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段时间的电话传情，他居然颇有斩获。小北还是很帅的，又会卖弄风骚，假如有些姑娘恰好也处于失恋期或发情期，他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段日子，他可真忙啊，上午要换十几块钱的硬币去打电话，下午则约了两三位姑娘分批吃饭喝茶，晚上便火急火燎地奔向某个姑娘的家里——“把工作做到实处”。
用他的话说：“我需要更多的女人来疗伤！”
重新投入情场的小北把造型也换了，他穿上了卡腰短西服紧绷牛仔裤韩版毛线帽子外带茶色墨镜，脖子上居然还煞有介事地挂着一根刚流行起来的细领带。
“瞧你丫这操性，”陈星揪着他的细领带说：“上吊挺方便的。”
“我也不想这么打扮，但那话怎么说的？”小北厚颜无耻地回答，“人民政府心系人民，人民妇联服务妇女。”
“你要再穿身儿黑色紧绷网眼露乳头小衬衫那就太像——”
“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是么？”
“不不——像冒牌香港理发师，阿明阿健阿泡儿之流。”
在那段疯狂的日子，陈星已经习惯于半夜接到小北的电话了。这家伙往往一边系着裤子一边十万火急地说：“我又被戴绿帽子的糙汉堵胡同里了，赶紧抄家伙救驾来。”
也就是在那些天，小北重逢了他的初恋及初夜情人大眼妹妹。大眼妹妹已经职高毕业，在一家风光不再的老饭店当上了前台。那个下午，小北正和一位姿色平庸的姑娘谈人生“都是午夜伤心人”，一转眼，却看见穿着黑套裙的大眼妹妹正明眸善睐地冲他笑呢。
姿色平庸的姑娘刚上了个洗手间，小北就没影了。她焦急地找了两圈儿，最后跑到前台问：“刚才跟我一块儿那小伙子呢？”
“他呀，”大眼妹妹露着八颗牙职业地笑着，“也不知有什么急事儿撒腿就跑——麻烦您把咖啡馆儿的帐结一下。”
而刚才的实际情况则是：小北一步三晃地走向大眼妹妹，途中一直深沉地和她对视着。他走到面前说：“成白领丽人了？”
“别骂我。”大眼妹妹含笑盯着他。
“给我开间房，”小北掏出钱包，“我等你下班儿，咱们深入聊聊。”
自从高中临毕业时，陈星和小北因为大眼妹妹的事儿一个进了拘留所，一个进了医院，他们便和这姑娘断了联系。小北以为，大眼妹妹肯定被古力重新“带”了起来。刚开始，他还有点儿惋惜，但后来也就不多想了。大学里还有许多姑娘，等着他去偷鸡摸狗呢。和陈木搅和到一起之后，大眼妹妹更是被丢到爪哇国去了。
而久别重逢，小北立刻看出，大眼妹妹变了。她不复是原先那个管儿厂的“城乡结合喇”了。她变得明艳、大方，充满了自食其力的信心，并带着一股子“惯看秋月春风及世间各路大尾巴狼”的优越感。套用一句老舍先生的话，大眼妹妹变成一“外场人”了。
小杯唯一担心的，就是古力。他试探着问她：“你跟过去——熟人，还有联系么？”
“你是说古力吗？”大眼妹妹开宗明义地说，“早不在一块儿了。听说他到南方去了，连他家里人都没他信儿了。”
“其实我挺替你们俩可惜的。”小杯松了一口气说，“那也是个有情有义的流氓。”
“有情有义的人多了，我干吗非找流氓呀？”大眼妹妹熟练地递了个眼风过去。每天都在饭店大堂站着，这些招数她已经信手拈来了。
两个老战士重新厮混在了一起。大眼妹妹早已搬出了地铁家属院，她在紫竹桥附近的那片新兴住宅区里租了间公寓。接连好几天，小北都窝在那里，早上送大眼妹妹上班，晚上则笨手笨脚地做一桌子饭，等她回来。当然，大眼妹妹也不亏待他，食宿全包是起码的，饭店给管理人员配的手机，她还给他搞了一部。
大眼妹妹不在的时候，小北便把陈星叫过去玩儿：“随便吃随便喝，地主小姐的牙床，泥腿子也可以上去滚一滚。”
“这人怎么看着这么熟啊？”陈星端详着客厅里大眼妹妹的照片说。
“似是故人来吧？”小北笑吟吟地说，“你仔细回忆一下儿，眼睛占脸部面积三分之一强的生物——除了蝗虫咱们还认识谁？”
“哦哦。”陈星反应过来，感叹着，“今非昔比呀。”
“软饭是最好吃的饭。”小北对陈星说，“小白领配小白脸，你还找出更完美的一对儿狗男女么？”
临走，小北把地下室的钥匙扔给陈星：“给你提供一作案地点。”
“那谢谢了，”陈星说，“这样我就不用天天往昌平赶了。”
“不是让你睡觉用的，是让你跟别人一起睡觉用的。”小北淫亵地笑着，“都二十多了，你不会还是个阳痿吧？”
陈星接替小北，住进了地下室。这事儿他并没对张红旗说。告诉人家他弄了间房子，像是有什么企图似的。实际上，他们“在一起”快两年了，最亲密的活动，还只是上次张红旗过生日，他亲了她的脸一下。那个吻轻得不像吻，倒像小狗闻到了什么不喜欢的东西，立刻就把鼻子挪开了。
但这样一来，他也不好向她解释，自己何以能够第一天晚上刚“回去”，第二天一大早又“来了”。所以陈星并没有天天去找张红旗。他玩儿起了一个微妙的游戏：潜入校园，在暗中观察她。
早上，张红旗刚走出宿舍楼，陈星就已经在一棵杨树后面躲着了。他跟着她走到食堂，趁她吃早饭的当儿，迅速吞下两个包子，然后再跟着她去教学楼。上课铃打响，张红旗开始听课，陈星便跑到楼下的足球场，和上体育课的学生踢两脚。踢累了，他就又回到教学楼里，迅速地透过门上的玻璃窗向里瞥一眼，看看认真听讲的张红旗。
张红旗永远坐在正对着老师的前排座位上，一手托着下巴，一手记笔记。即使是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的课，旁边的同学咬耳朵的咬耳朵，睡大觉的睡大觉，她还保持着这幅姿态。从上中学时，她就是这样，几年过去了，一直没变，就连搭在脖子上的马尾辫都没变。仿佛是一幅油画里的人物被剪下来，贴到了不同的背景里。
上完课，陈星再尾随她去食堂吃饭，然后是下午的课，然后是晚饭，然后是晚自习。好学生张红旗的一天真够枯燥的。好在当事者张红旗并不觉得，旁观者陈星也乐在其中。
陈星感到，他只要能“看到”张红旗，就足够好了。甚至比和她面对面还要好，因为那时他的快乐也仅限于“看到”，却还必须随时和她说话，随时留心她什么时候累了倦了不开心了——而张红旗又不是一个有话直说的人，猜她的心思也很累。
而现在，陈星觉得他和张红旗之间隔了一层玻璃。是那种特殊的，单向透光的玻璃，他能看见她，她却看不见他。这感觉是很奇妙的，因为张红旗一旦在“玻璃”那边了，周围的所有事物就都像被装进了一个鱼缸里。陈星感到自己变成了一个孤立于世界之外的观察者。
他得承认，这么爱着对方，实则也是很自私的；甚至可以说是邪恶的。怎么说呢，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类似“报复”的东西。从自他和张红旗在一起，就有了这样一种错觉：即使独自一人，也总感到张红旗就在身边，在暗处，在冥冥苍穹之外——“看”着自己。他的一举一动都无法遮掩，他的私心杂念都暴露无遗。幻觉中无处不在的张红旗在督促他做一个高尚的人，纯洁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因为这种感觉，有时他甚至会恨起来：如此一来，不就相当于失去自由了吗？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桎梏之中。这话原来是说爱情的。
陈星也明白，之所以如此，还是因为他太在乎张红旗了。张红旗无须掌握寻常女生含嗔带笑卖弄风情的一切本领，却恰恰让他心醉。
而现在，他终于也可以这么“看”张红旗了。只不过他是真的“看”，她却浑然不自知。这么说来，他的爱情“反击战”并不能算实现了战略意图。
上完晚自习，已经十点多了。张红旗自然要回宿舍去睡觉，而陈星固然要送完她这最后一程。他不仅为张红旗的身体健康担心起来：一天到晚都这么坐着，她太缺乏锻炼了。他又想起小北曾经挤眉弄眼地说过：“你没发现张红旗的——臀部——略显大点儿么？”
“我得提醒你注意，说的是朋友妻啊。”
“不不，绝无任何下流的想法，纯粹是学术性的讨论。我是说，因为她一天到晚都在伏案，坐着，生生就把臀部给坐大了。我们那儿钢琴专业的乔男女也有这个特点，我说他们丫的得穿燕尾服呢，那两条儿就是屁帘儿。还有还有，你还记得咱们揍过的那孙子么？浪费宽度？”
“我倒是记得过去就问过你这个问题：你丫脑袋里到底进什么了？”
小北却开始忧国忧民起来了：“再这么坐下去，大屁股也要成为知识分子的常见病了，和颈椎病一样。我得给国家体育总局全民健身司写封信专门谈谈这事儿。”
而当张红旗静静地走在路灯下，陈星不远不近地跟着，他确实发现她的臀部稍微有点儿宽。这还是他第一次如此认真地观察她的第二性征呢，得出的结论却是：下次和她在一起，应该有意识地多走走路。
这样跟到张红旗的宿舍楼下，却见她拐进了旁边的电话亭。陈星赶紧掉头就跑，他突然想起来，每天这个时候，她都会给他打一个电话，打他新买的手机。如果刚一拨通电话，身后就铃声响起，那他可没法儿解释。
幸亏他腿脚快，接电话的时候已经在一百米之外了。
“你做什么呢？喘什么气呀？”张红旗在电话里问他。
“没什么，刚才和同学踢球来着。”
“这么晚了还踢球，你们的生活可真悠闲。”
地下室的生活，倒真如小北所说，是生机勃勃的。当陈星回去，打工妹们早已下了班，她们有说有笑，叽叽喳喳的，有时还开起了小型文艺联欢会：每个人演一个节目，常常是唱歌。《忘情水》或者《潇洒走一回》之类的港台老歌。
有一次，陈星正在摆弄他的收音机，搜索相声节目，忽然有人敲门。进来的就是小北所说的那个“尿盆西施”，她扎着两根小辫子，脸红扑扑的。
“原来住这里的——学生——”那姑娘看到陈星之后一愣，都结巴了，“搬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