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为强烈的孤独感陪伴了漂泊者卡夫卡整整一生，再也没有比“误入尘世”的他对这种在精神世界孑然一身的感觉更刻骨铭心的了。无论是实实在在的生活，还是长期艰辛的文学创作，还是在大量的阅读之后长时间的沉思过程中，卡夫卡都始终经受着深刻而持久的存在性不安的捆扰。探究其中的原因，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他严重失常的童年经历，这种经历自然与其家庭的影响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在这层家庭关系中，尤其以父亲的专制和跋扈对他的伤害最深。本来，卡夫卡人格的形成与常人没有什么不同，都必须经过童年这一既定的时期，但这恰恰就成了卡夫卡诸多人生命题，尤其是其格出现严重问题的最重要因素。现代心理学早就指出，环境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是极为紧要的，而一个人越早认识、适应自己所处的环境，将非常有利于身心的健康，尤其对健全人格的形成有极大的积极作用，相反，如果一个人在其幼儿时期就被忽视、冷落、伤害、遗弃、排斥，被过早地放在孤单、危险、苦难的环境之中去，那么这个人的成长将是畸形的，他将极有可能出现相应的命运变数，其性情与人格都将出现有悖于常人常情的情形。而在婴儿时代，为孩子的环境提供保障和存在性安全措施的主要人物就是孩子的父母。父母双方由于性别和情绪的差异，具有各自不同的个人特质，这些特质自然也遗传到了他们的孩子的身上，也就是说，三者具有相同的特质，包括人格，而母亲遗传给孩子的特质通常情形下比父亲要多，甚至会产生主要由母亲遗传的情形。由此可见，父母亲，尤其是母亲在孩子生存环境的婴儿时期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对孩子的个性、气质、人格和命运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卡夫卡之所以会有如此严重的存在性不安是跟他的童年生活是直接相关的。这完全符合生存论心理学的观点。除了卡夫卡自身的人格、性格等因素之外，儿童时代父母因其性格因素和忙于生意与他的疏远、父亲过于的强大而表现出的专制和蛮横、母亲也没有完全以一个母亲的方式给予他全部的母爱，以及两个弟弟的相继夭折，等等，使本来就敏感、神经质、怯懦、局促不安，甚至因为骨子里潜伏着而不易察觉的自私而无法与人正常交流的卡夫卡就陷入了无边的恐惧之中。
除了童年的环境影响了卡夫卡之外，成人后的恋爱和婚姻都同样让卡夫卡感到不安和恐惧，即使在身体并没有遭受疾病的侵害，他的身心正处于最佳状态时候对爱情的追索，差点步入婚姻的“殿堂”，都使他无法获得爱情和婚姻的快乐、幸福和安全。尽管他不遗余力进入女性世界，积极地爱着他喜欢的女人，为她们写了大量情感真挚的情书，为她们敞开了自己的心扉，渴望得到她们的理解、支持和爱，但他始终被美好情感掩盖下的某些因素所桎梏，他所有观能的指向就是恐惧。当这种“存在性不安”延伸到了他的爱情世界。我们把它们称为性爱恐惧。
本章将从死亡恐惧和性爱恐惧两大板块来论述卡夫卡的恐惧心理。
一， 死亡恐惧
在卡夫卡的存在性不安中，死亡恐惧可能比任何因素都更深入他的内心。
布拉格，这座“带爪子的小母亲”的欧洲文化历史名城，见证了卡夫卡的成长，以及成长过程中的悲欢恩怨。它是一块奇特而又宽大的空间，集中了欧洲很大比例的犹太人，历史上欧洲重大的宗教改革的策源地，商业和文化相互冲撞又紧密相连的大都市。但这些似乎与卡夫卡们没有多少关系，与他们关系密切是它的老城区，那里几乎集中了布拉格绝大部分犹太人，后者祖祖辈辈集聚在那里，相依为命，又若即若离。那里有什么呢？穷困潦倒的犹太人和一些捷克人，狭窄而又肮脏无比的院落，散发着恶臭的下水道，破敝不堪的百叶窗，弯弯曲曲的巷道，熙熙攘攘的大街，黑暗的屋子和灰暗的角落，嘈杂陈旧的酒店，不同的方言，昼伏夜出的妓女和她们生存的地盘——妓院，还有无数靠低廉的房价招徕旅客的旅店，以及许多在唾沫星子中流传着的老故事……
雅诺施在他的《卡夫卡对我说》（时代文艺出版社，1991年）一书中从另一个角度极为深刻地描绘了作为悲剧性城市的布拉格的特点：
“布拉格是一座悲剧性的城市。这一点从建筑上就能看出：中世纪和近代的各种形式毫无过渡形式就互相交错在一起。这样，一排排房屋就具有某种浮动的、梦幻的色彩。布拉格是一座表现派城市。房屋、街道、宫殿、教堂、博物馆、剧院、桥梁、工厂、塔楼、简陋的出租楼房，这一切都是一种深沉的内部运动的石化了的痕迹。布拉格的城徽图案里有一只铁拳，一只砸烂使人窒息的城墙和铁栅栏的铁拳，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城市的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背后潜藏着一种强烈的生活意志，它要打碎旧的形式，不断地巩固新的生活，但是恰好在这里已经潜伏着毁灭的种子。暴力导致新的暴力。越来越发达的技术将粉碎那只铁拳。现在已经可以闻到一股废墟味道。”
这样的环境自然不是卡夫卡所能接受的，也可以说，布拉格一开始进入卡夫卡的视野，成为他早年经验世界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它就是阴暗的，危险的，恐惧的。
在《致密伦娜书简》中，他写道：
“这里确实很可怕，住在市中心，为食品斗争，读报纸……这城外是美的，只是偶然也会有个消息穿过城市来到这儿，会有某种恐惧一直传到我这儿，于是我就不得不与之斗争。但布拉格的情况难道不是这样的吗？那边每天都有多少危险威胁着那些惶恐的心灵！”
如果说布拉格的城市环境和卡夫卡个体的家庭环境严重地影响了他人格的形成，直接导致他内心世界的强烈不安，即恐惧，是最主要的原因的话，那么，在这些恐惧中，对死亡的恐惧恐怕是最为强烈的。而这种恐惧的产生，得从他的两个弟弟的死亡说起。
卡夫卡来到人世的前两年，他还不完全是被商业运作缠身的父母所忽视的对象，毕竟他是第一个来到尘世的赫尔曼和尤莉婚姻的结晶，虽然不至于被当成是心肝宝贝，尽情呵护不已。但两个弟弟的相继降临，他在家中的老大地位开始改变，父母的注意力和重心都发生了转移和变化，这使卡夫卡最初感到的不愉快，因为拿即使是想从父母那里得到一下小玩具或一颗糖果这样的小事来看，他父母的耐心和慷慨都大不如以前。但尽管如此，事情仍然远在人们的意料之外。
卡夫卡的大弟弟于1885年9月的一天出生，那时，卡夫卡已经两周岁多了。这个小弟弟被取名为格奥尔格。但正当大家还沉浸在家庭添新丁的快乐中时，一年多以后，格奥尔格因为患者麻疹死去。虽然我们不完全清楚这个夭折的儿子是否让卡夫卡全家受到打击，或者使家中老大的卡夫卡松了一口气，但毕竟是死亡，对全家人来说，都是难以一时接受的。
1887年9月，卡夫卡的母亲给他带来了另一个弟弟，叫亨利希，按照排行，是家中的老三了。但命运再次捉弄了卡夫卡全家，这个弟弟在半年之后的1888年4月的一天，因为患耳炎死去。
很多心理学家都认为，人类在婴幼儿时期就能对死亡产生感应，说具体一些，小孩子在两、三岁的时候，就逐渐有了对死亡的感觉，甚至是观念，这种感应和观念从它们产生的那天起，就与主人永生相随。有时，我们不得不认为，这种感应其实就是一种假象，心智完全不成熟的婴儿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意识到生与死的关系，即使是最起码的感觉，心理学的解释往往也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的“自圆其说”而已，至于会有观念，那更是天方夜谭了。但是，当我们拨去习惯性思维时弥漫在眼前的迷雾，静静地观察并感应着婴幼儿的各种表现时，又不得不感觉，在那些幼小的心灵和毫不掩饰的言行里，隐隐察觉到了他们对死亡的那种感应，就像一道光，从他们的眼前、额宇和表情中闪过。
这在卡夫卡身上同样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开初，由于自己是家中长子，独子，享受着大家的关爱和呵护，但突然间又多了一个弟弟，自己的幸福和被呵护就会分一部分出去，他不再享受独食，因而便会产生敌视和失落两种或更多的情绪。（这里要说的是，卡夫卡的恐惧在看来是生来就有的，“对人群的恐惧我生性就有，不是对人群本身，而是对他们闯入我孱弱的天性的行为。最亲近的人们走进我的房间会使我产生恐惧，这种行为对于我来说已不仅仅是恐惧的象征。撇开这点不谈（尽管这是撇不开的），如果有人（即使是母亲和父亲）来到正在过着我描绘过的秋天和冬天生活的我们这儿，又怎么会不给我的妻子——如果她与我休戚与共——带来不可忍受的干扰呢？”（见《卡夫卡集》 《致菲莉斯·鲍威尔》 第398页，上海远东出版社）即使大弟弟死去，但很快又有了第二个弟弟，他便被激怒了。他不可能像成年人那样通情达理，站在父母和旁人的角度为两个弟弟着想，他想的仅仅是自己的享受被瓜分的问题。但两个弟弟相继死去，又使这个本身就多情、敏感和多虑的长子感到难过、内疚，甚至产生严重的负罪感。这些感受通过长久的积累、“发酵”，就会引起一种更深重的情绪：死亡恐惧。也可以这么说，两个弟弟的出生和死亡，仅仅是卡夫卡童年生活中的两个插曲，过去就过去了，影响也并不是很大，真正影响他的是“死亡”本身和由它引起的不安和恐惧。他从两个弟弟的死亡，联想到了人类共同的归宿：死亡！于是，对生存的忧虑往往会直接转化为对存在环境的批判，而批判的力量源泉之一，就是对死亡的直接恐惧。说通俗一些，苟且偷生是人类共同的心态和存在方式，贪生怕死也顺应地成了人类的通病。是啊，谁不怕死呢？尽管卡夫卡的“死亡恐惧”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怕死，但怕死确实是“死亡恐惧”的潜在动因，主宰和决定着人类的各种心理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
当死亡恐惧在幼儿内心产生，他们就无法遏止自己的情绪，甚至是看起来很笨拙和可笑的言行，表现得极为惊恐、孤僻、沉闷、自闭，或者焦躁、烦恼、易怒、多病，甚至有自杀倾向。当今网络游戏中的暴力场景一方面使心智不健全，没有足够的心灵力量的少年儿童一味模仿暴力，被暴力本身所吸引，致使他们也成为暴力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就是在长时间的暴力渲染下，他们潜意识地产生了对死亡的好奇、兴奋和恐惧，从而使他们最终在无法排解死亡恐惧的阴影时，不仅侵犯了他人的生命，同时也让自己亲身体会了什么是自我毁灭。未成年人，尤其是儿童，他们没有办法和能量将死亡恐惧从心灵和意识中排除，理智审慎地对待生活中突发的死亡现象。只不过有的儿童能随时爆发出来，有的则不容易表现出来，那些恐惧在潜意识之中，孩子和家长都难以一时察觉，但当这些恐惧一旦爆发出来的时候，孩子几乎已经被“废”了，至少，他们的性格、人格和心理，连同智慧，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或被牢牢地控制着。如果成长的条件和其他情况朝好的方面转化，孩子的成长通常也是不容乐观的，这种恐惧就像某些疾病的几年，甚至是十几年的潜伏期一样，好的状况和条件只能起到延缓的作用。即使这个孩子一辈子都得到父母的精心照料和关爱，为他遮风挡雨，也许会成为特例，那就是，这个孩子内心深处的死亡恐惧会在这伟大而持久的爱中难以有“出头”和“爆发”的机会，甚至被孩子带到坟墓里去。这种现象是可能存在的，但几率微乎其微，因为人类不可能做到持久的关爱，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和父母不可能永远住在一起，一旦孩子在自己那片天地里被撞击到潜意识里的死亡恐惧，情形自然就难以掌控了。事实上，卡夫卡就是这种在童年时期就被死亡恐惧所侵害的“被害者”，而直接让这种恐惧一次又一次地从意识里爆发出来的，就是他生活的那个世界。尽管卡夫卡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几乎从没提起过两个弟弟夭折的事，但这更进一步说明了早年生活中的这两起变故对他产生的无法估量的影响，换句话说，他深深地压抑着这种情绪的突然爆发，将那份对死亡无以言说的痛苦和恐惧埋藏起来。或者，不是他不愿意提起，而是不敢提及，主要原因还是死亡和它带来的恐惧。这与他提及布拉格“这个带爪子的小母亲”、提及父亲的专横和粗暴、母亲对父亲的维护、自己反反复复的爱情和婚姻有所不同，两个弟弟的夭折是在他意识最不完整和清晰的时候产生的，可恰恰就是因为意识的不完整，思维的模糊和幼稚的心灵，让夭折现象最早击垮了他。在他年龄大一点的时候，任何苦难和不安，他似乎都能承受，并深深地掩藏起来，不愿向任何人提及。他这样做，其实还是因为死亡和死亡恐惧。
如果说童年时代两个弟弟的死亡带给他的死亡恐惧是来自与家庭这个相对狭小的空间的恶化的话，那么作为犹太人这种身份，使他同样深受死亡恐惧的侵蚀，则显得更加深刻和耐人寻味，尽管他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落了身份，没有祖国和家园的犹太人。
犹太人是这个星球上最为独特，也是最饱经磨难的民族。他们被歧视，排斥，遭受到长时期的迫害。这种民族地位和民族身份，无疑使卡夫卡深深地感到生存的危险和时时受到的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犹太人的命运，就是卡夫卡的命运，同样，卡夫卡的命运和人格，也折射出整个犹太人的性格和命运。二战结束后，全世界的人都在为犹太人遭到的命运而叹息，犹太人自身也是如此，却又无可奈何，他们知道，这样的民族性格似乎在他们来到人世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但这时，偏偏有一个犹太人大声质问：我们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要做永远被人宰割的羔羊？他几乎声嘶力竭地喊道：他为战争时期犹太人的懦弱、不反抗、逆来顺受和无谓地做了纳粹的牺牲品而感到痛心，他觉得犹太人不仅可悲，而且可耻，他们应该团结起来，与一切迫害和杀戮犹太人的敌人战斗！显然，如此性格、气质和反思精神的犹太人不是多数，多数犹太人似乎已经习惯了以前的各种命运，他们安于现状，又极端恐惧，恐惧，一直都在恐惧！
卡夫卡在《致密伦娜书简》中说：
“你是犹太人啊，你知道什么是恐惧。”
是的，任何一个犹太人，在一出生的那刻起，就与各种恐惧打交道，他们比世上任何一个群族更明白什么是流离失所，什么是死亡，什么是恐惧。恐惧就像血液，每时每刻都在他们的身体和心灵里汩汩流淌，成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
“有时候你谈到将来时，是否忘了我是个犹太人？作为犹太人，这始终是危险的，哪怕在你的脚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