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虽然还有不少问题和障碍，但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我记得1992年1月31日李鹏总理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首脑会议时，在联合国总部与布什总统的会晤。双方的交谈是坦诚的，气氛是友好的。李鹏说，中国重视中美关系，希望这次会晤有助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中美之间有分歧，但共同利益是主要的。只要以中美关系大局为重，增加往来，平等协商，增进了解，共同努力，中美关系是能够改善和发展的。布什表示，这次会晤是重要的。美中关系回到正常的轨道符合双方的利益。谈到贝克国务卿在北京与中方达成的谅解时，李鹏重申中方将信守承诺。布什说，美方也如此，立场没有变化，信守双方协议，包括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地位问题。
日本不敢把事做绝
日本政府加入了西方阵营的对华制裁，停止两国部长级以上的高层往来和一些合作项目，限制日本人来华，推迟原定1989年秋季开始的第三批日元贷款的谈判，使两国关系处于停滞状态。但当我们仔细观察日本政府当时的对华态度时，发现日本并不想或不敢把事做绝。在那场政治风波后不久举行的国际会议上，日本两任外相【三冢博和中山太郎】均向中国外交部领导人表示，日本愿意维护与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中国发生的事情是中国的内政，日本无意干涉。日本对中国形势的稳定是充满信心的。
1989年9月中旬，日本著名政治家、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伊东正义率团访华，标志着陷于困难状态的中日关系出现松动。伊东是受海部俊树首相的委托而来的，他重申日中两国要在日中联合声明基础上不断发展友好关系的立场，中方对此给予高度评价。邓小平会见伊东时说，不管国际上有什么变化，也不管日本和中国国内有什么变化，中日友好不能变，也不会变。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是大家的愿望。
伊东访华后一周，日本政府宣布全面解除有关日本人访华的限制。此后的数月，以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斋藤英四郎为最高顾问、日本经济协会会长河合良一为团长的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和樱内义雄会长率领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代表团相继访华。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样高级别的经济代表团访华，没有政府的默许是不可能成行的。这意味着日本政府和经济界都不愿意中断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的中日经济、技术和贸易关系。我记得李鹏总理会见上述代表团时反复强调的一句话：希望日方为全面解除制裁、完全恢复正常交往迈出勇敢的一步。
日本率先恢复与中国正常往来
1989年底，中日双方在北京正式签署了该年度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金额为50亿日元的无偿援助协议。1990年，中日政治、经贸和文化科技交流均有不同程度的恢复。日本政府主要领导人对访日的中国国务委员邹家华、李铁映明确表示，日本无意按自己的价值观制定对华政策，日本政府将认真履行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此后不久，日本政府正式通知中方恢复第三批政府日元贷款的决定。接着，日本前副首相金丸信、前首相竹下登等重量级政要先后应邀访华，吴学谦副总理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日本明仁天皇的即位典礼。两国在多领域的互访和交流相继恢复。
1991年，中日关系在不断改善的基础上全面恢复正常。在两国多位内阁成员互访后，海部俊树首相于8月访华，这是中日关系恢复正常的重大标志性事件。海部在京表示，日中友好是日本外交的支柱，日方愿意扎扎实实加以推进。
欧共体与美国保持一致
中国政府平息政治风波后，欧共体的立场与美国是一致的，采取了一系列恶化双边关系、干涉中国内政的步骤，使双方的良好政治关系和互利的经济关系受到严重损害。对华制裁内容包括暂停双边高层接触，中止军事合作，冻结一批正在商谈中的合作项目等。所冻结的项目涉及科技、教育、财政、贸易、援助等领域。除少数西欧大国态度过激外，多数欧共体成员都不愿在制裁道路上走得太远，对欧共体的集体制裁措施有所取舍，他们更不愿与美国亦步亦趋。
经过数月的僵持，在日本率先恢复第三批对华日元贷款后，西欧国家也逐步恢复对华出口信贷保证、政府贷款、经济合作和科技交流。1990年10月，欧共体外长会议决定取消对华制裁措施，恢复同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正常关系。
欧洲中小国家态度克制
意大利、葡萄牙、希腊、奥地利等国在对华制裁问题上从一开始就比较谨慎。他们虽然原则上表示支持欧共体的集体行动，但表态相当克制。
以葡萄牙为例。在欧共体讨论对华制裁问题时，葡萄牙明确反对把澳门问题列入欧共体首脑会议的决议，同意中葡联合联络小组第五次会议如期举行。葡萄牙主要领导人相继表示，葡萄牙愿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不干涉中国内政，不会采取任何措施来孤立中国。葡中在澳门有共同利益，葡萄牙愿为澳门的稳定和发展作出最大的努力。1989年10月4日，澳门总督文礼治访华，这是平息风波后访华的第一位在任的西方??长级以上官员。文礼治向中方表示：葡萄牙政府将以负责任的态度，依照国际关系中互相尊重的原则来处理对华关系。
正是因为这些国家采取谨慎的态度，顾全对华关系的大局，才使它们同中国的关系免受明显损害。
乌云散去，艳阳高照
那场严重的政治风波后，我国内政外交确曾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面对困难，中国人民显示了“登山不愁险，涉海不畏深”的精神和气概。西方舆论压我们，企图迫使我们屈服。但中国没有示弱，不仅阵脚不乱，反而更加稳定，改革开放依然认真推进；经济不仅没有滑坡，反而持续增长。正如邓小平同志1990年初对来访的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所说，“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是不管用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也不怕制裁”。
西方国家宣布制裁时气壮如牛，不可一世，但他们很快发现中国人泰然处之，不受挑动。他们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纷纷同中国恢复高层往来，有些制裁措施甚至从未付诸实施过。
世界上一心想整中国的人确实有，但希望中国好起来的人毕竟是多数。希望中国好起来的人对当时的形势同我们一样焦虑，对中国遭受无端指责和打压愤然不平。他们坚信公理和正义，给予中国道义上的支持和声援。不管国际风云怎样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肯定会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走到底。这一基本事实使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真正认识了中国。在1989年下半年一次活动中李鹏同志对外宾讲，“乌云终归会飘散”。我们有理由拥有这样的自信。后来的事态发展应验了他的预言。
风景这边独好--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对外关系的重大突破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在西方国家宣布对华制裁，掀起反华浪潮的时候，广大发展中国家采取了与此截然不同的态度，纷纷以不同方式表达对中国政府平息政治风波、捍卫国家主权的理解和支持。尽管“那边电闪雷鸣，乌云翻滚”，而“这边风景独好”。
有人形容那是中国外交在艰难环境下取得丰收的时期，此话一点不错，突出表现在我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友谊经受了风险的考验，团结与合作进一步增强，特别是我国与周边各国的关系取得重要进展。我试从几个侧面勾勒那些曾使我们兴奋不已的外交成就。
对外关系的重大突破
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外交之所以使我们深刻铭记，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国对外关系在西方一片制裁声中取得重大突破。这些突破性事件均发生在亚洲。
中国同印尼复交、同韩国建交，可以说，这是中国外交突破具有代表性的两件大事。
同印尼复交
中、印尼两国关于复交问题的接触始于1989年2月钱其琛外长作为中国国家主席特使赴日本出席裕仁天皇葬礼的时候，钱外长同前来参加葬礼的印尼总统苏哈托就中、印尼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了会谈。在被人们称为“葬礼外交”的活动中，中、印尼高层会晤恐怕是最具实质内容的重大成果了。此次会谈，双方达成的“三点一致意见”为两国复交确立了原则，奠定了基础。这“三点一致意见”是：双方同意，进一步采取措施，实现关系正常化；两国关系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基础上；双方决定，通过驻联合国代表团就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商谈，必要时，两国外长举行会晤。
东京会晤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加快。此后不久虽发生北京政治风波，但复交进程未受大的影响。钱外长与印尼外长阿拉塔斯在短短4个月内在纽约先后两次会晤。中、印尼中断外交关系23年来，印尼方没有同台湾建立“外交关系”。双方就复交问题磋商时，印尼方一直强调其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中方本着“坚持原则，适当灵活”的方针，就复交的技术问题提出合情合理的建议，印尼方也采取务实和合作的态度。到1990年5月，涉及两国复交的全部技术性问题的谈判圆满结束。7月1日，印尼外长阿拉塔斯访华，这是两国中断外交关系以后，印尼外长首次访华。中方对此访高度重视。江泽民主席会见阿拉塔斯时说，笼罩在两国上空长达23年之久的乌云过去了，晴天已经来临。
阿拉塔斯在京期间，双方签署了复交公报，决定1990年8月8日恢复外交关系，并根据苏哈托总统关于把复交和高层访问结合起来进行的建议和他对李鹏总理的邀请，双方商定李鹏于8月6日至10日正式访问印尼。
8月6日是个喜庆和吉祥的日子，中国总理踏上了千岛之国的土地。我作为李鹏总理的随员，亲历了这一历史性时刻。这一时刻的意义在于它记录了中国政府首脑自1965年以来首次访问印尼。李鹏总理夫妇在阿拉塔斯外长夫妇陪同下由雅加达机场径赴位于市中心的独立宫，苏哈托总统夫妇、苏达莫诺副总统夫妇率众多印尼高官在此迎候。隆重、热烈的欢迎仪式堪称外交礼仪的经典。
苏哈托在8月7日举行的正式会谈开始时讲的几句话我至今印象深刻。他说，李鹏总理访问印尼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25年来，两国领导人没有交往，而在此期间，全球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两国都应该以向前看的态度来改善双边关系，不要给后代留下负担”。他还说，“我们向自己和世人证实，本着开诚布公的精神，通过直接的对话和朝着积极的目标，任何歧见都可以解决，任何伤疤都可以治愈”。
8月8日上午10时，庄严的独立宫见证了一个人们期盼已久的历史事件。李鹏总理和苏哈托总统在此出席两国政府关于恢复外交关系的谅解备忘录的签字仪式，钱其琛外长和阿拉塔斯外长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字。这一文件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印尼之间的外交关系从这一天起正式恢复。谅解备忘录说：印尼政府一贯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两国政府达成谅解，印尼和台湾只维持民间性质的经济和贸易关系。两国政府重申不承认本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的立场。居住在印尼的属于中国血统的人，凡已加入或取得印尼国籍的，均不再具有中国国籍。同时签署的还有两国政府贸易协定。上述两个文件的签署，标志着两国政治和经贸关系从此迈入友好合作的新阶段。
8日下午，李鹏会见印尼各界人士，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据我记忆，这是新中国成立至此次访问的1990年8月，中国领导人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现状，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最为完整的阐述，也是自邓小平同志1978年访问新加坡之后中国领导人就中国政府的国籍政策、华人华侨政策最为权威的表述。这一讲话和上述两个文件所述的内容被拥有庞大华人华侨人口群体的东南亚各国媒体广为报道，影响巨大。
同韩国建交
由于历史原因，中韩两国隔绝40多年。1989年，朝鲜半岛北南双方政治、军事对峙依旧，但僵持状态有所缓和，各类对话和人员往来增多。中国政府一贯真诚希望半岛局势缓和与稳定，主张通过对话和协商和平解决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中国同韩国虽无外交关系，但有经济贸易往来。特别是1990年韩国派出庞大代表团参加了北京举行的亚运会，此后不久双方又互设贸易代表处，人员往来增加，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多次出席在韩国举行的多边会议。
关于中韩建交进程，要从钱其琛外长1991年11月去汉城【今首尔】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并会见卢泰愚总统说起。会见时，卢泰愚表达了在其任期仅剩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实现韩中建交的愿望。但中韩建交涉及的因素较为特殊，正如钱其琛同志在他的《外交十记》一书中所说，中国要同韩国建交，难点并不在双边关系方面，而在于中朝关系，在于如何使朝鲜方面理解和接受中韩建交的现实。书中，钱其琛同志详细介绍了中央领导同志亲自与朝鲜主要领导人沟通的情况，包括李鹏总理访问朝鲜时做工作的情况。我参加了李鹏访朝时的会谈，对此也有所了解。
中韩建交的正式谈判始于1992年的5月，用了大约两个月时间。7月，钱外长受江总书记委托专程赴朝向金日成主席作了通报，金主席对中方立场表示理解。8月下旬，韩国外务部长官李相玉访华，两国外长于8月24日会谈，并签署建交联合公报。
中韩建交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朝鲜半岛形势的缓和与稳定，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欢迎和高度赞赏。两国宣布建交后一个月，韩国总统卢泰愚访华，两国政府签署涉及经济、投资、科技等多项重要协议，中韩关系从此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
说到中韩建交，有必要专门提及时任韩国总统卢泰愚的独特贡献。卢泰愚自称他的根在中国。他自1987年末就任韩国第13任总统起，一直谋求改善对华关系、实现韩中建交。他在汉城单独会见钱外长，是他刻意精心安排的活动。他说，韩中两国一海之隔，鸡犬之声相闻，自古有着友好往来。近几十年相互隔绝是不幸的。韩方真诚希望两国早日恢复关系，并愿为此作出努力。
