兵守野狐桥，令乡民把桥拆去，白狼军队以布匹麻绳搭桥而过，行未数步，绳忽断，陷洮河死者三四百人，白狼用民房木料造浮桥而过。25日至临潭，临潭新城辽阔，绅民知不能守，佥谓城池之坚固商务之繁盛，夙以洮州为名最优，遂拥县长林凤韶退守旧城。杨土司亦率番兵至，与回队合。番兵所长者叉子枪，回民所恃者单拐子，七九响，毛瑟枪，白狼队所用者七九套筒，三八式，皆钢枪。番兵早处于必败之道，战甫合，即大败，番兵多投河而死。回队入旧洮城，聚男女老幼于礼拜寺自焚之5月1日上午，白狼攻克旧城，下午又围攻西道堂。西道堂怕遭袭击，当夜逃往卓尼拉子哈。撤到拉子哈后，白狼发现旧城城关各店门上有马安良部“号店”住军队的字样，同时得知西军重要头目马麟曾来过旧城，并侦悉“西军已有向洮州移动”的消息。另外，由于藏汉回三族人民的共同抵抗，使白军慌忙撤离，当夜东返岷县。
1914年12月26日，陆军总长段祺瑞授予杨积庆陆海军“五等文虎勋章”，并签发执照。
此照：
陆海军勋章执照：
大总统为杨积庆劳绩昭着，给予五等文虎勋章用示奖励，特给执照以资证明。
陆军总长段祺瑞中华民国3年12月26日
1921年5月，美国基督教神召会势力进入洮州地区，牧师克利毕努等用藏文印制各种宣传品，在宣传宗教的同时大肆进行文化掠夺，在卓尼木耳桥等地建立教堂。外国传教士的到来和建立教堂等活动受到藏族人民的极力反对，特别是杨土司下属的迭部更为强烈，义愤之下烧毁了洋人所建的教堂。
1922年，杨积庆筹划资金在柳林镇创办了卓尼柳林小学。
卓尼土司历来重视教育，注重藏汉文化的学习。过去都是在土司衙门设立私塾，请名师专门培养土司的继承人和贵族子弟。辛亥革命以后，尤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教育开始在民众中普及。土司积庆为了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素质以及为自己培养人才，在创办柳林小学的同时还创办了卓尼喇嘛教义国文讲习所。离柳林小学很近的禅定寺除正常的宗教活动外，则是学习本民族文化的重要场所。这样柳林小学与禅定寺形成了藏汉文化的两个教育中心，为本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起到了促进作用。
1925年4月23日，美国地理学会调查团负责人洛克（洛克1927年一1929年任国际地理学会云南探险队队长）随同美国哈佛大学植物调查采集队来卓尼，受到了土司杨积庆的热情欢迎，并为洛克一行的调查活动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和尽可能的帮助。
洛克等在卓尼逗留两年多。期间，他以贵客身份出入于土司衙门或寺院僧官衙署，并以一个异族、异国、异教徒的身份参加寺院的一切宗教仪式和活动。这使他有机会和条件了解到藏传佛教和僧人的生活，写下了《一个孤独地理学家的经历》。
1925年5月，刘郁芬任甘肃省主席。甘肃各地镇守使、统领、互相串联，想联合反对刘郁芬。临洮统领宋有才联络杨积庆，共谋出兵兰州。宋有才部属团长鲁大昌为先驱部队，杨积庆部属支队长杨锡龄率藏兵千余人出兵到临、康两县交界的莲花山山麓，解鞍牧马，坐观成败。鲁大昌领兵到关山与刘郁芬部属倪旅长接火，鲁大昌败逃岷县。倪旅长在追鲁途中，遇见杨部支队长杨锡龄，问到此何事？杨锡龄随机应答“我们到此迎接旅长”。倪旅长非常髙兴，并要杨锡龄领兵共同追剿鲁大昌。杨锡龄左右为难：他与鲁大昌本为同谋盟军，既然事情没有败露，则将错就错；鲁大昌已在关山吃了败仗，但同盟兄弟不能倒戈。因此杨锡龄星夜轻骑赶到卓尼，向土司杨积庆报告了详细情况。“杨积庆即派房科郝应隆、王国昌二人到岷县见了鲁大昌，并转告鲁：‘杨统领派我们来通知团长，倪旅长大军将到，迫我藏兵共同消灭你，我们都是一家人如何能打，急来请教如何是好。’鲁说：好！我在此已无法久居，你们卓尼把功劳挣了，我走。”鲁大昌的回答虽然很简单，但从他的口气中可分析到他已觉察到了什么。他虽然要走，但走得不痛快，既失落又沮丧，从此杨、鲁间结下了不解之冤。鲁大昌当即撤退，由哈达铺、岩昌入川。杨锡龄率领藏骑二千余，虚张声势，沿洮河南下到野狐桥。鲁大昌所留一个连将桥烧毁，鸣枪数声而逃。杨锡龄取得岷县，向倪宣称“旗开得胜，岷县告捷”。倪旅长当即宣奖杨锡龄，并电告省主席刘郁芬，对土司杨积庆、支队长杨锡龄传令嘉奖。鲁大昌从此入川，一走五年。
1926年10月，甘军督军刘郁芬命土司杨积庆修筑松潘至卓尼公路，年底完工通车。
1928年春，马仲英（俗称“尕司令”）在河湟起事。是时，国民党甘肃首领刘郁芬以“临岷屏蔽于西南”为由，委任卓尼土司杨积庆为洮岷游击司令，堵截马仲英。
4月12日，第一支队长杨楹、第二支队长杨锡龄受命率骑兵2000把守土门关，与马仲英部遭遇，不敌，撤兵到美武新旧寺驻防待命。杨积庆怕马仲英挟仇报复，遂于7月初，派遣部下赴河州向马仲英“出币通款”。农历10月，马仲英被国民军赵希聘部击溃后，由河州松鸣岩逃到临潭旧城。
马仲英部万余骑逃到临潭旧城时已人困马乏，给养不足。旧城虽说商贾集聚，但粮食问题还是难以解决。因此，致函于卓尼土司杨积庆，要粮要款，威胁卓尼土司献地投降，共同对付国民军。杨积庆复信拒绝，引起马仲英不满，遂于25日抵卓。杨积庆率部退避洮河南岸的博峪沟。马仲英一怒之下，焚烧了土司衙门、禅定寺大经堂、堪布囊钦（官邸）及沿街民房，杀死僧侣数人，并将多人投入洮河活活淹死。·
11月18日，马仲英部军长马廷贤（斯少君）率四十余骑，携带妻妾、财物取道黑错（合作）途经完禾洛，被当地藏民包围，杀其侍从，抢走四老婆和侄媳以及金银财物。马廷贤逃到岷县向马仲英哭诉他的遭遇。马仲英在马廷贤的煽动下，于12月1日自岷县闾并发兵与马廷贤兼程赶到临潭新城。2日分兵两路，一路由北往南抢掠洮河沿岸藏民村庄，一路由南往北沿旧城、北山一带藏民地区纵火烧杀。马仲英遂檄杨土司来降，“3日不到，继续烧杀抢掠”。结果，时过3日杨仍未到。马仲英、马廷贤便于12月5曰再次对卓尼烧杀，将卓尼宗教、文化的中心，具有六百余年历史，杨家十八代土司呕心沥血、精心营建的禅定寺烧毁过半，经卷文物全部焚毁。最令人惋惜的是历时二十多年雕刻的卓尼大藏经印版也毁之一炬，给人们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博峪土司衙门
马仲英在临潭旧城得知驻临洮的国民军向西移动时，于12月18日仓促离开临潭去夏河。19日，国民军冯安邦旅长抵临潭。马仲英乱卓尼、临潭，给各族人民带来的难至此收场。
然而，冯安邦和杨积庆在处理善后事务中，由于持有偏见，加之“该旅风纪不良，株连无辜”，调至岷县受到吉鸿昌的训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