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令图，被耶律休哥活捉；贺怀浦，在“雍熙北伐”中，跟随杨业出征，死于阵。贺氏父子，都是大宋壮士，抗击契丹，血气甚壮；但战争，须有智慧衡度。父子二人无此智慧，史上种种“智浅而谋大，力小而任重”的悲剧，乃是这父子二人的生命逻辑。很可惜。
薛继昭几乎没有经历过战阵。北伐，大宋对契丹，奔袭几百里，纵横近千里，天时、地利、人和、综合国力、统帅任命、虚实阴阳、指挥艺术、策略组合、赏罚、考绩、谋略、攻城、涉水、翻山、步骑、排阵、辎重、谍报、用间、反间、信息传递……如此大型战争，其结构之复杂，诸元之繁复，不是“轻而无谋”者可以涉猎的领域。与贺氏父子一样，薛继昭论“雍熙北伐”，摆错了自己的位置，属于“界限不清”。按儒学理论就是：无礼。因为“礼”的要义可以解释得很多，但“当位”“节制”是其荦荦大者。薛继昭徒逞口辩，既不“节制”又不“当位”。简言之，“雍熙北伐”，薛继昭没有资格谏言，理由一条：他不懂战争。而后来战争如他所愿爆发后，他也参战，在曹彬麾下，但表现极为恶劣，临阵时，还没有开战，他就想好了怎么逃跑，影响了士气。
刘文裕是这些“主战”派中唯一略有资历的将军。他在开宝年间跟随太祖讨伐江南时，曾经做骑兵校官的辅佐，被箭矢所中，但神色不变，为人所称赏。太宗做晋王时，他曾出入于府邸，所以在李飞雄大案中，他能识别诈术，并最终擒获李飞雄。但是讨论“雍熙北伐”，他的智慧还是不敷使用。后来在北伐的组成部分，潘美一部的抗击契丹战役中，他与王侁一道，都有失约的责任，导致杨业自杀。他也不是讨论“雍熙北伐”的合适人选。
这些人中，最奇异的是侯莫陈利用。
大师侯莫陈利用
此人姓“侯莫陈”，三字姓，名“利用”。他是汉化后的鲜卑族人，早年居住在巴蜀，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幻术。太平兴国初年，在京师卖药，经常玩弄“黄白事”迷惑世人。所谓“黄白事”，按照《抱朴子》的意见，就是变化黄金白银的炼丹术。据说用铁器将铅熔化，投入一种只有炼丹者能搞到的神药，铅就化成了白银。再将这个白银熔化，继续投药，就化成了黄金。据说这种“神仙黄白之方”有一千多种。史上有人信，有人不信。
太宗在做晋王时，府邸有个能人叫陈从信。此人对经济管理很在行，一直得到太宗信任。他推荐了江湖大师侯莫陈利用。太宗召见，当场试验幻术，似乎很神奇。于是大师被封了官，经常伴在太宗左右。
大师促成了雍熙北伐之后，也跟着大军出征，在潘美、王侁一部，杨业失利，他也随着潘部而退。史上未见此人有何战功。后来太宗给了他一个郑州团练使，像所有的小人得志一样，大师也开始不知道天高地厚，利用职权荐引同党，有了种种不法行为。
老臣赵普是坚定的“主和”派，他不主张北伐。当他再次拜相后，知道北伐一事，很大程度由这个江湖大师促成，于是对他有了厌恶；后来更知道此人种种不法，于是决计除掉此人。他向太宗提出了请求，要求法办侯莫陈利用。
太宗不想法办大师。
赵普坚持法办大师。
太宗说不过赵普，于是下诏，将大师除名，抄了家，落籍为民，发配到商州禁锢。
太宗辩才不及赵普。不仅太宗不及，太祖也不及。赵普往往不说话就罢，说了话，即使太祖太宗反对，他也有办法让二位皇上改变主意。赵普是总能一言击中太祖太宗软肋的辩才。
太祖时，常派遣特务到军中去伺查，看看有没有阴谋拥戴的蛛丝马迹。赵普知道后，极言劝谏说不可这么做，免得生事。太祖说：“周世宗时就这么干。”赵普道：“世宗虽如此，岂能察陛下耶？”世宗虽然这么干，但是伺查出陛下了吗？史称“上默然，遂止”，太祖沉默不语，于是终止了特务活动。
太宗也曾指责赵普，说他从来不举荐将帅。赵普说：“昔明宗举石晋，晋选张彦泽；刘高祖拔郭上皇，世宗得太祖，臣岂敢轻举耶？”过去，后唐明宗曾举荐石敬瑭，石敬瑭推翻后唐，建立了后晋；过去后晋曾举荐张彦泽，张彦泽投降了契丹，灭了后晋；过去后汉皇上刘知远提拔了郭威，郭威成了推翻后汉的后周太祖；过去周世宗推荐了咱们太祖，太祖有了大宋。如此看，举荐武将有风险，臣岂敢轻易举荐武将！逻辑在这儿摆着呢，太宗也没有话说。
话说太宗贬了侯莫陈利用大师，但不久，还是想这个人，又用了变通的办法，将大师重新召回。
赵普担心此人再次被起用，就将一位郑州税务官召到中书，向他了解到侯莫陈利用更严重的罪行：大师居然敢于僭越皇室用度，每次在府中接见京官，都要坐北朝南，居住之地所用之物，都是皇上规格。他身上常佩一条犀玉带子就用红黄罗袋装饰。澶州地区黄河曾经由浑浊变为清澈，按照传统说法“圣人出，黄河清”。大师就利用这个事件，在郑州的科举中以“黄河清”为题考举子，等于自比于“圣人”。他在书写判词时，文字有很多不敬，等等。赵普于是要这位税务官上疏告发侯莫陈利用。
正好又赶上不久前抄家时，在大师府邸搜出几页文字，都是大不敬之语。赵普得知，也让他上疏告发。
种种黑材料凑在一起，有了聚变效应。
但太宗不想让大师死。
但赵普坚持让大师死。
赵普劝太宗说：“侯莫陈利用这人，罪过太大，如果惩罚太轻，不能满足天下人的愿望。再说，留着这个人又有什么用？”
太宗祭出最后一招，道：“难道朕作为万乘之主，还不能庇护一个人吗？”
赵普不为所动，抗言道：“这个国家巨蠹犯有死罪十几条！陛下不杀此人，是乱天下之法。法，值得珍惜！此一竖子，有什么可值得珍惜的！”
这话顶得太宗没了道理，史称“上不得已，命赐死于商州”，太宗没有办法，只好命人将侯莫陈利用在商州“赐死”。
“命赐死于商州”是《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说法；《续资治通鉴》中的说法是“命戮于商州”；《宋史》侯莫陈利用的本传记录说“太宗怒，令中使脔杀之”，但《宋史》中的太宗本纪却说“郑州团练使侯莫陈利用坐不法，配商州禁锢，寻赐死”。诸说不同，但“死”是要“死”的。
得到执行死刑的命令，中使驰马奔往商州。
太宗这个时刻又一次后悔了。他还是不想杀掉大师，于是派出第二位使者去商州，试图追回前命，赦免大师一死。不料后面这个使者走在路上陷入泥泞之中，好不容易从烂泥潭中脱身，想办法换了马再去追赶，已经迟了。等他追上前面使者，大师已经被行刑完毕，使用的是“磔刑”，也即被“脔杀”。
“赐死”“戮”“脔杀”，是不同的死法。
“赐死”是君主诏令身份地位较高、功劳较大的臣下自杀而死，这种制度由来已久。“赐死”，可不至于让受死者在街头众目睽睽下受辱，也不至于让受死者身首分离，可保留全尸，也不必受酷刑折磨，算是一种“优礼”。具体死法，一般是赐毒酒，饮而死；赐剑，刎而死；赐绫、赐绳，绞而死（一般对女子赐绫赐帛，对男子赐绳）。
“戮”，虽然就是“杀”，但“戮”还有警戒侮辱的意思。又分“生戮”和“死戮”两种。前者是先示众，后杀死；后者是先杀死，后示众，也即陈尸街头。总之，“戮”必要示众。这就与“赐死”有了不同。
“脔杀”则是“磔刑”，也即凌迟之法，活剐处死，是死刑中最重的一种刑罚。凌迟可能开始很早，五代十国乱世中较多出现，但即使在这个乱世也有人反对磔刑。譬如后晋石重贵时，大臣窦俨就认为死刑只能保存斩、绞两种，而“脔杀”应该禁止，石重贵同意了。太祖赵匡胤时代，制定《宋刑统》源于《大周刑统》，《大周刑统》则源于梁唐晋汉以来的各类“刑统”，而后者更源于《唐律》，《唐律》最重的刑罚就是“斩”。这些刑罚都没有将“脔杀”列入其中。《宋史·慕容延钊传》记录：“贼将汪端与众数千扰朗州，延钊擒之，磔于市。”这个汪端，是被慕容延钊在朗州（今湖南常德）“脔杀”的，而非太祖本意。
侯莫陈利用，有罪，但是否被太宗下诏“脔杀”，诸说不一，据我对太宗赵炅的理解，以及这一事件的逻辑推演，我倾向于认为，太宗没有“脔杀”侯莫陈利用。
诸史有“赐死”“戮”“脔杀”三种记录，我选择“赐死”说。
太宗喜欢大师，第一次发配大师到商州后，还下诏“召回”；第二次“赐死”后，还下诏“贷死”，免于死罪。太宗不至于仇恨大师到必欲“脔杀”的地步，他不想听赵普的。
但诸史都记录了大师最后还是被“脔杀”的结果，这有可能是执行官讨好赵普，或自作主张的结果。
窦仪的墓志铭
赵普，在太祖太宗时代，是个只要了解他，就会让人惧怕的人物。有个故实可以概见赵普如何令人生畏。
太祖时，对赵普的“专政”，专断执政，已经心怀不满，就很想有人能说说赵普的坏话，好就此免了他的相权。有一次太祖召来甚有清望的名臣窦仪，暗示他赵普很多“不法”之事，并流露了自己的不满。但窦仪却一个劲夸赞赵普是开国元勋，以天下为己任，忠心耿耿，为人真诚正直，等等。太祖听后很不高兴。窦仪回到家里，对几位弟弟说：“我得罪了皇上，肯定不能做宰相了，但也不至于被流放发配，我们窦家，一门可保没有灾难了！”
窦仪，就是《三字经》里“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的“五子”之一。曾于宋初主持制定《宋刑统》，为大宋立法，做出卓越贡献；又主持礼仪礼法的制定，为大宋礼制，做出卓越贡献。这是宋初文明的最初推手，被人誉为“天瑞”“国宝”。他死后，墓志铭由太宗朝的名士扈蒙撰稿，写得神采飞扬，其文曰：“天之瑞曰庆云，曰甘露，余以为非天瑞也；国之宝曰河图，曰汾鼎，余以为非国宝也。若有人负拔俗之才，蕴超世之量，祥麟威凤比其德，舜韶汤护齐其声，孝以肥于家，文以华于国，优游清贯，终始令名，斯可谓之天瑞矣，斯可谓之国宝矣。”大意说：一般人都认为五色的祥云、甘美的露水是天瑞，但我认为这不是天瑞。一般人认为黄河里龙马身上的图案、汾阴县后土营旁的铜鼎是国宝，我也不认为这是国宝。如果有人负有超越凡庸的天才，蕴有远过世人的气量，其德能，可以媲美吉祥的麒麟、庄严的凤凰；其美声，可以媲美虞舜时的《韶乐》、商汤时的《护乐》；此人又因为孝道而滋润其家族，因为文采而崇美其邦国；自己又能从容清介，明哲保身，始终保持令名；这才可以称得上是“天瑞”，这才可以称得上是“国宝”。墓志铭一般都有“谀墓”倾向，但这一篇文字“谀”则“谀”，但妙实在是妙。拈出“天瑞”“国宝”来评价窦仪，倒是名至实归，窦仪当得。
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到，即使是“天瑞”“国宝”，对赵普，也还是畏惧十分。在很多大臣那里，赵普甚至比太祖、太宗要可怕，得罪了太祖太宗，也不过贬官流放，得罪了赵普，结局莫测。于是，他们宁肯得罪太祖太宗，也不愿意得罪赵普。“天瑞”“国宝”也不例外。赵普如果没有过人的“阴毒”，何至于让大臣对他如此惧怕？
就连当初的吴越国王钱俶，都知道赵普此人非同等闲，特意贿赂他，给赵普送来瓜子金十瓶。
后来的名相卢多逊，已经是一个博学多谋的人物，但他不服气赵普，多次与赵普作对，卢多逊的父亲卢亿在太祖朝时做官，一见赵普即心生恐惧。他退休后，听说儿子跟赵普不睦，长叹道：“这个儿子将来是免不了有一场祸事啦！还好我已经不久于世，不会亲历此难了，也算万幸。”卢多逊后来果然被贬。
史称赵普“强直疾恶”，刚强正直疾恶如仇。也有一种说法，说赵普在中书省政事堂，接见群官，一定会拐弯抹角从对话中找到某人某人的短长之初，等到人走了，就让秘书追录某人某事，以后如果某人因某事而被追究，赵普就会找到这些记录，当作证据，于是“群官悚息，无敢言者”，所有知道被记录的官员都很惊恐，没有人敢多说话。
有一故实可以做证此说为真。
赵普折服袁廓
一个大臣名叫袁廓，管理财务有功，但是“性夸诞，敢大言，好诋讦”，性情很怪异，言辞夸大虚妄，好说大话，攻击他人。太祖时认为这是个“奇士”，待他很是优容。太宗时，袁廓更是常与人争论，甚至在朝廷上也为公事私事跟大臣争，而且声气俱厉，太宗还是原谅他。他管理财政事务，小事也很精密，乃至于很多事，需要反复核对，这就延误了地方州郡按时了断业务的进程。地方不满，就来上诉。御史开始过问这事，袁廓不服气，就找三次入相的赵普来论理。这时候，赵普刚处理完侯莫陈利用大师的案子，知道袁廓跟大师有过书信往来，就对他说：“你说的这个事，都属于职司间的工作纠纷，不算个什么事。但是您与侯莫陈利用交结得那么密切，这在道理上说得通吗？嗯？”此一问，扪着了袁廓的软肋，袁廓一下子知道：此事可大可小，生死就在瞬间。这位相爷果然如江湖传说，不可触碰。史称袁廓“惊惭泣下”，惊恐、惭怍，鼻涕眼泪都出来了。他一生强项好争，此时竟无言以对。
赵普的故实一箩筐，一下子难于说清，《大宋帝国三百年》将分头缕述，慢慢“推断”这个历史人物的甲乙丙丁。
“荧惑圣聪”
现在“重行推断”这些不利于侯莫陈利用大师的黑材料，大略可以看到此人不过是江湖走得久了，浸染更多黑道习气，就像近世江湖大师的作为一样，出于自我推销的目的，必有夸大自我神奇能量之处。这样，就可能自比君王、自比先圣、自比神仙，于是有了“言甚不逊”的狂躁。这样的人留在江湖也就罢了，进入官场，历史上来看，大多会形成一片巫师般的党羽，对清明政治而言，确是一个祸患，汉代以来，这类以巫术控驭政治的案例很多，最后造成的恶政也常见。赵普决计除此人，有其正当性。
但不正当的是太宗赵炅。
他为何要听取这类人物大言，在时机未必成熟之际，做一场工程浩大的“雍熙北伐”？
这就说到传统史书上常见的一个现象：“荧惑圣聪”。
“荧惑”本义是指天上的一颗星宿，火星，引申为一种凶神，再引申为一种迷惑、炫惑。“圣聪”是说帝王明察。联系起来就是：帝王本来很圣明，明察秋毫，但被恶人、邪佞所蒙蔽，炫惑中，所以断事不明。
若干年后，名臣谢泌劝谏真宗要坚守“用贤致治之道”时，还提到此事。他认为“先朝（也即太宗朝）有侯莫陈利用……之徒，喋喋利口，赖先帝（指太宗）圣聪，寻剪除之，然为患已深矣”。这是千年以来，“亲贤人、远小人”的帝制治理经验。即使在制度化管理时代，也应该属于优良治理的模式，不同的是：如何选任贤人、退黜小人而已。
但传统此说将帝王过错全部推给奸佞，不是公断；帝王之所以听信奸佞之言，必是“圣聪”不够。故即使是接受这类传统批评意见，也该各打二十大板。简言之，“雍熙北伐”导致大宋败绩，太宗赵炅有责，他应该负有第一责任。
上中下三策
当着有人“荧惑圣聪”之际，也有更多大臣提出了反对意见，但太宗没有听取。刚刚出任参知政事的大臣李至的劝谏更为得法，他提出上中下三策，要太宗选择上策或中策，就是不能选择下策。他的上疏是一篇美文，值得欣赏：
幽州，契丹之右臂，王师往击，彼必拒张。攻城之人，不下数万，兵多费广，势须广备餱粮。假令一日克平，当为十旬准计，未知边庾可充此乎？又，范阳之旁，坦无陵阜，去山既远，取石尤难。金汤之坚，非石莫碎。臣愚以为京师天下根本，陛下不离辇毂，恭守宗庙，示敌人以闲暇，慰亿兆之仰望者，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冲卫，或暂驻銮辂，扬言自将，以壮军威者，策之中也。若乃远提师旅，亲抵边陲，北有敌兵可虞，南有中原为虑，则曳裾之恳切，断鞅之狂愚，臣虽不肖，耻在二贤后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