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在前面两个基本问题之后，现在到了由快速救济发展所带来的最艰难的问题。首先是增长的不平等：中国社会内部的不平等；沿海城市与内地省份之间的不平等以及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发展势必带有“不同的增长速度”：让少数人先富起来。邓从一开始就看到了这个矛盾差异，并且认可其存在。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不平等性属于一种新的经验感受。几千年来，他们生活在一个平等主义的农业社会里：在广大民众之上的只有极少数的政府领导上层，也就是皇帝和他的两万大臣以及地方那些由念过书的先生们、占有土地的地主们以及商人们所构成的中层。在毛的时代，绝对的平均主义盛行。随着邓的市场改革，中国社会以迅猛异常的速度开始分化。至今为止已经出现了一个相对于整个人口来说作为极少数的百万富翁，在他们的车库里停放着奔驰600和红色法拉利。有一个大约包括3亿人的中上层和那些进出于咖啡馆、迪斯科舞厅的城市公子哥儿们群体，同时也有一个包括大约3亿人口的社会最底层，一个至今为止还没有被经济增长真正顾及到的阶层，其中包括那些从国有企业下岗的工人，以及改革中的没有受益者。另一方面也得承认，在克服绝对贫困方面，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确实取得了胜利，这是不可抹煞的事实。
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也使大陆各省份之间的发展出现了分化。在过去二十余年的发展中，那些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沿海省份远比内地诸省要快，况且它们原有的基础就高一些。故此，西方的一些观察家们就夸大这种分化，并预言中国会分裂。要知道，内地的不少地区在增长率上还是相当高的，它们从总体上也在前进。政府现在所采取的措施，也就是通过基础设施以及教育投资把经济增长率向中部和西部推进的政策，将会控制这个东西差异问题。在经济发展快的沿海省份，没有人想着从大陆中国政体中分离出去。对于他们来说，内地省份不仅仅是销售市场和廉价劳动力的储存地，更重要的是千年来的这种国家统一的观念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
而更为危险的问题是城乡之间发展的分化。按照官方统计，1985年时，农村人口平均年收入只有城市人均可实际支配收入的54％，而到了2000年，这种比例下降到36％。在收入发展方面，农民没有办法做到同步，这就造成了一个增长的苦果。
道德的空白地带：这是一个由于发展的速度所带来的问题。它对人们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它把人们拉出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但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却不能提供取代这些传统的新的价值观。一种精神的空白迅速形成。许多人除了对钱的渴望以外别无所求。党组织试图用爱国主义以及对中国儒家历史的自豪感来填充这种空白。许多人返归教会门下，佛教、道教、基督教和其他教派，甚至法轮功经历了它们的大规模扩张时期。
精神的空虚也就意味着一种道德的空虚。城市里刑事犯罪骤增。城市人把这归之于农村流动工的罪责。这些属于一种新的现象。几千年来，人们生活在他们出生的村庄的范围内，现在这种固定的规则被取消了，1.5～2个亿的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城市，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看到了环绕在自己周围的纸醉金迷。这一切造就了刑事犯罪的土壤。
贪污腐化：对于政治稳定来说，党政干部中所蔓延的贪污腐化是最危险的因素。它可是引发其他问题的导火索。在中国长期的帝制历史上，它总是不断地重复发生，而且在今天的环境下，它有可能重新发生。这就是江泽民和朱熔基何以严厉打击贪污腐化，不惜对高级干部动以死刑的缘故。
危及稳定的因素在增长
在这些社会问题的压力下，农村的不稳定在令人担忧的增长。在城市，尤其是在东北和四川，老工业基地不断出现工人抗议活动。绝大部分的抗议活动都是以“上诉”的方式进行，他们聚集在市府门前，并持着类似于这样的牌子：照发工资、退休金；恢复工作；惩处贪污腐败的管理人员或者政府依法办事。市长常常对请愿者尽力好言相劝，让他们回家，并允诺，他将着手解决他们的问题，安慰他们，也就是允诺拖欠的工资和退休金照发。
但是有时也发生暴力冲突。2000年2月，在距离北京400公里的一座东北煤矿城，两万名工人与警察持续了三天的马路冲突。工人不满的不仅仅是失却了工作位置，更重要的是不满高层管理人员在企业关闭前，把那些有价值的部分都转给了他们的亲朋好友。一位还在这家企业余留部分工作的工人对西方记者说：“我们矿工自从参加革命以来一直为共产党和中国干，可现在矿山的一部分突然私有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