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前208），战国末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初为秦国吕不韦门客，后上书受到秦始皇重用，官至丞相。后为赵高陷害死。所著《谏逐客书》载于《史记·李斯列传》。
谏逐客书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泰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驶马乏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鉴赏”
此篇选自《史记》李斯列传。
战国末年，秦国经过变法革新，国力逐渐充实，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强于其他六国。结束战乱，统一中国的历史任务，已非秦莫属。一方面有不少游说之士到秦国做客卿，为秦王的统一大业献计献策，另一方面其他诸侯国又派人到秦国进行活动，企图破坏或阻止秦国的东进。
韩国人郑国到秦国游说，建议秦王修建一条水渠，以利于农业的发展。而这条渠的修建，又不利于秦国向东进军。秦国的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秦王接受了宗室大臣的建议，准备下逐客令。
李斯是楚国人，自然也在被逐之列。面对这一形势，他要想保住自己的地位，只有劝说秦王收回成命。但如何劝说呢？这是这篇文章的智慧和写作技巧之所在。事情是由郑国修渠一事引起的。如果就事论事，是否可以澄清这件事的性质？显然不能。一方面，这事本不容易澄清，如果确有阴谋，则更加强了对方的论点；另一方面，即使澄清了，没有阴谋，也不一定能收回逐客令，因为宗室大臣可以说防患于未然。郑国修渠事件只是宗室大臣的一个借口，他们建议逐客的目的，是怕客卿在秦掌权，影响他们的权益。李斯能否揭露他们呢？也不能。因为自己是客，在秦王面前揭露他们，难免有挑拨离间之嫌，因为他们毕竟是秦国人。弄得不好，反而为“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又提供了一个活证据。如果李斯为自己表白，说自己有功于秦，忠于秦国，不应在被逐之列，那也不当。那会引起宗室大臣的攻击和秦王的不满。宗室大臣由个别的事实，引导出普遍的结论，这是一个逻辑的错误。他只有列举大量其他正面事例，驳倒这一结论，才能使“一切逐客”不能成立。文章正是这样写的。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文章把矛头指向官吏，认为他们的议论太过分了。语气比较和缓，使秦王能平心静气地来听取他的陈述。
他首先从秦国的历史谈起。列举了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代任用客卿所取得的成就。这里看似罗列，实际上各有侧重。分别从军事、经济、外交、内政四个方面作了分析，有力地说明了客卿对秦国的贡献。这就使“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的说法，不攻自破。祖先的成例，秦王不得不加以尊重。祖先任用客卿，此时要逐客，等于破坏了祖先的成例。反过来说，“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秦王也不得不考虑秦国的强大是怎么来的。
文章到此，其实已完成了反驳的任务，但尚未尽情地发挥。接着又由历史转到现实，由人转到物。他详细的列举秦王的所好：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太阿之剑、纤离之马、翠风之旗、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悦〕之，何也？”秦王要回答这个问题，等于承认不是秦国的东西也可以用，逐客是不对的。如果坚持“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那么这些宝物都不能留。夜光之璧、犀象之器、郑卫之女、骏良駃騠、江南金锡、西蜀丹青、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也都不能用。秦王如果不能放弃，那就不应该逐客。用事实来推论，“一切逐客”显然不能成立。
这里罗列了大量珍宝，在写法上带有汉赋铺陈的特点，目的在于打动秦王的珍惜之情。接着又用物和人作对比，“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这些话说得极有分寸，逐客要看情况，要分清可否曲直，不能“一切逐客”。这表明他不是反对逐客，而是反对“一切逐客”，紧紧抓住反驳的中心，无懈可击。他也不是为自己着想，而是为帝王的大业考虑。把重物轻人，与帝业联系起来看，不利于统一海内，这又足以打动秦王的称霸之心，正中下怀，一拍即合。
最后，从利害两方面，作了对比。“太〔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任用客卿，能够使秦强大；“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不利于秦，等于是把武器给了敌人，把粮食送给强盗。利害分明，勿庸置疑。正在为统一中国操心，想成就帝业的秦始皇，别无选择，只有采纳李斯的意见。果然如此，秦王取消了逐客令。
这篇议论文章的内容，实际上涉及到如何对待人才的问题，是采取开放的态度，还是采取封闭的态度，因而在今天仍然有着明显的现实意义。在写作上，作者选择了对方的逻辑错误，列举大量事实，用例证、反证、对比、类比等方法，从不同的角度，紧紧抓住中心，对“一切逐客”作了反驳。汉赋铺陈的写法，修辞的对偶、排比、比喻、反诘，又使议论增添了气势和文采，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堪称典范。
（邱崇丙）
佚名
《礼记》，戴圣编。圣，戴德侄，字次君，梁（今河南商丘）人。德，世称大戴，圣，世称小戴。故圣所传《礼记》又称《小戴礼》（亦称《小戴记》、《小戴礼记》）凡四十九篇。东汉郑玄为之注，唐孔颖达为之疏，即《礼记注疏》，为现在的通行版本。《礼记》一书多取材于周秦古书，系秦汉以前典章制度，儒家礼仪有关资料的汇录，初无定本，一种意见认为乃附会小戴之名而行。通行本有郑注孔疏本，宋卫浞、清杭世骏等注本。
大同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则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敌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鉴赏”
此文选自《礼记》礼运篇。
孔子在参与鲁君年终的祭祀之后，发了一通感慨。他谈到大同时代与小康时代，这两个时代他都没有赶上，但很向往。所谓大同，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这个时代，选用贤能的人，人们互相信任友好，男女老幼，各得其所，不幸者得到照顾。财富多得不用收藏，力气就怕没有地方出。没有阴谋盗贼，敞开大门，不用关上。孔子（或儒者）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不满意，遂产生复古思想。这是对古代原始公有制社会的一种美好想像，实际上那时的生产力很低。
所谓小康，即“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也就是私有制形成以后。在这个时代，人们都只想到自己的利益，于是用各种制度、思想、方法来加以保护或防范。所以阴谋、战乱、纷争由此而起。在这种情况下，夏禹、商汤、周文王以及武王成王周公（三代之英），就是被选拔出来的优秀人物。他们以礼来治理社会，肯定对的，否定错的，提倡仁爱互让，让人民知道正常的社会秩序。如果不遵守，有权势的也要被罢免，众人均以此为祸。这就是孔子（或儒者）所设想的小康时代，即以礼治国的安定的私有制社会。孔子正是想以这种模式，用参政的方式，来改变当时的社会。
这些话是孔子（或儒者）的名言，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孙中山曾把“天下为公”写成横幅。文章对大同与小康，作了一些具体描述，对比鲜明，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代社会，特别是私有制的产生。
（邱崇丙）
大学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鉴赏”
此文选自《礼记》大学篇，节录其首章。
大学，即大学问，指政治道德方面的学问。首章是文章的主旨，略去的以下各章是对首章主旨的进一步阐发。主旨就是儒家的人生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文章认为，大学的道理，就在于发扬光明的道德，对人民亲爱，使治理达到最完善的境地。这是总纲。知道了这一目标，才能有坚定的志向、平静的心情、深刻的思考，才能有心得。事物有本末、终始，要分清先后，起始就在于“格物”。文章用“欲……者，先……”句式，由大到小，层层深入，由天下说到国、家、身、心、意、知，归结为“致知在格物”。然后反过来，用“……而后……”句式，由小到大，层层演绎，再由物说到知、意、心、身、家、国，归结为“国治而后天下平”。在这一“大学”的各个环节中，其中心是“修身”。因为在修身之前，是获取知识；修身之后，是发挥才能。所以不论何人，从天子到老百姓，都要以修身为根本。基础不好，其他也不可能好。看重枝节，忽略根本，那是不可能有好结果的。儒家这一套人生哲学，就是要把自己培养成封建时代的清官，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已经想得很全面了。其中重视自身的修养，仍然是宝贵的经验。
（邱崇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