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秦策》中有云：“计听知复逆者，惟王可也……计失而听过，能有国者寡也。”
意思是说，善于听取意见，决定计谋，预知未来事变的人，即使称王于天下，也是可以做到的。遇事要反复考虑，反复琢磨，深思熟虑，就很少产生错误。
这句名言，批评了楚怀王贪图便宜、偏听偏信、拒纳谏言、本末倒置而给楚国造成严重灾难的错误，强调善于听取正确意见和反复思考对治国安邦的重要意义，认为它不仅关系到治国的成败得失，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
君王要善于洞察秋毫、明辨真伪。“明知千里之外，隐微之中，是谓洞天下奸，莫不暗变更。”君王要是能洞察一切，天下的奸邪之徒就只有暗中停止自己的胡作非为了。而要做到明察秋毫，需要“长目”、“飞耳”、“树明”，就是用天下人的“长目”、“飞耳”、“树明”去察及千里之外的事物。康熙做人即是这样做的，他虚心待人，广开耳目，励精图治，把务实的做人精神作为第一等要事。
《三国演义》描述赤壁之战的始末，当时曹操有数十万大军，进击江东，必然所向无敌。然而孙、刘联军之所以能火烧曹营，以相当少的兵力战胜曹操大军，主要因素之一就是诸葛亮借得东风之便，掌握了天时。由此可见天时的重要。
但是用兵作战，也不能全靠天时。《孙子·形篇》说：“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奚谷者，形也。”如果占据有利的地势，在很高的山谷中蓄满大水，然后骤然开启水闸，使得大水奔腾而下，那么在下的敌军必然溃散。此时任何有利于敌军的天时，都派不上用场了。可见天时不如地利。
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崤山与函谷关为天然屏障，真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以黄河为护城河，即使是千骑也难以飞渡了。有如此山川，其国防应是固若金汤了，其政权应是足以传之千秋了。然而秦始皇不施仁义，荒淫残暴，旋踵之间，“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等到戍卒大呼，揭竿而起，函谷关不久就沦陷了。楚人放了一把火，可怜阿房宫就变成了一片焦土！）汉朝取秦而代之，由此可见地利不如人和。
南怀瑾先生还对如何拥有人和的绝对优势做出了明确的解释：孟子昭示那些有国有家者：“得道者多助”，“施仁政于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为政者要一心一意把民众照顾好，只要有一个人流离失所，为政者都要惭愧自责，内疚不已。像这样爱民如子，饥溺是拯，还会不得人心吗？还会没有人和吗？实行仁政，就是“得道”，“得道者多助”，而成“仁者”。因此，孟子说：“仁者无敌”，“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康熙帝曾意味深长地说：臣下们是好是坏、是善是恶，朕居深宫之中，为什么能够知道呢？因为我经常巡行各地，凡是所过地方，一定要访问老百姓，所以朕都知道。朕想开风闻言事的成例，科道官以风闻（传说）题参汇报，即可考察地方官们，贤者留之，不贤者去之，如此贪污暴虐之官就可以收敛一些，循良之官就会更加尽职尽责，于民生吏治大有好处。嗣后各省督抚、将军、提镇以下，教官、典史、千把总以上官员，是好是坏，如有关系到民生方面，准许科道官以风闻入奏。倘有怀私怨，互相勾结，受人之托者，国法自在。命满汉言官知之。
这是一条广开言路的渠道。所谓风闻言事，即是将未经证实的情况或传言，上报给皇帝，作为考察官吏的参考，便于监督地方的大贪大奸之徒。
康熙为广开言路，勤于政事，经常接见上自朝廷、下至地方的大小官员，下指示，征求意见，了解各方面情况，真正做到明目达聪。康熙晚年不无感慨地对大学士说：往代之君，不接见群臣，臣下之意，无由上达，何以为政啊？可见要做明白人必须让自己多方接受信息，开阔思路，以实为本。
领导者的本事再大，他的知识、经验、能力、精力都是有限的，真正“什么都懂”、“什么都能”的人是不存在的。因此，凡是高明的领导者，无不把下属的参谋作用放在重要位置上，注意让他们充分发表意见。
南怀瑾先生说：“天纵睿知的人，决不轻用自己的知能来处理天下大事。再明显地说，必须集思广益，博采众议，然后有所取裁。所谓知者恰如不知者相似，才能领导多方，完成大业。”
国学话谋略
孟子说：“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比不上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比不上作战中的人心所向、内部团结。”
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对国家、对集团、对个人都有其永恒的真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