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五中学
1945年，日本投降，管德可以出去上学了。教历史、地理的老师在北京五中任教，向管德建议说，你就考五中的高中吧。
北京五中始建于1928年5月，原址方家胡同，1945年9月1日抗日战争胜利后，迁至细管胡同13号，也就是现在的校址，该处原为侵华日军城北国民小学。管德觉得高中的入学考试很容易，
他被五中录取时，初中部有学生306人，高中部160人。
进入高中以后，一个班约40余名学生，多数同学是循规蹈矩的。而管德显然缺乏正规小学、初中课堂学习培养的习惯。在学校，他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与一些在老师眼中调皮捣蛋的同学一起玩耍、嬉戏。
他回忆：
高中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和自己接触多的这些同学考试时都会作弊、打小抄。那要会抄，事先要做好备抄的东西，考场上偷偷地抄，得有技巧，要知道怎么抄才不会被监考老师发现。
我不会，老师在教室里转来转去，一旦发现有学生作弊就赶出考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抄，所以第一年考试成绩很不好，不是甲是乙。那个时候不是百分制，也不是五分制，考试成绩分甲、乙、丙三等。我得乙，回家后父亲当然不干，会对我发脾气。
后来我发现用功、背书并不那么困难，背书比抄书省事，考试作弊老有同学挨抓，而背书对自己来说更容易，心里也踏实；所以从高中二年级开始，我就开始努力学习了，自己的功课一下子就跃居全班第一了。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聪明的管德虽然考试成绩全班第一，但课余时间还总是与原先的那些玩伴在一起。从管德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他调皮得确实有点出格：
那时中学有立体几何，大家都知道大学入学考试不考这门课，所以就不愿意学。虽然不愿意学，但不去上课不行，要点名。我们这几个同学上立体几何的时候，按时进教室，老师点名以后，就都翻窗户跑到阳台上了。
我们教室窗外是阳台，摆着一排椅子，我们就在外面坐着聊大天。看我们这样，老师只能装看不见，因为他知道这门课大学入学考试不考，所以学生自然也就不愿意学。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高中时期一个班里的同学经常会分伙结伴，管德也不例外。一些自认为是好好念书的同学结成一伙，与管德要好的同学成为另一伙。但管德学习成绩好，考试分数总是全班第一，管德的小伙伴经常会比其他同学更有自豪感——全班学习最好的是我们一伙儿的，你们再怎么样也不行。
在高中阶段，管德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父亲不让他中午回家吃饭，要他在学校吃。
细管胡同与草厂胡同相距不远，按现在的公交线路，除去步行到车站的距离，也就是一站路。因为都是就近读书的学生，所以学校并没有让学生在校吃午饭的安排，没有同学带饭，学校也就不用为学生热饭创造条件。
管德回忆：
在哪儿吃呢？就在街上的小饭铺里吃。
开始是在北新桥南边，学校离那家饭店近，是一家比较像样的饭馆，吃得太好了，但很贵，一次就把钱全吃没了。后来才知道附近还有一些饭铺，我还记得是在过了北新桥十字路口路东，卖炸酱面什么的，从这里我懂得了吃北京斤饼、斤面，上高中三年就全吃的是这个，不回家吃。那时候不兴带饭，学校没地方给你热。
这是我父亲的主意，其实我何尝不想回去吃？学校离我们住在鼓楼草厂胡同的家不算远，中午那么长时间，完全可以回家吃午饭，但父亲就是不让，必须在外面吃。
餐费钱是母亲给，给多少钱，父亲不管，他就是认为这样对我比较有好处，说中午何必来回跑。那个时候我们家不是很富裕。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管德的父亲尹凤鸣1890年出生，1909年即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年19岁。按照规定，凡中国学生，须先进入日本的振武学堂学习，毕业后获得日本士官候补生的资格，再到日本军队见习一年，合格的才能进入士官学校正式学习，所以父亲赴日学习的年龄至少还要向前推两年以上，也就是17岁左右，这正是管德上高中的年龄。父亲应该是考虑到管德初中以前一直在家中念书，而男孩子应早日走向社会，不应过多依赖家庭，为培养他独立生活的能力才做出这样的决定。
初涉政治
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任团长，陈诚任书记长。中央团部下设支团部、区团部、分团部、区队、分队等组织。在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逐渐奉行限共、防共、反共的政策，三青团的许多组织在特务分子控制下，成为国民党反共的工具。为加快扩大组织，在学校、机关、团体，到处出现了“集体入团”“举手入团”等现象。
抗战胜利的五中，在校生集体加入了三青团，但管德没有参加。他回忆：
这事就说不清了。在大学政治审查的时候，组织上讲，你们五中所有的学生都参加了三青团，你肯定也是。我说，他们参加三青团的时候我还没去，到我去的时候他们都入完了，就剩下我一个人没入。以后查了好长时间，因为他们所有的印象就是我们这一班全都是三青团。
我们班的同学都是初中升上去的，我是从外面考进去的，是后来去的。所以这个事查了好长时间，找证人，一般证人的印象都是我们一个班全都加入了三青团，后来不知道找到什么人取证，证词和我说的一样：“他来得晚，我们都入完了他才来的，所以就他没有参加三青团”。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在以后的“**********”期间，此事又被重提，管德再一次接受审查并被限制不能回家。好在这本不是问题，最后总算搞清楚了。
走出家门时间不长的管德，在高中学习时期开始接触到政治。在高中临毕业的时候，又一件更显政治严肃性的事件牵扯到他。
还有一件出格的事。有几个同学办了一个壁报，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学生姓倪，不是我们这一伙儿里的。他就对我说，我们办一个壁报，你写一篇稿子吧，我就写了。文章 中我倒没说什么错话。后来学校方面说那个壁报反对共产党，这就是大问题了，甚至于影响到涉及此事的同学不能毕业了。开始很严重，是反对共产党的性质。
这个被叫做“新潮事件”，因为壁报叫“新潮”，他们几个同学还搞了个“新潮社”。那时北京刚解放，学校的秩序还没完全正规起来，他们几个同学就自发组织这么一个结社。当时在学校里面这是影响比较大的一个事件。
后来我就没什么事了，组织社团的同学也没事了，那些老师也没兴趣了。但开始时闹得很厉害，我看那个架势是要给开除处分的。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经历过抗日战争、国内战争和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当时相当多的高中学生在政治上、思想上已经很成熟，有的学生开始需要自主表达政治诉求，所以会自发结社，成立组织。与这些同学相比，管德的思想比较单纯，对于当时学校里的政治活动，他只有一些模糊的记忆：
我上学的时候还没有解放，原来学校的训育主任是很好的一个老头，以后来了一个国民党特务，把他换掉了。那些特务活动就多起来了，都是偷偷摸摸的，而且对进步学生管得也比较多了，我们都知道新来的训育主任是特务。到北京解放的时候就看不到他了。
我记得还有一次（那时已经解放了），一帮学生敲锣打鼓，围着操场走，是为了反对什么搞的带有游行示威性质的活动。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就在这一年，管德高中毕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