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已经过了饭点儿，那家快餐店里没有什么人，因此就算他声音不高，站在不远处的服务员大概也能听清他的话。他先是“哦哦啊啊”了一阵，然后沉默，然后便径直向张红旗提出了分手，然后他再说对不起，然后再沉默，然后挂电话，闷头吃饭。
在旁人眼里，他就像一个惯于和女生说分手的狠心家伙。话音不高但言辞果断，绝不拖泥带水，就连“对不起”都说得水到渠成、干净利索。
对于陈星而言，这一天确实是迟早的事儿啊。
自从刚在一起，陈星就隐隐感到，他和张红旗的关系不会长久。他和张红旗本来就应该是两根平行线，突然之间交汇在一起，一定是因为他们的运行轨迹出了什么问题。
他了解张红旗的想法：爱情是纯粹的、超脱的，与世上其他因素无关；爱情就是爱情。但他认为，这样的信念实则是一件奢侈品。它只属于张红旗这种各方面条件都良好，自我感觉尤其良好的女孩儿。有了这一信念，张红旗的年轻时代就算循规蹈矩，本质上却是浪漫的。
可谁能保证张红旗永远不变呢？她一定会毕业、出国、找一份体面工作。到时候别说别人了，就连她自己都会感到和他的隔阂。她也许不会瞧不起他，但却会认为他应该为她作出相应的改变。为了他们的长久之计，他应该去考大学，找一份像样的工作，以保证在和她同一水平线上生活，使她不那么尴尬。
然而陈星自有他的想法。一方面，他不打算追赶张红旗。张红旗是北大毕业的，还去美国留学，以他的情况，追也是追不上的。就算他回到学校从头再来，想必也只能上一所差强人意的大学，找一份凑凑合合的工作。那时他们就算能凑合着在一起，他也将永久性地定格在“失败者”的形象上。而且，一旦成为张红旗的“附庸”，他的失败会逐渐加剧，他将在绝无希望的路上一头走到黑。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他实在对“走正道儿”提不起兴趣来。也不知是为什么，什么考大学呀，找工作呀，挣越多越好的钱呀，这些勾当在他看来特别没劲。特别特别没劲。这种心态不知是从何时开始的，可能是小时候逆反过度，最后形成了条件反射吧。反正一想到别人孜孜以求的那些目标，他就有一种呕吐的冲动。他没法想象自己像一棵向日葵一样，和所有向日葵簇拥在一起，朝着同一个太阳奋力拔高儿。
在陈星心里，什么样的生活算是幸福的呢？他也没有明确的想象。假如一定让他勾勒出美好的蓝图，也许是这样的：在广阔的祖国大地上徒步行走，走累了，就坐在路边，打开收音机，听一段相声节目。别人早已厌倦的包袱会让他笑得喘不过气来，而恰恰因为笑点特别低，说明他还是一个单纯的人。
从原则上说，他也许应该放弃自己的好恶，为张红旗作出牺牲。毕竟他爱她。但有一层，张红旗也许不明白：假如陈星不是现在的陈星，她还会喜欢他吗？也许他一旦改变了，她反而会觉得他乏味、庸俗，进而为自己的选择后悔。但那种后悔又是不能说出来的，这会令她更加痛苦。
这样一来，他们的爱情就早已注定是悲剧性的了。
因此，陈星决定：一旦张红旗要求他像正常青年一样去追求、奋斗、攫取，他就和她分手。这不仅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张红旗的幸福。
从另一个侧面来讲，也许那才是“负责任”的表现吧。
因此，那天真的对张红旗提出分手后，陈星的心里除了阵阵作痛以外，还有一种悲壮感。这感觉几乎令他觉得自己很伟大。他想起了一首叫做《花房姑娘》的老歌：我还要回到老地方，我还要走在老路上。
对于陈星来讲，张红旗就是一个花房里的姑娘吧。虽然这姑娘太严肃了点儿。
自然，分手的感觉最多的还是痛苦。陈星突然发现，自己开始厌恶北京这座城市，因为走在这里的街道上，就会让他想起张红旗。他产生了强烈的冲动，想要离开。
恰恰是这个时候，叔叔打来了电话。
而在临走之前，坐在即将开动的火车上，他忽然问自己：自己选择南下和叔叔一起做生意，是不是说明他在潜意识中，对“自己和张红旗”还存有一份希望呢？要知道，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史，几乎就是一部南下发家史。有那么多一穷二白的家伙像大雁一样，一会儿排成一字形，一会儿排成人字形地向南狂奔，最后都莫名其妙地发了。这样的神话天天都在电视上播出，在报纸上刊登，为什么不能在他陈星身上再发生一遍呢？
如果他真的在南方混出头来了，他和张红旗不也就有转机了吗？
此念一出，又让陈星发现，自己也是一个矛盾的人。支撑他向张红旗提出分手的那些想法，也有可能是不坚定的。这个发现让陈星直冒冷汗。
消失后的第四天，叔叔终于露面了。他好歹给陈星带来了几件旧衣服，还有两箱“康师傅”牌方便面：“老出去吃多贵。”
陈星也顾不得不好意思了，直接问叔叔：“我工作的事儿有戏了么？”
“不好办呀，不好办呀。”叔叔搓着手说，“大一点儿的公司都要国家承认的学历，不要求学历的地方我又不能介绍你去。到时候你回去跟你爸说，我把你卖到工地当民工去了，那我还做人不做了？”
陈星便闷着头，拆开方便面箱子：“给您也弄一包？”
叔叔摇摇头，眼里忽然放出一道光：“咱们再出去喝两杯吧，你也好几天没喝酒了吧？”
在小饭馆里，叔叔飞快地喝掉了一瓶“金六福”，又“人生豪迈”起来：“你不要急，等我再弄到一笔资金，咱们立刻转型，我手头的项目还多着呢。别忘了你叔叔是从日本回来的，日本那边儿的废铜烂铁搬到中国那都是项目……”
马不停蹄地吹了两个钟头，叔叔才一拍桌子：“走人！”
临出饭馆，他还面对空无一人的马路唱了一嗓子：“牵爷的马来爷好过关——”
那唱腔在陈星耳中回荡了好久。他望着叔叔跌跌撞撞的背影，觉得这老头儿真是太他妈的沧桑了。
而这一去，叔叔就再也没露过面。
又过了半个月，陈星真是等得慌了神。早知道到是这样一幅景象，他才不会到这个鬼地方来呢。那几天里，他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给叔叔的手机打一个电话，但却总被告知关机。有一天，电话里的声音干脆是：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这期间却有一个老头子来敲门。他操着广味儿的普通话，费力地说：“明年你们还租这间屋吗？”
陈星这才意识到，叔叔的办公地点也是租来的。他犹豫了一下说：“我问问我叔叔。”
老头说：“那你告诉他，要租的话就快来交房租，还有一个月就到期了。”
老头要走的时候，陈星一把拉住他：“我叔叔有没有给你留其他地址？我也找不着他了。”
“你到底是不是他侄子？”老头狐疑地瞪着陈星。
当天下午，陈星步行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老头给他的地址。这倒是个不错的小区，门口还站着保安，穿得跟香港警察似的。只是房子稍显旧了点儿，大概是深圳头两批商品房。
按照门牌号，他按了好几下门铃，才有一个干瘦的女人开了门。他们隔着门框，互不信任地对视了一会儿。
还是陈星先说了话：“我叔叔在么？”
他迟疑着是不是该管这个女人叫婶儿。
那女人“哦”了一声：“你是陈星吧？”
陈星点点头，对方却没把他让进屋。她抱着胳膊，把守着门口，语调更冷了：“他不住这儿了。”
“去哪儿了？”
“我也不知道。好几天没回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