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9月拉奥总理访华，两国签署了保持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和平与安宁等协定。1994年7月钱其琛副总理访印时对拉奥表示：“双方应共同努力实施已签协定，使两国边境地区变成人民友好往来和边境贸易活跃的地方，为边界问题的解决创造相互信任的有利气氛。”拉奥表示同意。在这一年里，中印分别举行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40周年活动。两国共同举办这一重要活动，对巩固彼此关系的政治基础具有积极意义。1995年，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分别在纽约和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会议上与拉奥会晤，双方对两国关系取得的新成果表示满意。拉奥重申印度在人权和台湾问题上对中国的支持，并表示他高兴地看到边界问题会谈取得进展，近距离对峙局面得到缓解，两国经贸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
在此背景下，国家主席江泽民1996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印建交以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印度，意义重大。双方确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从而奠定了中印友好的坚实基础。
江泽民主席同印度总理高达等领导人会谈、会见时表示：中国珍视同印度人民的传统友谊，同印度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是我们的既定方针。中印之间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两国之间广泛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存在的分歧。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互不构成对对方的威胁，我们真诚希望与印度长期和平共处、睦邻友好、互惠合作、互助发展。
印度领导人表示：印中两国都致力于本国经济和社会的建设，都希望保持和平的周边环境，相信江主席的访问有助于实现两国建立起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的共识。高达还特别表示：我们很高兴看到印中边境地区保持着和平与安宁，希望双方继续努力，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边界问题的办法，使我们的边界最终成为一条友好、互利的纽带。
在江泽民主席和高达总理共同出席的签字仪式上，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同古杰拉尔外长签署了《中印两国政府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以及《中印两国政府关于印度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保留总领事馆的协定》等合作文件。
江泽民主席访印有力地推动了中印在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框架下开展全面务实合作，特别是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为进一步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提供了保障。
江泽民主席访印开启了中印关系发展的新航程，各领域的合作全面开展。人们发现，双方高层互访和部门间磋商的频率加快，使改善关系进程中需要协调的事项和出现的一些问题能够及时得到沟通和解决。
新世纪头10年频繁的高层互访
2001年初，李鹏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身份访印，加强了两国立法机构的关系，使议会交往成为中印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巩固了两国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2002年初，朱镕基以总理身份访印，双方再次确认中印互不构成威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两国关系的基础，并就进一步拓展经贸合作达成广泛共识。2003年，胡锦涛主席与印度总理瓦杰帕伊三次会晤，温家宝总理也与瓦杰帕伊两次会见，特别是瓦杰帕伊6月访华时，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再次确认发展长期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型关系。印方重申了反对“藏独”的一贯立场。双方还决定任命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角度出发，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此后的数年，中印边界特别代表多次会晤，外交和军事专家小组也多次开会。与此同时，两军之间的交往加强，互访团组增加。双方就国际和地区事务的磋商与合作富有成效，在人权等敏感问题上印度继续明确支持中国。这一切表明，中印政治往来活跃，对话渠道畅通，政治互信不断加深。
最近几年，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印关系扎实推进，取得了一系列新的重要进展，突出体现在：
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印，两国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明确了两国关系的战略定位。
2006年是“中印友好年”，11月，胡锦涛主席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两国确定深化战略合作的十项内容，通称“十项战略”，即确保双边关系全面发展、加强制度化联系和对话机制、巩固贸易和经济交往、拓展全面互利合作、通过防务合作逐步增进互信、寻求早日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促进跨边境联系与合作、促进科技领域合作、增进文化关系、培育民间交流、扩大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的合作。“十项战略”使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定位和内涵进一步充实和具体化。
2007年，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在国际会议上多次与印度总理辛格会晤。10月，印度执政的团结进步联盟主席、国大党主席、拉吉夫·甘地的遗孀索尼娅·甘地访华。
2008年1月，辛格总理访华，两国签署《中印关于二十一世纪的共同展望》。这份重要文件与“十项战略”一脉相承，从战略高度提出对国际形势和中印关系发展方向的看法，明确指出中印关系在21世纪具有重要的地区和全球影响，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建立公平、合理、平等、互利的国际体系，尊重各国人民的自主选择，不断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多边主义等一系列重要主张。文件再次强调实施“十项战略”的重要性，提出将
通过稳步增进国防领域联系，不断加强建立信任措施；继续坚定地致力于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包括边界问题在内的遗留分歧，以2005年4月共同达成的关于解决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为基础，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式，构建和平与友好的边界，为此，责成双方特别代表在该协定基础上尽早达成解决框架。
随着中印政治关系的改善，中印贸易迅速增长。2007年双边贸易额达386.5亿美元，同比增长56%，2008年1～6月，双边贸易额为290亿美元，同比增长70.3%，增幅居前十大贸易伙伴之首。中国是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印度是中国第八大贸易伙伴。辛格总理访华期间，两国宣布将2010年贸易目标由400亿美元提高至600亿美元。与此同时，双方已完成中印区域贸易安排联合可行性研究。中印经贸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的利益。
20年前拉吉夫·甘地访华至今的中印关系发展历程表明，20世纪50年代中印两国为创立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而今天，中印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弘扬五项原则的同时，正在以自己的行动实践这些原则，从长远的角度和战略的高度定位两国关系，推动各领域的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稳步发展。中印友好是当今两国关系的主流。
毋庸讳言，中印关系中也有隐忧。“中国威胁论”在印度仍有一定市场。因此，在两国关系发展进程中难免会有曲折，会有困难和干扰，但历史不会逆转，中印关系有望继续保持稳定发展的总趋势，其原因正如温家宝总理在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创立5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的，“中印两国和睦相处、友好合作，符合两国人民乃至地区和世界的根本利益”。
我与加拿大结缘--中加建交始末
在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可以说我与加拿大“结缘”最久。我最初是外交部主管加拿大事务的科员，后在驻加拿大使馆工作，回国后的业务范围仍包括加拿大。在国务院外办和全国人大工作期间，我数次陪国家领导人访加或接待加拿大贵宾，我自己也多次带团访加，与加拿大的联系始终没有中断。特别是在担任全国人大中加议会协会主席期间，我与加方协会举行定期会晤和互访，接触加拿大的机会就更加频繁了，在加拿大政界、商贸界、文化界、新闻界结交了不少朋友。
对这个幅员辽阔、多姿多彩的“枫叶之国”，我有一种自然、朴素的情怀。历历往事，是总也忘不掉的。
突接调令回京
1969年底，我结束在驻英国代办处的任期回国，稍作休整后即奉命赴外交部设在湖北钟祥的“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在干校大约半年多一点，我突然接到回京通知。在外交部干部司报到时我方知让我立即到欧美司上班，分管加拿大业务。
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外交部机构精简。欧美司建制很特别，顾名思义，既管欧洲又管美洲，实际上业务范围还要宽，包括现在的美大、拉美、西欧、国际、条法等多项业务，国际和条法只是两个组。此前，管加拿大的只有祝秋生同志一人。论年龄，他是我的兄长，论业务和学识，他是名副其实的加拿大事务专家，是我的老师，我来是给他当助手的。
当时我国与加拿大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正在举行的建交谈判已接近尾声，成功在望，外交部正在抓紧配备干部，组建司里的和使馆的工作班子。因为一旦建交，一整套工作必须跟上去。
中加建交引起震动
正如所料，1970年10月10日，长达21个月的谈判胜利结束，双方大使在建交公报上签字，10月13日两国同时发表建交公报。对中加双方来说，这的确是一件外交大事，非同寻常，在国际上也引起广泛关注和积极反响。作为加拿大邻国和盟友的美国，事先对加中建交谈判是知晓的，因为加拿大外长和驻美大使均向美国领导人和国务院作了通报，打了招呼，但招呼归招呼，建交公报正式发布时美方还是着实受到了震动。因为美方对这件事压根儿是不甘心的，至少认为加拿大没有与美国保持步调一致。加拿大不同于法国，对美国来说，加拿大不顾劝阻执意与中国建交，有些“离经叛道”，美国不受震动是不可能的。事情既已如此，美国只能面对现实。
加拿大是北美洲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也是继1964年中法建交之后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第一个有影响的西方国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加建交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大突破和重要成果，其意义正如首任驻加大使黄华同志所说，中加建交不仅为当时隔绝的中美之间增添了一个有效的交往渠道，同时也为后来众多西方国家同我国建交起到了推动作用，我国迎来了与外国的第三次建交高潮。
“冷板凳”变“热板凳”
中加建交使外交部一向比较冷清的美洲事务顿时热络起来。我们管加拿大工作的人过去一直坐“冷板凳”，现在“冷板凳”变“热板凳”了，可以“扬眉吐气”了。这当然是玩笑话，重要的是大家对这一重大成就感到非常兴奋，工作这么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有一种成就感。
中加宣布建交后我们的当务之急是筹备建馆，有几件事是必须先做的：一是派先遣组赴加，二是准备必要的外交文书，三是设计大使到任后的拜会活动，四是加方建馆人员到京后的接待。
我方以徐中夫临时代办为首的先遣人员1971年2月离京后，我们开始为黄华大使赴任作准备。黄华大使原本考虑早一点赴任，以便尽早开展工作，因中央决定他作为与周总理、叶帅组成的三人小组成员，参加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接待工作，赴任时间只好推延。基辛格7月12日结束访问离京后，黄华大使才得以集中精力进行赴任的准备。7月23日，他乘法航班机经巴黎赴加拿大。加拿大政府对黄华大使到任后的礼宾安排十分重视，一路绿灯。7月27日递交国书后，大使馆在临时馆址【一家旅馆】升起五星红旗，挂起国徽，开始对外正式办公。
北美洲同中国隔绝二十多年，人们渴望了解中国、希望尽早到中国参观访问的热情可想而知。每天到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办签证的人都排成长龙，来馆访谈的人也是络绎不绝。使馆初建，人手紧缺，馆员一人顶几个人用，非常忙碌，每个人都是超负荷工作。但是，当大家看到如此众多的外国友人和同胞带着友善、热情和向往的神情来馆，内心都感到格外高兴，忘记了劳累，使命感和荣誉感给大家带来工作的动力。
在我国驻加使馆开馆不久，加拿大驻华使馆也在北京开馆。临时代办弗雷泽先期抵京，时隔不久，首任大使柯林到任。柯林是一位职业外交官，出生在一个传教士家庭，童年在中国度过。几十年后居然代表加拿大出使中国，重返故地，这是他未曾想到的。我和我的同事在迎接他到来的那一刻，从其言谈和表情看出他发自内心的兴奋和感慨。他曾用“奇迹”和“梦”来形容他当时的感受。我们的任务是帮助他和他的同事尽快熟悉工作和生活环境。
柯林大使抵京后的第二天，正好是星期日，他在参赞弗雷泽和《环球邮报》驻京记者陪同下兴致勃勃地来到王府井大街参观和购物，巧遇也在逛街的我们夫妇和女儿。时值夏日，柯林想买一顶草帽，我带着他们到了盛锡福帽店，选购了一顶称心如意的帽子。加驻华使馆的这几位官员和驻京记者是我与加拿大结缘后的第一批朋友。
亲历建交初期的频繁互访
双方设馆后，各项工作全面铺开，人员往来开始活跃。加方在建交谈判中所关心的一些具体双边问题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加拿大是“贸易立国”，关心尽快打开中国市场。1971年，应中方外贸部邀请，加工商贸易部长佩潘访华，这是我参与接待的第一个加政府代表团。我方对这个代表团非常重视，周总理亲自会见，进行了长时间谈话，达成广泛共识。这次谈话向世界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即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
建交后不久，我方还着手解决加方原在南京的大使馆的财产和民生公司贷款等问题。为搞清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的原委，祝秋生同志和我奉领导的指派，专程分赴南京和武汉等地进行调查，尽可能找到仍健在的当事人，了解有关财产和设备的下落。由于我方准备充分，加方也很合作，通过友好协商，问题得到了合情合理的解决，加方悬在心头的几件事满意了结。事隔多年，当时经办这些案件的加驻华使馆政务参赞、法学家考皮松在温哥华同我见面时回忆说，当时双方既沿用国际上通用的一些做法，又充分考虑到实际情况，体现出互让互谅精神。加方也没有预料到问题会解决得那么顺利，中方的诚意和合作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