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里，等级森严，州、府、县的衙门，在营造中要受到诸多的限制。远不像今天这么开放和自由，满怀壮志地营造豪华气派巨构--书记、市长、县长就是“整出”天安门广场，“整出”皇宫、中南海、白宫来，也没有人说你大逆不道。山东半岛某县，在很有气魄的办公大楼前，修建了如同北京天安门广场大小的广场--我到那里参观时，正值夏天，偌大的广场空空荡荡，除了草坪就是鲜花，没有几棵树，走在广场上酷热难耐。一个县城有多少人？真是显摆啊！坐在这么一幢办公楼里，一把手二把手，俯瞰着他们的“领地”，俯瞰着芸芸百姓，感觉一定极好。
中国古代城市建筑形制“发育”得很成熟。
官邸衙门府第的建筑都有标准与规范。
除了皇宫和皇家园林以外，州县的府署衙署，多处于城内略偏的位置，不敢雄居中心。县与府，至多是三进院落。知县、太守兼地方法院院长，“三堂”会审，也只不过是三堂而已。我在晋西北一个穷困小县，看到原有县衙老屋，用做县科委办公室已嫌拥挤。
不论大小，一座城市中，要先有一些标志性的楼阁，如钟楼、鼓楼、更楼、牌坊等等。这些景观建筑处于东西南北几条“十字大街”交叉口处。此外还有庙宇（包括文庙、武庙、城隍庙等）、谯楼、更楼、戏楼、望楼、古塔等各种标志性建筑排列有序，这些除了发挥其功能外，还能美化街景，增加城池的美学效果。
此外，书院、佛教寺院、道观、祠堂等，也是古代城市中不可忽略的公共建筑。庙宇是人们的“精神家园”，在建筑上也有一定规制。地方州县各级领导，即使最有魄力，也不敢把衙门建得比孔庙更加高大雄伟。
等级，有其“落后”的一面，但它毕竟是对无序、膨胀和失控的一种限制。
“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不搞劳民伤财、沽名钓誉的形象工程，纠正虚报浮夸、强迫命令的恶劣作风，反对奢侈浪费”……原则早已有之。没有了型制规范，又缺少自我约束，虽有“三令五申”、“狠刹”，往往令行而不禁不止。城市“旧城改造”、新区建设中，位于区域中心引人注目的非行政办公大楼莫属。大楼前再建西式广场喷泉草坪。夜晚灯火辉煌。即使与古代相比，很难说这种规划和建设理念，究竟是进步还是倒退？上行下效，在一些地方小城镇建设中，乡镇政府也多成了中心，建有当地最好的楼房。
在参观过保定的直隶总督衙门后，十分感叹，想不到当年李鸿章的办公室，才这么一个院落，几间房子。现在不用说省地市，大军区省军区，就是全国1 000多个县市政府，哪个不比直隶总督府气派？还有乡镇的办公楼，比直隶总督衙门大的也不少啊！
中国古典园林植根于东方哲学、生态学和美学。
城市宅院都有墙，不能无限扩大，土地一直很珍贵。中国式的园林景观文化可能与此有关，在有限中追求无限，尽可能地接近自然的原始状态，庭院中也尽可能地有一种置身于自然的感觉。正像《老子》中所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从而达到人与自然互为感应，互为交融，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与西洋草坪花园有很大的区别。
因此城市宅院美化的宗旨是模山范水，示其自然率真，而摒弃人工的整齐划一。在具体手法上则采用凿池、筑山、引水、叠石这几样手法。亭台楼阁，也多有文化意蕴与建筑特色，有一种亲和力。
这些造园手法大抵在东晋时就已经常见。如王羲之在《兰亭序》中写的“曲水流觞”。夏日天气酷热，引郊外山泉或溪流入园，可使人有清冽之感，减少暑气，同时也增添许多风情。宋以后的中国园林，尤其是南方的园林，筑山叠石多采用具有“漏、透、瘦”特点的太湖石，透出诗意、禅意和画意，耐人细细玩味。中国传统的园林文化沉淀非常深厚。宋代诗人苏舜钦在苏州建沧浪亭，并留下了“一径抱幽山，居然城市间”--这大抵是最早的“城市园林”吧。元代禅师维则在《狮子林即景》一诗中有“人道我居城市里，我疑身在万山中”的描述。明代文征明在《拙政园图咏》中写道：“绝怜人境无车马，信有山林在市城。”
西式广场草坪少有灌木树木，不仅大面积草坪的维护不易，耗水量大，而且生物量也比不上乔、林、灌、草组合的中式园林，净化空气的功能差。冬天，北方城市中草坪一片枯败。前些??，申奥检查团来京前，长安街等主要街道两侧枯黄衰败的草坪一夜之间突然变得绿油油，引起了国际有关组织和人士对“作假”的怀疑。后来解释说，喷洒的是一种带色的“肥料”，不是特意为了染色。现在，各地都在“打造”适宜居住城市，房地产商打出“山水豪宅”、“亲水家园”、“珠江俊景”之类，这些都只是“卖点”而已。哪一处真有城市山林的感觉？
空间大小，占地面积多少，并不是评价生态环境的标准。相对于西式草坪花园，中式园林占地较小，但布局自由，景象丰富。自然生态与精神文化生态浑然天成。山石泉池，水木明瑟，曲径通幽，楼台亭阁，闲轩静室，人文气息浓郁。皇家园林规模宏大，其实占地并不多。如承德避暑山庄，全园面积不过是5平方公里。更不必说过去的私家花园之类了。壶中天地，更是要求在有限中见无限。
我到古镇同里，占地仅七八亩的小小的退思园中，转上几个小时，还觉得没有看完，尚未尽兴。当地一些老人，在水榭里一坐就是一个下午。我到浙江沿海一个乡镇45亩的西式大广场，一眼望得到边，市民们“玩得住”吗？
我是不太相信蜂拥而至的一些系花领带的专家，所谓研究与学术，只是在东方文化文明“废墟”上进行并不高明的清算。
什么“从宗教建筑与世俗建筑的比较看，在西方，最辉煌、艺术成就最高的建筑是教堂和庙宇，而中国，最辉煌、艺术成就最高的建筑却是皇宫和皇陵。耐人寻味的是，世界上凡是供人享受的皇家建筑远远超过供神使用的宗教建筑的国家，后来都衰落了”。
什么“客观形势已不允许中国建筑从自己的国度里孕育出自己民族的建筑新胚胎”。还有什么反思“墙”文化，中国人“眼界越来越小，以致坐井观天，夜郎自大”。
什么中国建筑风格“两千年一贯制”，而欧洲的石构建筑，其风格上的更新换代“至少在一打以上”；“中国木结构是农耕时代的产物，也已走完了它的历史进程”等等。
更为离谱的是，专家得出中国从明代以来的落后，竟然是由于文化落后的原因，特别是与中国人的居住建筑的“落后”有关。在这些专家们看来，中国人只要住进洋楼，就能放眼世界，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了。
我早就学会了沉默，可有时又不能不说。无术的学术和虚伪的文章，理论的荒谬简直不值一提。“博导”唾沫横飞的演讲，听得人浑身起鸡皮疙瘩，不舒服。
正是由于“专家们”的合力清扫铲除，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和精神，更难在当代城市建设中延续下来。像“园外有园，园中有宅；宅外有园，宅中又有园”的包容性群体格局，在今天房地产开发中还能见到吗？
周维权先生在《中国古典园林》的自序中写道：“中国古典园林作为古典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影响着亚洲汉文化圈内的朝鲜、日本等地，甚至远播欧洲……18世纪中叶，欧洲人开始知道在遥远的东方存在一种与当时风行欧陆的整观式园林全然不同的中国造园艺术，犹如空谷足音在欧陆引起强烈的反响，开始了欧洲人研究中国园林、仿建中国园林的风气。英国皇家建筑师钱伯斯曾经游历中国，归国后根据他的见闻著书立说，宣扬中国园林，修建中国园林，逐渐形成造园新风，又从英伦三岛传播到欧陆，时兴于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宫廷、府邸。”
两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古典园林饮誉世界，蜚声全球。当园林在当代中国衰落时，东方园林却在不断“走向”世界。
1980年，以苏州的网师园殿春簃庭园为范本，在纽约的著名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建成了风格疏朗淡雅的“明轩”--这实际是中国园林的整体“出国”。
1983年，以岭南园林为主要范本的“芳华园”，在德国慕尼黑国际艺展中荣获联合大会金质奖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金奖。
1986年，温哥华建成“逸园”，获国际城市协会特别成就奖。
1993年，美国佛罗里达州建成了“锦绣中华—苏州苑”。
此外，还有以北京北海静心斋为范本在英国建成的“燕秀园”；在荷兰建成的“名胜宫”；2000年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建成的“苏兰园”。
观念在变，美的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的心理很复杂，越熟悉的东西也往往越不珍惜。中式园林在许多城市建设中，已被悉数抛弃了。
谁来补上美学这一课？
新华社的一篇报道题目《城市建设需要补上美学这一课》。
问题是，谁来当老师？给谁上课？让书记、市长和房地产商来做学生吗？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这也不是一日之功。
短短几十年，从工业化到现代化，当代中国的城镇化是一个压缩了的过程，变化大、速度快。城镇化和城市建设的指导思想尚不清晰，经济建设与文化传承上的盲目和错位，实践和理论上存在混乱甚至矛盾也就不奇怪了。如果顺畅，一个人只需十几年甚至几年，就可从普通的公务员或企业技术人员，“提拔”到省地县各级领导岗位上。职务升迁的过程中，领导干部和后备领导干部只进党校和行政学院，很少再有系统学习的机会。如果仅仅是管理，也许不需要太多的历史文化建筑规划的专门学问，但在城市大发展、大扩张的时代，决策者相关的知识不够，科学文化缺失，甚至心理上的准备不足，后果十分明显。
三五年可以打造出政绩，但绝对打造不出一个城市的文化、风格和精神。把城镇化简单地理解为通过行政和市场经济的手段，把城市“做大做强”。用城市的变化来美化自己政绩的脸面--于是宽马路、大广场、豪华办公楼成了城市“名片”。没有钱，在“经营城市”、“资源变成资本”、“滚动发展”的口号下，集中精力通过拆迁，征用拍卖城市周边农村的土地，以筹集资金。脱离实际，盲目攀比，着力在扩大城镇规模和形象工程上下工夫--与此相配套的还有超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劳民伤财的所谓“节庆活动”、“亮丽工程”、“夜景工程”。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北部湾畔。看到一个常住人口加上流动人口只有5万人的小城市，修建了足可容纳10万人的空荡荡的大广场、大喷泉。陪同的一位当地同志说，还有更“搞笑”的--他把这两个字说得很幽默--我们这座城市三面临海，有称做金沙滩的海滨浴场，市里面的领导还要在市内建一个人造沙滩。城市位于海流的出海口，海湾和河口潮水的冲刷，形成了一个深槽，港口泊位就在深槽边分布排列。市里先是填了几千亩海滩，又在河口边花几百万元堆沙建了个200米长的人造海滩做海滨浴场。他们在上游倒沙铺沙，我们就在下游的港口挖沙。海滩是自然形成的，是水文、湾流和海岸地质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哪是你能用人工堆出来的？沙倒下去，就冲走了，我们这里是半日潮，一日两次，还有雨季洪水下来，岸边的沙全没了。现在这个“人造沙滩”就扔在那里了，因为水流急，游泳还死了40多个人。此外，由于填海造成湾内面积缩小，过去不淤的港口，现在淤积明显加快。
我问，还有“搞笑”的吗？
他说，几任主要领导一上任，都跟被称为王府井的主要大街“过不去”、对着干。道旁种花换成种草，种草又换成种树，种树又换成种花。还有，街灯也换了好几次。
在中部的一个贫困县，当地同志告诉我，老百姓有一个说法，叫做“城里像欧洲，城外像非洲”。新上任的县委书记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创造出令上级刮目相看的政绩，便在全县搞“大灯光工程”，不但县城主要街道，还要求乡镇政府所在地也“一律亮起来”。山区乡镇政府所在地，一到晚上行人不多。每晚的电费要上千元，一些地方感到负担不起。那天，当地领导带我去看他的一个政绩，即在县城的河边修了一个西式的文化广场。广场很大，几何形的草坪整整齐齐。走着走着，天忽然下起雨来，雨点大而密，大家无处躲藏，都狂奔起来。
还有一次我到西南某市，看到城市中开发了一半的东方广场长满杂草，荒草间到处是车轮的辙印，成了一些人的“免费练车场”。我问工程为何停了下来，当地的一个同志先怪异地一笑，然后吞吞吐吐披露，说这工程是原市委书记定下来的。当时省委书记来考察时，市领导陪他参观，作了汇报，得到了省委书记的肯定。省委书记当场答应建好后再来我们市。可只过去了一年，省委书记就调动了。今年市委书记也调离了，这项工程还留下不少没有处理好的问题，像土地征用、工程款等。这个烂摊子，现任的市委书记也不想收拾。
建设部的官员2004年９月25日透露，中国662个城市、２万多个建制镇中，约有1/5的城镇建设存在“形象工程”--其实这个估计还是相当保守的。新华社报道过安徽某县级市建了个占地几百亩的文化广场，附近农民把“文化广场”当成了晒谷场。
2006年年初，我又一次来到了苏州。
那天夜里，桨声灯影，在航船上看古城的夜景。苏州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被破坏过一次，但在后来的工业??和城建中，旧城被保留下来了，没有再遭破坏，近年不断对古城风貌进行了修复，每年吸引几千万国内外游客前来参观。为了确保其闻名天下的园林和余下的小街小巷不被毁掉，新区规划在古城之外。新与旧交相辉映，使苏州成为中国吸引外资最多、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之一。
在城市建设中追求高、大、洋--造价达30亿元的国家大剧院在这方面是“当之无愧”的冠军。有人算了笔账，如果均摊到每一座位，要近70万元，每天空调电费要10万元。国家大剧院工程的一个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大剧院是“国家标志性工程”，“它的水平和法国的巴士底歌剧院、日本的新国立剧院并驾齐驱，在某些方面比它们更先进些”。“如果说歌剧院是世界最先进的之一，戏剧场就是世界最先进的了”，要体现人民性，“为人民服务”。记者问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这位负责人说，一是政府补贴，体现公益性，必须有政府补贴；二是大制作演出一定要有赞助；三是建立大剧院艺术发展基金，由企业、政府、个人捐助；四是演出模式两条腿走路。
这就是说，国家投巨资建了它，还得不断花钱养着它，才能存活。
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正在不断深化，许多艺术院团经历着改革的阵痛，处境艰难。城市中原有的电影院、剧院，传统观众减少后，有的关门有的开展多种经营，数量锐减。一些地方剧团改制后，成为草台班，为了生活，不断地赶场，演员们一年要演300多场戏，基本的演出条件都难以保证。
脱离实际地片面强调“跨越式发展”，争当一流，内在的冲动难以遏止！
一位德国历史学家曾对中国城市设计者说，我们现在有的，你们将来会有；而你们现在有的，我们永远不会有。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短期行为，急于求成，造成的不少失误，有些可能要几十年后才能看清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