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7月的中旬，卡夫卡再次询问密伦娜，关于他那个不忠的丈夫，那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她是否可以勇敢地抛弃，到布拉格来。言下之意，就是再次向密伦娜提出婚约。但此时的卡夫卡，身体状况已经越来越不理想，这成了密伦娜的一块心病，她担心的是，这个羸弱的男人一激动会做出什么事来，影响他的健康。而她更担心的是卡夫卡身心里弥漫的恐惧气息。但这让卡夫卡很不以为然，他很快就以为这个女人说法正确来还击，女人也承认他恐惧的合法性（其实，理解为合理性更准确），并愿意在此基础上与他一起分析讨论这些恐惧。就这样，他们的“恐惧”分析和探讨维持了一段时间，他们似乎也正在接近他们意识中的真正的恐惧。当然，对这种真正的恐惧感受最深的还是卡夫卡，因为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也就是没有退路，因为他在失去了尤丽叶之后，已经一无所有，而密伦娜毕竟还有一个家。于是，在8月初，经过深思熟虑的密伦娜就郑重告诉卡夫卡，她不可能离开她的丈夫波拉克，不可能破坏两人建立起来的婚姻和家庭，甚至她还强调，她丈夫需要她，而她也非常爱他。8月中旬，密伦娜和卡夫卡在捷克和奥地利的边境小城格明德见面，并共度了一个周末。但这次见面是不痛不痒的，不像是恋人的约会，倒像是一对朋友针对某个文学或哲学上的问题需要讨论而见面进行的必要的探讨，其实，他们也谈了关于“恐惧”的话题，但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卡夫卡似乎看到了密伦娜的真实心灵，他自然觉得受到了压抑，甚至是伤害，作为一个混迹于成人世界里的孩子，他一时不能接受和理解密伦娜的选择，因为他还是个“孩子”，但也因为是一个作家，也有心智，所以，他也很快从这种情景中回过神来。到了这年的下半年，虽然他们还在通信，但那已经不是以前的那种感觉和滋味，卡夫卡请求密伦娜别再来信，但没有办到，两人继续以一种说不清楚身份的身份继续通信，到了年底，卡夫卡再次请求两人终止通信，事情才告一段落，鸿雁也就飞开了。从那次在捷克和奥地利边境小城见面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两人不再见面。直到1921年的秋天，密伦娜多次到布拉格看望卡夫卡，到1922年1923年，两人也见过面，卡夫卡还给密伦娜写过信。但要说明的一点就是，两人虽然最终没有走在一起，但并没有成仇，相反，卡夫卡却非常信任密伦娜，在1921年秋天那次见面前后，卡夫卡将《美国》《致父亲》手稿及全部的日记都交给了密伦娜。因为他知道，他遇到了一个特殊的，聪慧的，魅力无穷的女人，而这个女人完全了解自己，理解自己，他在她身上找到了一种缓冲世俗恐惧和陌生的元素，那就是，他们共同的童年不幸、家庭氛围、作家身份，而她还精确地解剖了他内心的恐惧和存在性不安，从而使他感到稍许的轻松和释放。也可以说，只有在密伦娜的面前，他才感到自己的存在，全然将自己展示给这个懂得他的女人。这也就是卡夫卡称她为“密伦娜妈妈”的主要原因。
但密伦娜无论如何浪漫、热情和豪放不羁，也经常为卡夫卡辩护，说他从来不把苦行僧当作实现目的的手段，他是由于目光极为尖锐，品行十分高尚，毫无妥协能力，而被迫修苦行僧的……全世界的人都有病，唯独卡夫卡保持了纯洁，具备健全的人格、正常的感觉和理智……不管密伦娜的这些看法是否正确，也不管是出于游戏或者是爱情而非婚姻的目的，似乎都能引起卡夫卡的好感和共鸣，任何一个男人都不会忽视一个红颜知己的，况且是卡夫卡这样自卑、怯懦和神经质的男人。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尽管密伦娜认识到了卡夫卡的价值，曾经极为崇拜卡夫卡，并准备将他的小说翻译成捷克语，还特地征求卡夫卡的意见，说白了，她对卡夫卡还是很有感觉的，但婚姻就是婚姻，生活就是生活，这与文学和哲学上的讨论是两码事。也尽管她并不以为卡夫卡过的是一种苦行僧的生活，但实际上那只是一个文学家对另一个文学家的一种道义上的支持，即使是一种真诚的欣赏，但生活中的密伦娜其实就是以为卡夫卡那种生活是她不能接受的苦行僧所过的最为艰苦的日子，她之所以怀着强烈的愿望过一种全新的、不同于她与丈夫波拉克的日子，是因为她受到了伤害，她孤独寂寞，而这种全新的生活却又不是卡夫卡的那种生活，更重要的是，密伦娜完全看到了，以后的卡夫卡决不可能给她这种全新的生活，那不仅仅是他已经病入膏肓，更多的是，是由于卡夫卡骨子里存在的禀性和能力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她渴望的是一种被丈夫宠爱着，有一个可爱的孩子的那种极为世俗但幸福的生活。这是天下所有女人都渴望的幸福生活，并不过分，但问题是，卡夫卡根本就不可能给予她这种幸福生活，他没有这个能力，更没有那个打算，甚至想都没有想过，他满脑子的仅仅是浪漫的爱情，不切实际的幻想，表现得不仅天真，而且神经质。最后，也就是在卡夫卡去世三年后的1927年，密伦娜与波拉克离婚，后又嫁给了一个捷克建筑师，并有了一个孩子，她渴望的世俗生活实现了。
同时，我们不得不再次注意到卡夫卡的性爱恐惧，虽然我已经专门在一个章节中谈过这个话题。他对女人的某些看法虽然偏颇，但很能说明他的问题，比如，他曾经跟雅诺施谈过他是怎么看女人的。
“女人是陷阱，她们在各个方面都虎视眈眈地盯着男人，随时想把他们拉到‘终于’和‘最后’的状态中去。如果你心甘情愿地跳进陷阱中去，那么她们是不会有危险的。”（见《卡夫卡传》中《卡夫卡谈话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这种看法对他的爱情和婚姻方式极为不利，他渴望拥有的家庭和甜蜜幸福的家庭生活很快就失去了信念和认识的根基。倘若这些观点拿来放在密伦娜身上，尽管也很符合实际，但那同样是危险的，至少密伦娜不会全盘接受他的这个说法。
而更重要的是，卡夫卡虽然不缺少女人在身边，但他似乎对性生活有种顽固的偏见，他也与女人性交过，但在看来，那不是爱情，仅仅是性行为，不仅不是爱，而且很不干净，因此，卡夫卡将性行为和爱情截然分开，他曾经对密伦娜说过，如果一个人同相爱的人性交，势必会失去对那个人的爱情。如此看来，这种单纯的精神爱情方式虽然也符合密伦娜对爱情的狂热追求，但没有性的爱情和婚姻，显然是不完整的，也是密伦娜所不能理解和不能接受的。这也可以看成是卡夫卡之所在密伦娜面前总感到恐惧和不安的另外一种原因，前面我已经提到过，密伦娜需要的一种世俗的生活，有一个可以相爱的丈夫，有个孩子，在这个要求里面，自然也包含了性生活。卡夫卡对性和肉体的疑虑、偏见和恐惧，再次使他失去了一个女人的爱情，失去了婚姻和家庭。
想来，卡夫卡与密伦娜之间的关系由热恋迅速降温，成为心心相映的、彼此互相信赖和终生相托的朋友，或许最适合的并不是密伦娜，而是卡夫卡，无论从哪个角度来，都是最适合的，至少，在他的精神世界，一个过着世俗生活而懂得他的女人时常出没，他不至于太过孤独和寂寞。
多拉是卡夫卡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女人。我们如果抛开卡夫卡的知识分子和作家身份，不必过多顾虑于他的思想、精神、心灵和犹太人身份，而仅仅是从一个男人的角度去看和他的爱情，卡夫卡确确实实应该算得上是一个情种。俗话说，知子莫如父！卡夫卡在他的《致父亲》一信中提到了他父亲关于他对婚姻的态度，并且以为父亲是在用言语在侮辱他。其实不然，他的父亲没有侮辱他，仅仅是话说得过重了，但却是击中了他的要害。
“你（指卡夫卡的父亲。作者注）大体上是这么对我说的：‘她可能穿上了一件精心挑选的上装，布拉格的犹太女人是懂得这一套的，那么你当然就下决心要娶她了，而且想尽可能地快，一星期后，明天今天。我不懂你是怎么回事，你毕竟是个成年人了，住在城市里，却只知道看到一个女的就马上跟她结婚。难道就没有其他可能性了吗？要是你害怕，我可以陪你去。”（见《卡夫卡集》《致父亲》 第495页，上海远东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