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帝认为他分析得很对，就希望他能拿出一个计策来。袁盎让景帝屏退左右，晁错在！但袁盎不可能让晁错在，仍旧要求景帝屏退左右。然后把他对时势的分析与晁错的恩怨交织在一起，传递给了景帝。
晁错在退避到东厢房的时候，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始终想要将其置于死地的袁盎正在欲把他置于死地。而且，是一击必中。
袁盎说：“吴楚两国在起兵前曾互相通信，谈到高皇帝封子弟为王，每人都有封地，而今贼臣晁错擅自贬斥诸侯，削夺诸侯土地，所以起兵造反，想向西进军诛杀晁错，恢复原有封地才作罢。当今的对策只有把晁错杀了，派出使者赦免吴楚七国之罪，恢复他们原有的封地，那么兵不血刃而七国自会退去。”
景帝陷入了沉思，这种方法是否有效先放在一边，单就杀晁错这一事情上，景帝就很不好意思动手。晁错跟随他多年，与他已经不仅仅是君臣之交。晁错的才干与能力即使不能成为上等，也是中上。帝国这个时候需要这样的人，然而，皇帝的宝座永远都是第一位的，他最终还是吐出了下面的话：“不知他们是否有诚意？我是不会因为爱一个人而得罪天下人的。”
袁盎没有说吴楚是否有诚意，其实，这个时候的他最大的想法就是除掉晁错。至于杀掉晁错后，吴楚是否会退兵，他没有太大的把握。所以，他给景帝的回答是：“这只是我的意见，请皇上深思。”
景帝在深思良久后，任命了袁盎为太常，让他秘密收拾行装准备前往吴王处。晁错就在这件事情的十几天后被处死。
一切事情看上去都是那么简单，君让臣死，臣就必须去死。然而，晁错的死却绝不是这样简单，他是被骗到大街上被皇帝杀死的。景帝没有见他，或许是愧疚而羞于见他，又或许是，所有的一切感情在君与臣之间都是淡如清水的。景帝不过是将这碗水泼出去而已。
景帝的阴狠毒辣，历史记载颇少。单就从他用棋盘打死吴王太子一事上就能看出，这是一个什么恶毒之事都可以做得出来的皇帝。他的阴狠毒辣之所以没有在帝国历史上成为一道帷幕，全在于他没有机会实施这种毒辣，全在于为尊者讳的传统隐藏了他的阴狠。
晁错之死如果不是他这种做事风格的明证，那至少也让我们明白了，帝王根本就不是常人，他们需要反复无常，为了自己的帝位，他们早已把自己训练成了反复无常的代名词。
二
晁错当初深研申、商法家之术，后又从一位高人学习《尚书》，其对《尚书》的精研在帝国历史上恐怕无人能及，从这一点而言，晁错应该是一位兼采儒法的文学之士。早在文帝时代，晁错就以才学见识受到皇帝的重视，并任命他为太子舍人、门大夫与太子家令。因其才智过人而深得时为太子的景帝的赏识，每每以“智囊”称之。后来，应文帝的召唤对策，以成绩优异而被提为中大夫。
或许就是在这个时期，晁错已经开始了他的政治主张，他曾多次上书文帝，建议削藩以及变更法令。但文帝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却也没有责怪他，甚至有时候很为他的奇才而感动。可是，晁错的屡屡上疏，却让很多大臣对其侧目，在整个大臣群体中，他几乎没有一个朋友，这和他“峭直刻深”的性格有一点关系，但真正让臣子们对其不怀好感的还是他屡屡所要求的变更法令。
大汉帝国并不是一个开创性的帝国，自高祖皇帝登极以来，帝国的诸多法令始终是效仿秦朝。直到吕后垂帘，才多有变更。然而，帝国的丞相们不敢于进取，不敢于将诸多法令付之实践。“萧规曹随”的故事无非是一种自慰，萧何所规定的法令无非是秦朝法令的一个小小的模样上的改变，曹参当初应对惠帝的那一席话也不过是为自己的无能而开脱。帝国初期，没有一位皇帝和一位大臣将祖宗时代就已存在的法令擅自修改。不是他们没有这种想法，而是他们的确没有这种能力。
晁错无疑是个另类，其性格上的勇于进取与对现实的穿透力让他对帝国的现状表示出了巨大的担心。但即使是这样一位勇猛的改革者，也丝毫没有在帝国行政上实施他的抱负，直到他死，帝国的大多数法令仍旧是高祖时代的那一套。
晁错无疑是聪明的，当他看到一系列法令变更步履维艰时，他绕开了这些烦琐的法令，并把自己拉到了一个制高点，以此来逐步地实现他的政治理想。
有时候，懂得转弯，懂得换一个角度来考虑与处理问题是一个人所以能成就大事的可靠保障。晁错无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文帝十三年早春二月，文帝亲自到郊外耕田植桑。“皇帝亲耕”是帝国的一种创见，是帝国为了发展经济，从而提倡农事而采用的一种仪式。这种仪式是庄重而又具备幽默感的。作为皇帝，要学习农人拿起锄头，在地上翻动几下，以表示今年丰收，同时鼓励人民勤事农桑。
如果刻意地将这一仪式归类，那么，它应该属于晁错的法家思想。法家之流认为，一个国家要巩固政权，必须要发展经济，因为没有巩固的经济作为基础，任何政权都是维持不住的，而作为以农业为主的汉帝国，发展经济就必须要重视农业生产。
晁错认同这种主张，但他同时又加上了一条：打击商业。
早在高祖时代，政府就采取了抑商政策。由于帝国是建立在废墟之上，经济凋敝，高祖皇帝曾颁布过法令，商人不得衣丝乘车，然后用重税加在这些商人身上。高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禁绝社会淫浮之气，劝民务农生产，节制社会消费，恢复经济活力。这一政策在帝国初建时，对于当时疲惫的社会经济生活，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修复作用。但当吕后垂帘，由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吕后废除了高祖时代的抑商政策，由此，许多商人的经济实力急剧膨胀。如果把一个帝国当成一个赢利机构来讲，那么它的商业模式就是平台模式，帝国只给你一个平台，制定规则，只要你到我这个平台中来，你就必须遵守我的规则，我让你赢利，你就赢利，我不让，你就不能赢利。
商人在这个平台上由开始的被规则所限到被规则所养，经济实力大增，逐渐冲击了帝国的赢利模式。要知道，帝国最基本的赢利模式是靠那些以农为生的农民，如果这些人在种地的过程中发现自己辛苦一年所得甚少，他们要么会改变自己的赢利模式，去经商；要么会离开这个平台，去造反。
晁错注意到了这种危机，他向帝国发出警告：“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的确，当时社会上的商人们以大量金钱，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当他们出门时，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其奢侈的生活在与广大农夫的“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比起来，无异于天上人间。
晁错一针见血地指出，商人与农夫之间的巨大社会差异和“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不公正社会状况，就是国家动乱的莫大隐患。而要改变这一社会积弊，就必须要推行“务民于农桑”的政策。也就是，让农夫们心甘情愿地在土地上劳作，并且让他们得到实惠。
让农夫得到实惠，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是有相当难度的。政府不可能让农民无偿地种帝国的土地，帝国财政的绝大部分的税收都来自于农夫。给农夫以经济利益既不划算更不现实。晁错由此提出了“贵粟”的主张。所谓“贵粟”，就是要动用经济和政治，特别是政治的手段造成一种社会风气，“使民以粟赏罚”。也就是说，要让百姓们不仅仅把粮食当成一种生活用品，而是要将其视为一种判断社会成员社会地位高低、荣辱的价值尺度。政府以所征粟物的多少，赋予百姓以相应的政治地位。如果一个人犯了很轻的罪，还可以用粟来“除罪”，也只能用粟。于是，粟物的社会价值自然就提高了。
晁错无疑是把粟物当成了一种特别物，这种特别物不但可以当作金钱来使用，还能起到金钱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如此一来，商人们就可以从农夫手中购得粮食以谋取相应的爵位，得以尊荣。农夫们自然可以由多生产粮食而发家，帝国则由于入粟增多而加强国力。
即使在今天，我们也知道粮食是天下最有用的东西，特别是作为以农业为基础的汉帝国，发展农业生产是治理国家最根本的事务。
表面上，晁错似乎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通过贵粟由此而导致了帝国的卖官。商人们在政府对其控制的前提下，完全可以通过金钱进入体制内，由此使得红顶商人在晁错时代多如牛毛。一项政策的实施，必将是有利有弊的。文帝所以能采纳晁错的建议，无非是因为他只看到了利的一面，而故意地忽视了弊的一方。
“贵粟”并非是长久之计，晁错恐怕也深深懂得。但改革者的眼光即使辽远深邃，却不得不从眼前做起。为了把广大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卖官的弊端完全可以忽略不见。很多时候，很多时代，都有这种政策的出现。当政者或者是建议者并非不知道它有弊端，然而，为了解决眼前的矛盾，只能避重就轻，只能饮鸩止渴。
现实是，自实行了“贵粟”政策后，帝国的府库一时变得丰裕起来，向百姓征收的赋税也大大减轻。景帝初期，朝廷国库之内的粮食充溢露积于外，乃至腐败不可食。所输入边境的食粮足够边民食用五年以上，而各郡县所储备的粮食也足可支用一年以上。米价由高祖初年的每石五千钱降至数十钱。社会上出现了“五谷斗熟百姓足，仓廪实、蓄积有余”的升平景象。
这种坚实的社会物质基础自然为后来武帝向匈奴开战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但提供这一社会物质基础的晁错居然会身首异处。
回过头来，当我们对晁错的这一伟大见解表示出惊叹之余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高估了晁错。晁错的重农思想并非是他的首创，他只不过是在细节上做了某些更改而已。中国的重农思想最早是由东周时期的李悝提出的，在经历了商鞅的农战思想和管仲的农本思想，然后经过荀况的思想总结，才最终成型。
重农思想认为，首先农业是人们的衣食之源。农业是富国的根本，强兵的基础，是政府财政收入的源泉；其次，重农思想认为应建立一家一户的封建生产方式。因为这种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可以提高劳动生产者的积极性。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重农思想认为，农业和工商业应该是对立的，有你没我，有我没你。
仅以晁错的重农思想为例，他过多地强调了重农思想的第三点。也就是要在重农的同时抑制商业。大汉帝国的商业史事实上还非常短暂，但它已经具备了商业的特点：利润过高，有利可图。在汉帝国，晁错提出那份建议的时候，商业的发展已经进入畸形状态，所谓畸形状态，就是商业的发展已经以损伤其他行业为代价了，它对农业利润和农民利益的盘剥已不可低估。种粮食的不如卖粮食的，一旦这种情况出现，农夫的积极性就会大打折扣，于是，在晁错时代，大量农民弃农务工经商，使大片土地荒芜、减产，部分地区的情况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晁错敏锐地感觉到，长此下去将会导致一些农业产品的价格上涨，原因是农产品不够丰富而且流通环节过多，使产品在流通中价格猛翻，其所带来的后果将导致国家的不稳定。
事实上，无论是晁错，还是后来的许多经济学者，都提出过重农抑商的建议。但真正落实却是难上加难。该“重”的未真正重视起来，该“抑”的也没完全抑制下去。究其原因，晁错分析得可谓透彻之极。农业生产的利润增长总是很缓慢的，而商业以其丰厚的利润和灵活的经营方式，总是很活跃。二者之间的发展和竞争根本就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事实上，即使到现在，也没有人可以拿出一个可以解决这件难题的方法。汉帝国政府在这方面虽然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却是用“卖官”——经济基础直接决定上层建筑——这种长远看来不可取的方法来解决的。
现在，站在晁错的立场上，他善于总揽大局，将重农抑商提到迫切需要解决的帝国政治的层面上来。但当我们换一个视角，从天下百姓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又该是什么样的呢？
汉帝国的百姓不曾受到任何思想的感染与熏陶，即使在帝国建立近50年的时候，汉帝国也始终没有一种思想可以主导人们的生活与思想。
帝国政府是百姓思想的引导者，在初期，高祖皇帝的一切从俭和吕后时期的鼓励商业，人们始终没有自己的判断，他们只能跟着帝国的大方向前进。其实，汉帝国的初期，始终没有一个知识分子站出来，用一种近乎圣人的口气教授百姓该怎么看待帝国的一切政治经济行为。这个时候，董仲舒还默默无闻，法家思想的余波渐渐褪去，一批所谓的道家的执政者只是在身体力行着道家思想，没有人通过知识与思想向天下百姓传递这个帝国的意识形态。
也就是说，独立的思想者在汉帝国初年是不存在的。百姓需要一种引导，可帝国初年的执政者们没有满足百姓的这一需求。即使是许多大商人骄奢淫欲，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如陈胜那样站出来大喊一声有种无种的宣言。
汉帝国的初期，百姓是无力的，至少在思想上，他们无法认识到自己完全可以通过造反这种方式来对社会不公平现象进行反击。然而，帝国的群众却始终没有进行抗击。汉帝国初期的群众就是在帝国的摆布下，走着他们的路。如果不是晁错，很多人仍旧处在贫困线以下，如果不是晁错，他们的未来实在堪忧。
这也正是帝国百姓的悲哀，他们所有的权利包括生存的权利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如果政府不能拿出有效的措施保住他们那点微弱的权利，等待他们的就只有死亡。
幸好有晁错，也幸好，帝国的思想建设远远滞后，所以才有了帝国初年的那种稳定，几乎是如一面镜子一样的平静。
但晁错的命运自从与帝国的前途交织在一起后，他就不可能平静了。
三
晁错死于政治。
吴王在向长安发难的初始阶段，势如破竹。景帝深为忧虑，让晁错来想一个万全之策可以阻挡七国向长安的推进。晁错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一条看似很合理却不合情的建议。他希望景帝能御驾亲征。在汉帝国，皇帝御驾亲征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高祖皇帝在建立帝国后，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亲征上。这种身体力行不能不对后世帝王有所感动，但自高祖而后，惠帝、吕后与文帝都没有这样的机会。当时帝国的最大祸患是匈奴，而不与匈奴发生武装冲突是基本国策。但不管怎么说，如果帝国真的发生危险，皇帝御驾亲征符合国情。景帝当时也考虑到，七国之乱非是小乱，必要的时候到战场上激励士气应该是作为皇帝的一种本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