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课的时候，只要有小北在的场合，陈星必然不在。反之亦然，陈星出现在哪里，小北也会消失。人们总是用“冷战”来形容男女关系，其实真正的冷战只属于男性。历史上的冷战，也是以暴力为开端，以暴力为后盾的。
在表面上，小北无疑对新形势更有适应能力。如果你对讲黄色段子和打篮球很在行，那在高中里就不会缺少同路人。没几天，他就和另外几个不学无术的家伙打得火热，并不时在人群里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怪笑。看上去，他比和陈星在一起的时候还要如鱼得水。
而且为了收买人心，小北近来出手阔绰得很。他偷偷向母亲要了很多钱，用来给新朋友们买斯伯丁篮球、“士力架”巧克力和可乐。大家都看得出来，小北想用这样的方法孤立陈星。
在老师面前，小北也变了一个人。他不仅不再对着干，其阿谀奉承让老师都浑身不自在了。每逢班主任的课，他都会泡上一杯热气腾腾的胖大海，放在讲台桌上，很动感情地说：“您要保护嗓子。”下了课，他又主动帮老师把教案捧回办公室——真的是捧——双手托着躬身而行。
但是对于他这种货色，老师非但不领情，反而问道：“你觉得学一个太监很好玩吗？”
小北害羞地闪着大眼睛说：“您需要我管您叫老佛爷吗？”
老师发火了：“你到底想干什么？”
小北说：“今是而昨非啊——我痛感，我要改邪归正了。”
为了表现自己真的痛改前非，小北甚至捧起书本学习了起来。在沏茶倒水和捧教案的间歇，他还要抽空向老师请教问题。对于他的请教，老师遗憾地说：
“这些东西初二不是就讲过吗？现在才问实在太晚了。”
小北继续厚颜无耻地说：“文革耽误了十年，您不都赶回来了么？我只耽误了六年而已。”
他还眼泪汪汪地恳求：“您可千万不要放弃我啊。”
小北走后，老师也摇着头说：“他的脑袋里到底进什么了？”
对于小北的迅速转变，陈星视而不见。其实，他现在对什么事都有些视而不见了。这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仿佛一生下来就做好了承受孤独的准备。现在孤独终于造访了他。
自从与小北绝交以后，陈星基本上没在学校说过一句话。课倒还是照常上的，只不过早上坐到凳子上，便开始低着头发呆，书包都不打开。课间休息的时候，他也出去透透气，活动活动身体。同学们看到他在单杠上一个接一个地做着引体向上，刚开始还饶有兴致地替他数数，但后来也作罢了，因为他做的数量实在太多了，而且每个课间都重复这同一种运动。粗略地算一下，他几乎每天都要做上千个引体向上。这样的机械活动，仿佛仅仅是为了避免关节生锈才进行的。大家也目睹着他的胸大肌、虎头肌和肱二头肌日益膨胀了起来。到后来，他站在一群白白嫩嫩的高中生中间，竟然显得很唬人。
大伙儿倒是希望陈星再和小北打一架。他们猜测，艰苦锻炼的陈星已经有了更加可怕的战斗力，一拳下去，不要说小北，就连一头驴都会筋断骨折。
但是陈星没有让群众们的愿望实现，每天一放学，他就把书包往肩膀上一扛，头也不回地走了。他离开的架势，好像即将踏上一段千里万里的流浪之路。
回到家里，孤独的味道却更浓了。其实，在学校的孤独并不是真正的孤独，那只是孤立。即便你被孤立了，也有人在看你；而且往往因为你孤立，看你的人反而多了。被孤立有时候倒是一种享受。但家里的孤独是真正的孤独。
陈星的父母都在一所区属图书馆工作。可以说，他们是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坚守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风格的知识分子。当然，这种坚守也是被迫的。他们没机会和上面的人勾结，也没资格受到下面的人同情。他们的清高是真清高，悲愤也是真悲愤。
为了缓解工资条象征的拮据，陈星的母亲还干了一个本不该是副高职称干的活儿，她每天晚上去一个中学课外辅导班上课，讲初中语文。而陈星的父亲分属图书馆党史研究办，假如有专业的话，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腰肌劳损，他基本什么也不能干，只能坐在家里看电视。他不看电视剧，也不看综艺节目，而是习惯一遍又一遍地复习各个电视台的新闻。长此以往，他对每个省份的社会现状都有了广泛的了解，对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大事则有更深刻的了解。比如一颗巴勒斯坦的炸弹，会随着电视遥控器在他面前爆炸五次。看这些新闻的时候，他是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分析呢？陈星从未听他对新闻，以及对那些新闻评论员的水平发表过意见，这其实就很不像一个知识分子了。对于新闻与新闻评论，父亲唯一的兴趣就是单方向接收。（对陈星父亲的描写很少，而这几笔也不到位，有些地方可以调侃过去，但陈星父亲这个角色感觉需要加一点内容，有一些更深入的描写，这对陈星的性格逻辑也是一个支持）
母亲出去接外活的时候，父亲也不管陈星的吃饭问题。陈星有时候到外面打两碗面条，有时候买一袋速冻饺子。他独自吃完，父亲才接过手来，一边看新闻，一边吃剩下的那一部分。看电视的中年男人，胃口似乎可以无限大，也可以无限小。如果陈星只剩下半碗面汤，父亲也会毫无怨言地、缓慢地喝掉它；而有时候陈星的饺子买多了，父亲也可以默不作声地吃下整整两斤。
当夜色渐深，母亲开门回来，父亲便自觉地关上了电视。两个人也不说话，轮流到卫生间去洗漱。一个人先进去了，另一个人则端着塑料脚盆在门外等候。好像他们还生活在集体宿舍。当墙壁里的水管停止轰鸣，他们的一天也就结束了。
而父母与陈星的关系，也早早地变得非常单纯了。这个家庭里的空气，在大多数时间都是僵滞的，两代人之间的交流仅限于传递物品、指派任务和条件反射式的惩罚。如果没有对陈星的文斗武斗，那么这一家人可能会彻底丧失集体活动。
后来，一度成为地下艺术家的小北这样评价陈星的父母：“他们早就把颓废贯彻到骨子里了。”
父母的精神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陈星也尝试着琢磨过这个问题。刚开始，他认为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厌恶——从互相厌恶到厌恶一切。但后来他发现自己错了，父母并不厌恶生活。当父亲因为腰椎间盘凸出住院的时候，母亲照顾父亲时的责任心，以及手术后父亲在恢复身体方面表现出的毅力，这一切都不是厌恶生活的人所能具备的。
也许父母认为生活就应该是互相陪伴着，沉默地看着时间流逝。也许他们抓住了生活的本质，并活得安之若素。个中滋味，甚至也可以被理解成一种诗意。但是这都让陈星感到孤独。
相比于在家里，陈星更愿意回到街上去。每天还不到十点钟，父母房间的灯就灭了，他便悄悄推开窗户，顺着排水管道滑下二楼，开始在夜晚的北京游荡。
他游荡的路线时远时近，视心情而定。兴致不高的时候，他就在楼下转两圈，然后坐在楼门口的台阶上抽烟发呆。如果感到脚下充满力量，他便会沿着马路，一直走下去。这样走啊走，有的时候，他会把路灯都甩在身后，走到一片黑漆漆的荒地中去；而第二天换个方向走，又赫然会有一片灯红酒绿出现在眼前，全是酒吧和商业街。但无论走到光明还是黑暗中，陈星的感觉都是一样的。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夜游神，一个漂浮的幽灵。
走得精疲力竭了，他便就近买一瓶啤酒，坐在路边大口大口地喝。被酒呛着的时候，他也无声地流下泪来，感到身体被风吹得发冷。这时他想，如果小北和他还没闹掰就好了。他不后悔打了小北，但却非常怀念他。和小北在一起，他才是一个有说有笑的人。虽然说得也不多，笑得也很浅。
有一天，他在路上东转西转，鬼使神差就来到了一个小区门口。这是个新小区，门前规划得很阔亮，还有一个水池。陈星在水池边坐了一会儿，却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
侧目而视，原来是张红旗和她父亲走了过来。他们正在散步。张红旗的语调有点兴奋，她告诉父亲，自己暑假去法国的时候，听到过一段音乐，因为旋律很优美，一直念念不忘。而今天，她恰好在书架上发现了一张法国人比才的唱片，果然就是那首曲子，名叫《阿莱城的姑娘》。她父亲坦率地笑着说：“惭愧，那套唱片是别人送的，我只抽出熟悉的听了几张，都是柴可夫斯基和斯美塔那他们的。法国音乐还没听过。”于是张红旗就轻轻哼起了《阿莱城的姑娘》给父亲听。
这是陈星第一次听张红旗唱歌。她的声音不高，也不清脆，但是很柔和，也很沉静，非常适合在夜晚的林荫道上浅吟低唱。《阿莱城的姑娘》确实是一首很美、很上口的曲子，不仅张红旗的父亲，连陈星也入迷了。但是没唱两句，她的声音却戛然而止了，沉默了一会儿，又向父亲说：“将来如果能去欧洲留学就好了。”
对这个话题，她父亲很中肯地说：“还是美国好。”
张红旗说：“是么？”
她父亲说：“美国的学校水平更高，国内也认可。从个人发展来说，留美的学生要好一些。”
张红旗没有说话，但她父亲还在开导她：“你很喜欢欧洲的文化氛围，这我理解，我也喜欢。但有些事情不能随着性子来，还是要有规划。说得现实一些，一个人发展好了，才有条件、有资格去享受文化，反过来，就算你去了欧洲，没有相当的事业打基础，能真正拥有——你向往的——生活方式吗？”
过了一会儿，张红旗才说：“我会考虑一下的。”
张红旗和她父亲一边说着话，一边向小区里走去。陈星却也莫名其妙地站了起来，跟在他们后面。他的心里有点吃惊——不是因为张红旗高中还没毕业，就开始盘算“欧洲还是美国”了——他吃惊的是张红旗能够如此坦率地和父亲交流思想。这种父女关系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在他看来，张红旗和她父亲几乎就像一对忘年恋的情人了。
好在保安没有拦他，陈星昏头昏脑地跟到了张红旗家的楼下，这才恍然大悟地站住。他感觉到了更深的落寞，低着头往回走去。但还没走出小区，背后忽然有一个声音在叫他。
陈星没想到张红旗又从家里折了出来，而且还是一个人。他不知所措了，登时猜想张红旗刚才已经发现了他，所以才会突然停止唱歌。
但是张红旗只是平和地问他：“你也是出来散步的？”
陈星点了点头。他不知道自己晚上的行动应不应该被称为“散步”。
张红旗说：“那你再跟我走一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