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所料，到馆后最初的那种感受是刻骨铭心的，环境是如此陌生，工作是如此生疏和困难。虽然馆领导和同志们对我非常热情，非常关心，但我仍然不知所措，感到很不适应。当时馆内人手非常紧缺，我准备接替的戚名琮同志是位英语好、经验丰富的同志，已在馆工作近8年，即将回国前夕不巧患病住院。我这个“接班人”就懵然提前上阵，一下傻了眼。
我的分工是在办公室搞礼宾，对外称馆长“私人秘书”，负责联络和处理一般性的对外事务。头一天上班连续接听了七八个电话，有求见馆领导的，有谈房屋维修的，有发牢骚说我们的车辆停的地方影响了人家出行的，有说我们的人员看病欠账的，等等。我听得头脑发胀，竟然没有一件事能完完整整、准确无误地搞明白。一个英语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竟落得如此狼狈，似乎不可思议，但这是真的。
事实上，困难还不止这些，压力还在后头。领导让我外出联系事务，多半是送请柬、送信件、发资料，或看望友人等。大凡复杂、敏感的事项多由领导亲自前往或派高级外交官办理。要我办的事固然简单，但现场可能碰到的情况是无法预料的，怎么应对就是个问题。我一点经验也没有，简单的事务到我手上就不那么简单。出国前部里上培训课时总讲“外事无小事”，这话在我身上真的应验了。
我所接触的人士中，不少都是名声显赫的人物，有的是中国的老朋友，如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逊、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著名哲学家罗素、“二战”名将蒙哥马利元帅等，人家并不因为我是普通外交人员而冷落我、敷衍我，而是把我看做中国使馆的代表，以礼相待，甚至很乐意同我交谈，问长问短，如问中国领导人最近有什么重要活动、中国有什么新变化，等等。他们也谈及自己的一些往事和与中国的交往，海阔天空，无所不及。
记得有次去罗素办公室办事，当时我想他根本不会亲自见我这个小人物。他年事已高，通常不会客，除非是要客和至亲好友。那天他正好在其事务所，听说中国使馆来了个人，一定要见，他的助手很感吃惊，因为这是老头一反常态，少有的破例啊！见面后，他让助手为我沏了杯中国茶，开始聊了起来，他问我姓啥名谁，在代办处做什么工作，我一一作答。当时我的状态还算可以，头脑不糊涂，灵机一动，不失时机地转达代办处领导对他的问候，这句外交场合的礼貌话是不能少的。罗素老人表示感谢，接着问我是否读过他写的《心的分析》、《对意义和真理的探究》、《人类的知识--其范围和界限》等著作。他还谈到1920年到北京等地讲学的情景以及因反战两次入狱的遭遇等。对他的讲述我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因为实在是知之甚少，没有资格评说。为了不过分失礼，我把学来不久的外交辞令派上用场。我说：罗素先生的声望和学术成就令人钦佩。你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我们敬重你。从其会心的微笑中看出他对我们之间的简短交谈是满意的。
还有一次，我奉派到医院看望病后休养的蒙哥马利元帅。我把鲜花放下，转达领导的慰问后即想告辞，但他老人家执意要留我多待几分钟。我拉了一把椅子在他的病床旁坐下，他问我：“你知道我为什么被封为‘阿拉曼子爵’吗？”他看我回答有点迟疑，即自言自语介绍说：“‘二战’开始时，我率第三师到法国作战，1942年指挥北非第八军，在阿拉曼击败隆美尔的德意军队，因有战功，就在1946年给我封了这个爵位。”他说完就哈哈笑起来。接着他同我谈起1958年离职后对中国的两次访问，特别是他同毛泽东主席的谈话。我表示：我们这辈人对“二战”反法西斯的杰出人物是敬重和仰慕的，你在中国很有名，我在大学读书时曾在报刊上看到毛泽东主席与你会见时的照片，今天承蒙你会见，感到很荣幸。
李约瑟博士是《中国科技史》一书的作者，一个外国学者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竟有如此精深的研究，实属难能可贵。我与博士见过两次面，在场的还有他的学术合作伙伴鲁桂珍博士。由于我对李博士的著作了解甚少，无法进行深入交流。约翰逊教长是西方宗教界为数不多的有政治眼光的人，他和他的夫人访华回国后写的书，以其生动、通俗的语言介绍新中国的发展变化，成为当时西方人了解中国难得的读物之一。两位老人渴望了解中国的最新情况，而我给他们通报的信息，既说不上详，也谈不上新。
我的这些不尽如人意的表现在自己内心留下深深的遗憾。这使我感到，从大学生到走上工作岗位的角色转换必有一番艰难的过程，不论什么工作都是这样。转换顺利与否，关键看对自己是否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正确评价，头脑是否清醒，是否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大学的教育给我们打下认识客观世界的基础，尽管这个基础还不可能厚实，但它的价值在于给我们提供了进入人类智慧殿堂的契机和条件。志向加勤奋才是成就事业的根本。有志向但没有勤奋的支撑，志向是空的，就不可能掌握开启智慧殿堂大门的钥匙。
我参加工作初期经历的这些尴尬、窘迫和压力，主要源于阅历的局限、知识面的狭窄、文化底蕴的浅薄和经验的不足。硬着头皮仓促上阵，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是必然的结果。与名人对话状态的不对称、不协调仅仅是不适
应的一个方面，实际上差距反映在许多方面。
但是，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我没有选择气馁和退却，而是从头做起、迎难而上，把困难当做社会给我开出的学习题目，下决心花比别人多出数倍的时间去学习、去弥补。缺什么，学什么、补什么。
但怎么学和补呢？我的办法是从实际出发确定重点。当时的实际就是尽快熟悉英国的情况，熟悉自己的工作，不好高骛远，首先选读包括上述各位人士在内的英国政要和名人的传记，从中了解英国的历史、政治和人文状态。尽可能多读英文原文，如有中文译文，也找出来对照阅读。经过一段时间的苦读，居然渐显其效，日进有功，脑子里的知识积累多了，思路开阔了，谈话的资源丰富了，自信心也随之增强了，在我面前展现的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好境界。
1969年底我在代办处的任期结束时，回望在英伦三岛6年半的时光，可以说感慨无数，但要问我最突出的感受或心得体会是什么，我的回答就是一句话：脚踏实地走好第一步、走好每一步，成功的选择在于自己。
立志加勤奋--成才之道
数日前，我应约参加一个座谈会。与会者多为年轻人，是专门交流学习心得体会的，请了我等数位年长者与会，传授学习的要道和成长的感悟。在场的年轻朋友，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成功者，讲到他们的先天条件并不好，但懂得“笨鸟先飞”，勤勉刻苦成就了一番事业；第二种是好高骛远者，这些人的想法多半不切实际，急于求成的心态相当明显；第三种是自暴自弃者，共有的毛病是缺乏自信，经不起失败和挫折。
座谈之后我仍在想，为什么有的人事业有成，而有的人却做不到。原因看来是多方面的，这里有自身是否努力，也有客观条件是否具备，是否有好的机遇。有了机遇，还要看你能否把握得住，利用得好。然而，说到底，立志加勤奋才是成才之道的根本，这是成千上万成功人士的经验所证明了的。成才的轨迹因人而异，但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我想从我比较熟悉的例子讲起。
画家王林旭
1959年出生的王林旭是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委员，本职是画家，以画墨竹成名。他画的竹子已成为中外艺术交流的一个符号，国家领导人多次用他的画作赠送国际友人。1995年联合国成立50周年时，他赠送巨作《和平万年》。该画长12米、高1.5米，画有50棵墨竹。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加利接受赠画时说：这幅恢宏的作品立意高远，生动体现了联合国的和平宗旨，王先生是位“和平使者”。
但人们很少知道，就在这位“和平使者”的背后，却有一段充满艰辛的成才之路。家在山东平度的他，幼年时家境非常贫寒，但这个6岁的孩童竟然对画画着迷。他说，他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是自己的奶奶，老人家每天教他用削好的竹尖蘸着烧火的木棍和油灯燃留的烟灰在砖地上画出一条条稚嫩的线条。“文革”时，他偷偷捡回破“四旧”扔弃的旧书画，关在小屋里临摹上面的人物。乡里县里大凡举办展览，他总是每场必去，一坐就是一整天，专心临摹展览的画作。在乡里上中学时，他立志一生以画为业，发誓“不当画家就去当和尚”。为了拜师学画，他经常步行60多里的崎岖山路到老师家求教。经过近三年的刻苦研习，他临摹、写生、素描的技艺有了明显的进步。
为了观察和掌握竹子生长的特点，他身背行囊，到江浙、湖广、川黔等地的竹林写生，晚上借宿老乡家，或在车站、码头将就着睡觉，过起“流浪汉”生活。他用给街上的过客画像和刻字赚得的微薄报酬，维持着艰苦的习画之旅。198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潍坊教育学院艺术系，接受严格而正规的绘画教育，毕业后回到老家平度，在电影公司画电影海报。日进有功的王林旭，在当地逐渐小有名气。1988年，山东人民出版社扶持出版了他的墨竹挂历。当时全国城市运动会正在济南举行，在此视察工作的李铁映国务委员发现了王林旭的画作，让他为北京亚运会作画义卖，为筹集资金贡献一份力量。他积极响应，把19幅挂历的原作和出版发行的5万册挂历稿费全部捐给了亚运会。与此同时，他还应外交部礼宾司之约，创作了大量礼品画，不取分文。为迎接北京奥运会，他创作了巨幅泉砂竹画《春光和韵图》，于2008年1月赠予北京奥组委。
我认识王林旭是在亚运会闭幕不久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的一次外事活动上。从外交部的同事那里得知这位31岁的年轻人为亚运会义务画画的事迹，对这位亚运会特殊的“志愿者”肃然起敬。自那时起，我与他交往甚多，建立了友谊。
现时的王林旭，虽社会活动繁忙，但仍笃信勤奋好学，潜心创作，悉心借鉴古今中外高人的艺术长处，绘画艺术不断有所创新。据我所知，他每天仍坚持8个小时的绘画，经常工作到凌晨3时。
在画界，王林旭还是一位善于通过绘画艺术播撒友谊、开展对外交流的民间“外交官”。在职业外交家会聚的政协外委会，王林旭是晚辈，但他有自知之明，虚心向大家求教，并用心思考如何通过自己的专长开展人民外
交。他在外事场合不亢不卑、谈吐不俗、表达得体，特别是碰到敏感问题时能做到头脑清楚、沉着应对。一个外交不是其本行的外委会成员能如此得心应手地对外交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比如，就在那次向联合国赠送画作《和平万年》时，他面对数百名记者发表即席感言。他说：“我是一名中国画家，创作《和平万年》历时一年半，从落笔到收笔，我的脑海始终萦怀着一句中国的古训--‘和为贵’。我的这幅画就是想表达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和平。世界需要和平，中国需要和平。和平是联合国的宗旨，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作为艺术家，有责任用自己的画笔或歌声，去描绘和平，去呼唤和平。”王林旭充满激情的感言，让在场的听众动容、赞叹。
还有一例。在美国的一次宴会上，出席者众多，有来自中国内地和港台的同胞，也有当地的美国人。突然有一男士跳出来，对正在当场表演作画的王林旭说：“王先生，我可以出10万美元买你的一幅墨竹，只要你肯在画上题写‘祝贺李登辉当选总统’，我们可当面成交。”王林旭一眼识破这不是个善碴儿，当即回应：“如果有人以同样的价码买你的命，你干不干？”那个气急败坏的“台独”分子自觉无趣，悻悻而逃。
王林旭的成才之道使我想起冰心老人的一段话：成功的花，人们只在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水，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作曲家吕远
我的好友、著名作曲家吕远同志曾同我谈到，常有音乐院校的同学问他是怎样走上音乐道路的，他总觉得很难回答，不是因为他成才的过程复杂微妙说不清楚，而是因为实在没有可说的情节，能告诉同学们的只有两个字：“志”与“勤”。人们从事什么职业，往往是很偶然的，是由于某种契机或机缘，有的人甚至是稀里糊涂进入某行某业。怎样走上某条道路、进入某一行并不重要，而一旦走上了这条道路，进入这一行，怎么去走、怎么去做才是重要的。
吕远同志1929年生于吉林的丹东。他与我有20多年的交情，虽都是吕姓，但不是兄弟，却胜似兄弟。我是先认识他的音乐作品，然后才认识他本人的。有一次他同我谈起想在2009年80岁时搞一个音乐会，对自己60年音乐创作生涯作一个回顾和总结，我认为这是件好事，当即表示支持。作为音乐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作为一名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人民艺术家，他几十年如一日，总是站在弘扬主旋律的前列，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好作品。《哪儿来我这么一个老货郎》、《克拉玛依之歌》、《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泉水叮咚响》、《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一个美丽的传说》、《牡丹之歌》、《我们的生活比蜜甜》、《八月十五月儿明》、《长江组曲--三峡豪情》等，都成了许多著名歌唱家的保留曲目，久唱不衰，久听不厌。他的作品之所以受欢迎，不仅仅是因其具有优美动听的旋律，还有重要的一条即歌曲表达的社会力量、民族精神和大众心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吕远还积极参与民间外交，用音乐做纽带，广交国际友人，祝福世界和平。他创作了《万里长城之歌》、《世界之爱》等十几首歌曲和歌剧《歌仙--小野小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他是业内为数不多的一位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的使者。
吕远虽年届高龄，但仍不知疲倦地奔波于各地。在人们眼里，他总是风风火火，忙碌不停。“永远想为时代做点什么”，让歌曲更好地服务社会、抒发人民心声与时代精神，是他一直在思考、追求和实践的主题。吕远今天的
成就是立志与勤奋的写照。他向我这样描述他的成才之道：“我常常觉得自己笨拙，不像有些人能一挥而就，那就笨鸟先飞，多挥十次就是了。人家逛街，我做习题，人家睡觉，我读书，人家慢慢品茶，我喝杯凉水就走，人家走，我跑，总能找出许多时间来进行比别人多几倍的劳动。”吕远同志多年来养成一个习惯，就是睡眠时间很少。他说，这都是笨鸟先飞的生活方式。自己深知无才，唯勤奋而已，所以烟酒茶一概戒除，换区【脑神经】当做休息，以步代车当做锻炼。最近几年他经常讲，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有那么多鲜活的人物和事物需要用歌声来记录，一个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的音乐工作者总感到时间不够用，应在有生之年多做些对社会、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